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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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那是冬日里一个阴沉的下午，天色灰蒙蒙的，仿佛蒙了一层薄纱。我正蹲在门槛上啃着半块硬馒头，忽然闻到巷口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接着便是一阵孩童的欢呼声。我知道，那卖爆米花的老汉又来了。
老汉姓甚名谁，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每年冬日必来我们这穷巷两三回，挑一副担子，一头是黑乎乎的爆米花机，一头是装炭的麻袋和风箱。他身形佝偻，脸上皱纹纵横，活像晒干的老橘皮。一双眼睛却极亮，看人时仿佛能穿透皮肉，直看到你的骨子里去。他很少说话，来了便蹲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支起家伙什儿，默默地生火，烧炭。
我攥着母亲给的两毛钱，飞也似地奔去。到得树下，已有五六个孩子围在那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活像一群待哺的雏鸟。老汉见了我，也不招呼，只微微点头，便继续摇他那铁葫芦似的爆米花机。那机器通体黝黑，肚大颈细，架在小小的炭炉上，老汉一手摇柄，一手拉风箱，动作极其协调。
“小兔崽子们，退后些。”老汉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如在磨一张砂纸。我们连忙后退几步，却又不甘离得太远。只见老汉将爆米花机从火上移开，套上一个长长的布袋子，然后猛地一踩，“轰！”那声响简直要震破耳膜，白花花的爆米花喷涌而出，瞬间填满了布袋。一股甜香随之弥漫开来，钻进了每个人的鼻孔。
“我的！我的先爆！”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挤到最前面，手里攥着几枚硬币。老汉不紧不慢地接过钱，从布袋中舀出一瓢爆米花，倒进男孩撩起的衣襟里。男孩迫不及待地抓了一把塞进嘴里，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吐出来，两腮鼓得像一只青蛙。
轮到我时，我小心翼翼地将两毛钱递给老汉。他接过钱，在掌心掂了掂，忽然多舀了半瓢给我。我受宠若惊，正要道谢，却见他已转身去侍弄他的机器了。我将爆米花兜在衣襟里，一颗接一颗地往嘴里送。那米花刚出锅，热腾腾的，咬下去先是脆，继而化在舌尖上，甜中带着一丝焦香，比母亲在铁锅里用沙炒的好吃十倍。
渐渐地，树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孩子，还有几个妇人，拿着搪瓷碗或小布袋来买。老汉来者不拒，只管收钱、爆米、装货，动作机械而精准。偶尔有孩子没带够钱，他也不计较，照样给足分量。我曾见他把爆米花送给巷尾的孤寡老人张婆子，分文不取。张婆子推辞，他只说：“老太婆吃不了多少，拿着吧。”
那日我蹲在树下吃完了爆米花，仍舍不得走，看老汉继续工作。天色渐暗，炭火映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我发现他右手的食指短了一截，伤口早已愈合，留下了一个圆圆的疤。他注意到我的目光，也不遮掩，继续摇他的机器。
“大叔，您这手指……”我终究忍不住好奇地问。
老汉停下动作，看了看自己的手，淡淡地说道：“早年不小心让机器轧的。”说完便不再言语，仿佛那根缺失的手指与旁人无关。
后来从大人口中得知，老汉原是国营厂的工人，下岗后便以此为生。他妻子早逝，独子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出一个模糊的人生轮廓，却让我对那沉默的背影生出几分敬意。
冬日里，爆米花的香气成了我们这群穷孩子最大的慰藉。有时下雪，老汉照旧来，在雪地支起摊子。我们围着他，看雪花落在炭火上，瞬间化作白气。爆米花的热气与冬日的寒气在我们面前交织，形成一团团白雾，模糊了视线，却让那香气更加诱人。
记得有一回，巷子里的恶霸“三疤子”来寻衅滋事，说要收老汉的“地皮钱”“保护费”。老汉头也不抬，继续摇他的机器。三疤子恼了，一脚踢翻了炭炉。火星四溅，我们吓得四散而逃。却见老汉慢慢站起身，虽然佝偻，却比三疤子高出半个人头。他盯着三疤子，一言不发，眼神冷得像一块冰。三疤子竟被看得发毛，丢下一句狠话就溜了。老汉重新生起火，继续工作，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后来我上了中学，便很少见到老汉了。偶尔放假回家，听见那熟悉的“轰”炮声，还是会跑出去买一包。老汉见了我，会多抓一把米花，却依然话少。我曾想问他为何总是一个人，为何不跟儿子一起生活，却终究没有问出口。
那年初，雪来得特别早。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仿佛随时要砸到巷子里的瓦檐上。我放学回家时，雪粒子已经开始噼里啪啦地砸在青石板上。拐过巷口的酱油铺，突然看见槐树下蜷着个黑影，老汉居然在雪天里还出着摊。
他的蓑衣上积了薄薄一层雪，像撒了一层盐。爆米花机被特意架在背风处，炭火却比平日旺许多，火苗舔着铁葫芦的肚皮，映得他指节上的冻疮通红发亮。奇怪的是树下一个人都没有，往常这时候早该围满馋嘴的孩子了。
“大叔，这么冷的天还出来啊？”我跺着脚凑过去，棉鞋已经洇湿了前尖。
老汉抬头时，我看见他眉毛上结着细小的冰晶。“最后半袋炭，不用完该潮了。”他说话时呵出的白气与炭火的热气纠缠在一起，“你要不要？”
我摸了摸空荡荡的口袋，摇摇头。家里刚交了学费，母亲连买腌菜都要赊账。老汉却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帮我尝尝新调的糖浆。”展开油纸，里面竟是琥珀色的爆米花，每一粒都裹着晶莹的糖衣，在雪光里像碎金子似的发亮。
后来才知道，这是老汉琢磨的新花样。普通爆米花卖两毛，这种糖浆的要卖五毛。他让我保密，说要等春节时给孩子们一个惊喜。那天我兜着糖爆米花往家跑，雪地上留下一串欢快的脚印。拐角处撞见裹着破棉袄的春生，他爹瘫在床上半年多，娘在纺织厂三班倒。我分了他一大把，他吃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说比过年时亲戚送的芝麻糖还甜。
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老汉果然挑着担子来了。爆米花机旁边多了一个铜锅，熬着黏稠的糖浆，空气里弥漫着焦糖与桂花的香气。孩子们疯了一样围上来，硬币像雨点似的往老汉的搪瓷缸里跳。我注意到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靛蓝布衫，爆米花机也擦得锃亮，摇柄上还缠了红布条。
最热闹时，三疤子他娘搀着个瞎子过来。那是巷尾算命的陈瞎子，据说能通阴阳。老汉舀了满满一碗糖爆米花塞过去，陈瞎子却突然抓住他的手腕：“老哥，你这脉象……”话没说完就被鞭炮声淹没了。只见老汉猛地抽回手，糖浆勺子“当啷”一声掉进了铜锅里。
年关底下，老汉再没出现过。直到正月十五早上，张婆子慌慌张张敲开我的家门，说槐树下有一个人影坐了一宿。我们跑去时，雪已经埋到了老汉的腰际。他怀里紧紧抱着爆米花机的摇柄，身子冻得像一根老树桩。药铺里的先生说，是心口疼的旧疾犯了。
整理老汉的遗物时，人们在他贴身的夹袄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国营厂劳模站在毛主席像前领奖，右手食指还完好无损。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给小宝买自行车”，字迹已经被汗水洇开了花。
出殡那天，巷子里飘着雪。他儿子从南方赶回来，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在殡仪馆里对着爆米花机磕了三个响头。我们这些吃过老汉爆米花的孩子，凑钱买了一捆最贵的纸钱。春生不知从哪找来一包玉米粒，撒在坟头。雪落在那些金黄的颗粒上，像极了没来得及裹糖衣的爆米花。
开春后，老槐树抽新芽时，巷子里搬来一对卖麦芽糖的夫妇。男人也爱在树下支摊子，却总嫌孩子们太吵。有时我经过，会错觉看见老汉佝偻的背影。风箱声“呼哧呼哧”响着，可转头只有空荡荡的树影。
那年冬至回老家，发现巷子要拆迁了。工人们正在挖老槐树的根，铁锹突然“铿”地碰着什么。扒开泥土，竟是半截黑乎乎的爆米花机，铁葫芦肚子上还留着炭火烧灼的痕迹。我蹲下来摸了摸，指尖沾满铁锈，却仿佛还能感受到余温。
雪又下起来了。我站在废墟前，忽然听见记忆深处传来一声闷响，“轰！”无数白花花的爆米花在漫天飞雪中绽开，落在斑驳的砖墙上，落在断裂的房梁上，落在长满荒草的灶台上。每一粒都在说，那些贫穷却温暖的岁月，那些沉默而厚重的温柔，从来不曾真正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