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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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了。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一只随时会倾倒的瓷瓶。她住在村东头那间低矮的土屋里，门前有一棵歪脖子枣树，结的枣子又小又涩，孩子们都不屑一顾去摘。
村里的人都叫她“三寸金莲”，带着几分戏谑和嘲讽。她听了也不气也不恼，只是抿着一张干瘪的嘴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她的小脚确实只有三寸来长，裹在自制的黑布鞋里，鞋尖上还绣着两朵已经褪色的梅花。
“裹脚那会儿，我才五岁。”她又坐在枣树下的石凳上，眯着眼睛回忆着，像祥林嫂的唠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皱纹纵横的脸上投下了斑驳的光影。
“我娘说，丫头，要想找个好婆家，就得裹脚。大户人家的小姐，哪个不是三寸金莲？”她说着，下意识地摸了又摸自己的脚，“那时候懂什么？只觉得疼，钻心地疼。”
裹脚是在一个阴冷的早晨开始的。她娘从箱底翻出一匹白布，用剪刀裁成三指宽的布条，在热水里浸了浸。她坐在炕沿，双脚泡在放了草药的热水中，直到皮肤发红发皱。
“娘说，忍着点，过了这关，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她伸出枯枝般的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先是大拇指留着，其余四个脚趾要硬生生掰到脚底下去。我哭啊，喊啊，娘也哭，可手上的劲儿一点没松。”
布条一层层缠上去，每缠一圈就收紧一分。起初，她还能感觉到血液在血管里奔突，后来就只剩下一片麻木的钝痛。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把脸埋在枕头里呜咽，生怕吵醒了熟睡的爹娘。
“一个月后拆开，脚已经变形了。”她苦笑着，“四个脚趾贴着脚心长在了一起，像一朵畸形的花苞。可娘说这还不够小，又裹上，这次更紧。”
如此反复几次，原本健康的脚掌被强行弯曲成弓形，脚背高高隆起，像一座小山丘。皮肉溃烂又愈合，愈合又溃烂，直到最后完全定型。那双脚从此再也无法舒展，走路时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前脚掌那一点上，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裹好了脚，我三个月没有下炕。”她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处的山峦，仿佛那里有她逝去的青春和年华。
十四岁那年，她嫁给了邻村一个木匠的儿子。出嫁那天，她穿着大红嫁衣，小脚上套着绣花鞋，被搀扶着坐进了花轿。轿子一颠一颠的，一簸一簸的，她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起伏着。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洞房里。”她忽然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叠在一起，“他掀开盖头，我低着头不敢看，就看见他的一双大脚，像两块门板似的。”
丈夫待她不错，虽然喝醉了也会骂人，但从不动手。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夭折了，只剩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儿子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却嫌她的小脚走路慢，干活不利索，把她安置在老屋里独自生活。
“现在想想，裹脚有什么用？”她摸着枣树粗糙的树皮，“我这一辈子，除了疼，什么都没换来。”
村里的小孩子们有时会跑来，好奇地盯着她的小脚看。她就拿出自己腌的酸枣给他们吃，一边讲古时候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却没人真正理解那双小脚所承载的苦难。
那年冬天特别冷，她病了，躺在床上发高烧。儿子请了郎中来看，郎中摇摇头说年纪大了，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人更瘦了，背更驼了，走路时摇晃得更厉害了。
春天来临时，她又坐在枣树下晒太阳。枣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她看着那些新芽，忽然对我说：“下辈子，我要生在大脚人家。”
有一天路过她家，门锁着，枣树的花落了一满地。邻居说她前天夜里走了，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儿子给她办了体面的丧事，还请人扎了一双纸糊的小鞋，说是让她在那边也能体体面面的。
我站在她曾经坐过的石凳旁，忽然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这双脚，困住了我一辈子。”
风吹过，枣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什么。一片叶子飘落，正好落在那张空荡荡的石凳上。
我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蝉鸣声吵得人心烦。她坐在枣树下纳鞋底，针线在她粗糙的手指间灵活地穿梭。我蹲在旁边看她干活，发现她的大拇指关节特别粗大，像是常年用力过度造成的。
“这双手啊，比脚还辛苦。”她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年轻时给人家洗衣服，冬天河水结冰，要用石头砸开。手冻得通红，裂开一道道口子，血珠子直往外冒。”
她告诉我，嫁过来第三年，婆家就败落了。丈夫的木匠活时有时无，她不得不去大户人家帮工。因为小脚走不快，天不亮就得出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不知摔过多少跟头。
“最怕下雨天，”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布鞋一湿，裹脚布就松了，走一步疼一步。有一次摔在泥里，半天爬不起来，最后还是路过的货郎把我扶回家的。”
她最骄傲的是儿子考上了县里的学堂。为了凑学费，她接了三户人家的洗衣活。每天蹲在河边，腰疼得直不起来，手指泡得发白起皱。冬天河水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关节渐渐变了形，像老树的瘤节。
“儿子拿着录取文书回来那天，我哭得比裹脚时还厉害。”她摩挲着枣树皮上的疤痕，“可惜啊，他后来嫌我丢人，从不在同学面前认我。”
我见过她的儿子，在县城当一个小职员，穿着体面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每月初一或十五会来看她，总是站在院子里说话，从不进屋。带来的点心用油纸包着，随便放在石凳上就走。
一年中秋，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她翻出珍藏多年的嫁衣，让我帮她梳头。那件大红嫁衣已经褪了色，袖口磨出了毛边。她小心翼翼地穿上，小脚套进了绣花鞋，扶着枣树站得笔直。
“这辈子就照这一回相。”她紧张地抿着嘴，眼睛却亮晶晶的。照片洗出来后，她看了又看，最后用布包好，塞在了枕头底下。
冬天她病重时，我去看过她。土屋里冷得像冰窖，她蜷缩在薄被里，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床头的煤油灯忽明忽暗，照着她枯瘦的脸。最让我心酸的是，即便在昏迷中，她的脚仍然保持着那个扭曲的姿势，仿佛连无意识时都无法挣脱束缚。
临终前那天傍晚，她突然清醒过来，让我帮她洗脚。我端来热水，小心翼翼地解开已经发黄的裹脚布。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脚背高高隆起，四个脚趾完全折向脚心，大脚趾孤零零地翘着，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感叹号。
“真丑，是不是？”她虚弱地笑着，“可它们陪我走了一辈子呢。”温热的水流冲刷着那些变形的关节，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
下葬那天，她的儿子哭得很伤心，把那双纸糊的小鞋端正地摆在棺材前头。我看着黄土一铲铲落下，忽然想起她常说的一句话：“女人啊，生来就是受苦的命。”
如今那棵歪脖子枣树还在，每年春天依旧在开花结果。只是再没有人坐在树下的石凳上，给孩子们讲那些古老的故事了。偶尔有风吹过，枣树叶沙沙作响，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那一个佝偻的身影，正颤巍巍地走向了夕阳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