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人事

三叔病故了。我冒着严寒，从几千里外的银川赶往故乡一一浙东的一个小城。

匆匆登上列车，我扭头望着窗外，手拢在袖管里枯坐着。五年前暑假回故乡，我还见过三叔，一个精力出奇旺壮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那年暑假，我受高中同学芦一笙之托回了趟故乡。芦一笙要在我父母居住的亚魁第里开爿酒家。亚魁第傍山建有三进院落，横直曲幽，布局灵活，错落有致。房屋的门楣上有木雕，墙壁上有石雕，院子里有鱼池、花坛。芦一笙瞄中古香古色的亚魁第开酒家，自有他商业上的盘算。听同学们说，芦一笙头脑活络，这些年，赚饱了钱。

亚魁第里的旧房子，木格子花窗煞是好看，但中看不中用，屋内光线暗淡。旧房子无卫生设施，每日清晨，一串人拎着马桶，踏着石阶走下坡去，到街上的公厕倒尿粪。根据各户面积大小，芦一笙用翻一番面积的商品房与之置换。堂侄小戟对我说起那天去新城看商品房时的情形，他说进屋吓一跳，木地板锃亮，一时间竟迈不开脚，怕踩脏地板。大玻璃窗明晃晃，看得见窗外树上麻雀的尖喙儿。小戟跑进卫生间，一按抽水马捅，水哗哗响，听着水声心里舒畅，忍不住又按了几回。众人屋里屋外旋了几圈，个个心里窃喜，捂着嘴，不敢笑出声来，放在肚里乐：天下有这等好事，走夜路拾到金元宝了。于是，都相互挤眉弄眼，摇头晃脑，笑芦一笙是个傻瓜。

亚魁第除三叔外，十四户人家纷纷争先签约，恐过了时辰就鸦飞雀散，好事没影了。拖了好些时日，三叔还是坚决不肯签约，芦一笙只好打电话，请我回故乡当说客。

事先做足了功课，我胸有成竹，把商品房和旧屋的优劣分析得头头是道，说燥了喉咙，三叔仍闷声不响。突然，三叔立起身，跺一脚，仰头朝天喝一声：“想一个人先富起来，做梦去吧！”三叔说完，背着手走出了亚魁第。

三叔家在亚魁第头进院东边，紧挨院门。他不签约，坏了芦一笙的好事，开不成酒家了。芦一笙只好作罢，放弃了这个项目。

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三叔的作为犯了众怒。亚魁第全体居民当面不敢说，背后闲话泼水，三叔八十多岁了，但人们还是忌他。三叔个子虽矮锉，但他力大赛牛。听邻居们传说，几个月前，一个外来的青壮后生走在花街上，不知怎地与三叔争吵起来。三叔弯下腰，一把掮起后生就跑，后生双脚在空中乱扑腾。三叔跑到街尽头才放下后生，气也不喘。后生脸刷白，一蓬烟跑没影了。

芦一笙开不成酒家了，三叔走路眼朝天，喉咙粗了，声儿糙了，站在头进院里说话，三进院里的人们听见了，以为是谁在骂街，急忙跑下来。那段日子里，三叔踏着石阶，绕着三进院落上下转圈，哼着老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嗨！有力量······

沉浸在对三叔的回忆中，列车什么时候开动的，什么时候驶离了城市，我也浑然不觉。车窗外掠过大片大片枯黃的田野，田野里空荡荡的，一群鸟雀飞飞落落。我从车窗外转回头，车厢里安静得像是无人乘坐。身旁的小伙子盯着笔记本电脑，头丝纹不动。对面两个女孩戴着耳塞，手握手机，摇头晃脑，嘴巴一张一合。我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年少离开家乡，三叔一生的事迹也只是些碎片，此刻也联成一片了。

明面上说，三叔的人生很简单，他一辈子只呆过一个单位。十八岁进清卫班当了掏粪工，拉着粪车，挨家挨户掏粪。后来，清卫班扩展成了环卫所，小城的下水道也建成了，不用掏粪了。背面上说，三叔的一生又很复杂，说不清，道不明。

花街北边是花楼民居群。花楼民居群位于妙山南麓，依山建有十几个四合院，五十来个小院，数百间房子。清康熙年间，陈体斋在此建宅，称花楼，至清中后期，陈氏后人修建或重建多处四合院，皆统称花楼。花楼之名取自《礼乐记篇》中，“乐者德之华也”之意，“华”与“花”同义，故得名花楼。

花街南边是一溜平房，屋后是绕城的雁溪。平房里的居民都是南山人，涉溪前来城里讨生活的。挑夫、石匠、黄包车夫、溪上的撑排人，都是些卖力气的贫苦人。南山林瘦土薄，养不活人，有民谣为证：有囡不嫁南山洋，番薯瓜菜当主粮。

花楼民居群的陈氏后人读书风气盛行，历代出账房先生和教书先生，县城店铺里，中小学堂里，有一大半先生姓陈。陈氏后代幼小启蒙，稍大些就送到学堂。平房里的孩子没书念，从小帮父母干活。街南街北的孩子从不杂缸，那天混杂到一块了，就是吵嘴打架。我爷爷是石匠，三叔十岁就拿着铁锤凿石头，膂力过人，打架时常冲上先。少年时，三叔就是花街上的孩子王。

三叔只比我大十岁，小时候常领我在花街玩耍，他没上过学，见着背书包的学生就骂：“烂肚肠。”我年幼不懂事，仰了脸看三叔。三叔说：“墨水喝多了，肚肠自然黑了，烂了。”自然，这是解放初期的情形，后来，均贫富，一半平房人住进了花楼民居群。花楼民居群和平房的孩子也就不分彼此了。我父亲三兄弟都搬进了亚魁第，和楼主陈朴碑住在一个院子里。

公元一九五七年，三叔十八岁，成为小城清卫班掏粪工才半年，一夜之间，就成为花街上的名人。

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这句流传了近半个世纪的谚语充分说明当年粪的金贵。全城各单位的粪便是清卫班管理的，清卫班每月给点粪钱。有一天，清卫班上县中掏粪，正掏着，校总务室主任出来阻止，说：“粪卖给城郊蔬菜生产队了，今后不用来掏粪了。”

事情本来很简单：总务主任想多卖点粪钱，为学校增加收入。清卫班想买些廉价粪，再转手给农村生产队，赚点外快。于是，总务主任和掏粪工人争执了起来，先口角，继而推搡拉扯。吵吵嚷嚷中，没上课的教师全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

三叔立在人前，使劲咳一声，“卜”地一口痰吐在前來劝阻的县中教导主任陈朴碑脸上。教师们愤怒了，黑鸦鸦围拢来。三叔见状，拿起粪勺，舀满粪水朝教师们泼去，清卫班其它几个工人纷纷学样，泼得众教师粪水淋漓。

后面的事情就复杂了。教师们先上教育局反映情况，要求严惩泼粪工人。教育局领导十分重视，派人到县政府交涉。县政府态度暧昧，泼粪者沒得到惩处。教师们就上街游行，反对官僚主义。时值上头号召大家向党谏言，大鸣大放，全县教师纷纷声援，有些学校还停课示威。

忽一日，风向变了。教师挨整，全县有几十名教师及声援者被划成右派。史称：县中泼粪事件。

三叔一战成名时，我才八岁，刚上小学，“泼粪事件”的具体情形自然是听长辈们口口相传的。但公元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三叔的神武表现则是我亲眼所见。那时，我己念初三。花街的群众组织上街游行时，三叔走在队伍的头里，双手托着竹根部盆粗的大旗竹桿。红旗被风卷得忽喇喇响，竹桿却纹丝不斜，引来一街欢呼声。当年县城巴掌大，就三条街，花街、衙前街、南北街。花街的大旗竹桿压倒了其它二条街。不久，三条街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造反兵团，推选三叔为总司令。

小时候，几个侄儿中，三叔只对我好。三婶包了扁食，滾了汤圆，捣了糍粑，三叔总偷偷招呼我到他屋里吃。长大后，三叔不待见我，缘由说简单也不简单。插队当知青时，每逢农闲季节，我就从农村回来，带着自己种的萝卜青菜，上右派陈朴碑家。他就住在亚魁第头进院的西厢房，和我家是贴隔壁邻居。陈朴碑毕业于燕京大学，当上右派后，被开除回家。逢集日，陈朴碑就走出亚魁第，在花街旁的通德门门楼下摆摊，以代写书信为生。

从小我就喜欢读书，上学时，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我上陈朴碑家，是跟他学习高中课文。人没背后眼，几年后恢复高考，读书又有用了。可当时我跟陈朴碑学文化，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喜欢课文里的意思。初中毕业就插队种田去了，插秧割稻，不须动脑，只要力气。力气常不够用，脑子却天天闲着，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好有一比：脊背痒，又挠不着，心里难受。

三叔每回看见我上陈朴碑家，就鼻孔嗤嗤响，手指戳着我鼻尖，说：“屁股别坐歪了，要站稳阶级立场。”

恢复高考后，陈朴碑家门庭若市。有点盼头的花街子弟都上陈朴碑家补课。屋子小，人多，就坐在廊下。西边廊下坐满了，就坐过东边廊下。陈朴碑走过来，走过去，勾着背，晃着头，逐一辅导学生们作业。

那些日子里，三叔常常坐在自家屋檐下，手里拿着一面铜锣，见到前来补课的花街子弟迈进宅院门槛，就“咣”地敲一下锣，拔长腔喊道：“牛鬼蛇神又出笼了。只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臭老九就翻不了天。”

我见状，夺过三叔手中的铜锣，扔到灶间的柴堆上。三叔凸着眼，脖颈上青筋粗暴，骂我是右派的孝子贤孙。

七八年，我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大学，亚魁第里的邻居拥上来道喜，纷纷说：出状元了，出状元了。三叔朝我翻一阵白眼，撇撇嘴，说：“没出息，出来当老师。”

这一年，考上大学、中专的花街子弟有八名，占全县考上的三分之一。那些日子里，亚魁第热闹非凡，考上学校的花街子弟领着父母，拎着猪蹄、鳗鲞等礼品，前来陈朴碑家谢师。

三叔家的门一直紧闭着。正值“秋老虎”逞威，有日，三婶熬不住热，敞开门透风。三叔大骂：“看戏文呀！”脚踢得门咣咣响，又哇哇叫，不小心踢崴了脚。

我和三叔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

一日夜里，我正在看书，三叔的儿子番薯敲开了门。番薯穿件西装，里边只一件白衬衣，他抱紧双臂，浑身簌簌发抖，牙齿咯咯响，说不上一句完整话来。南北气候差异大，时值初冬，银川已结冰，江南还是艳阳天。番薯没带衣服行李，神色慌张，他进了门，又扭转身，蛇着头朝门外张望了一会。

从番薯的叙述中，我晓得了事情的原委。八十年代初，番薯开办了一家塑料厂，赚了钱，造了新楼房。突然，风向变了，打击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黑工厂。小城里人心惶惶，私人工厂主被抓的一日比一日多，外出避难的也一日比一日多。番薯慌了，仓促出逃。

风一天比一天硬，雪一天比一天紧，寒冬来了。一日深夜，敲门声惊醒了我。慌忙起身开门，三叔跌进屋来，指着我大骂：“窝藏犯，把番薯交出来。”

三叔押解儿子回到了家乡，番薯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半年才放回家。小城人多数见不得隔壁邻舍比自己高一头，房屋比自家宽敞，衣裳比自己光鲜，都拍手称赞三叔大义灭亲。自然，这是后话。

列车载着我对三叔的回忆一路飞奔。下了火车，改乘汽车。汽车穿行在崇山峻岭间，几个时辰后，迎面扑来一团团火，桕子树叶染红了山野。过了这片桕子树林就到故乡了，我大学毕业后就在异乡教书，期间只回过两次故乡，心里难免情怯。

下了汽车，我乘出租车直奔花街。花街狭窄，只能步行。一路行来，见街两旁的屋檐下三五成群，坐着立着一摊摊人，大声议论着什么。听不清人们议论的内容，但他们嘴里不断冒出的“狗儿”两个字，让我明白了街坊邻居们是在议论三叔。三叔的大名花街人谁也记不得，平日里都叫他小名：狗儿。一路上，有几个认出我面孔的街坊，大声招呼：回来了。我朝他们弯弯腰，勾勾头，匆匆赶往亚魁第。

三叔的遗体停放在亚魁第头进院的堂屋里，望着三叔的遗容，想起三叔的晚年，我心里五味杂陈。

九十年代末，我暑假回过一次故乡，在亚魁第住了一个月。花街棋风盛行，街边屋檐下，十几步就摆一棋桌，俩人手谈，边上围一圈人。三叔已退休，闲来无事，就上街看人着围棋。见俩人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棋子，一黑一白，“啪啪”落在棋盘上，也不知谁赢谁输，觉得无趣，就晃着头走了。

花街边，随处可见三五老头老太坐在屋檐下喝茶闲话，三叔便瞅个空位坐下来。这年头，人们大都说得是花街某家某人发了，如何如何发的奇闻逸事。

三叔听了，脖胫青筋凸显，与人争论：“共同富裕，怎么就一小撮人富起来了？”

众人叽笑三叔是红眼病，说时代不同了，眼下是以贫富论英雄。

三叔见说不过众人，就抽身换个地儿坐，但每每如此，说不几句就与人拌嘴。三叔于是不再上街看人下棋，不再与老头老太喝茶闲话，闷在家里不出门。

一个夜晚，三叔光着膀子，手心托着大旗竹桿，突然出现在花街上，只是竹桿顶上没有了红旗。一街人全呆了，嘴巴啧啧响：六十出头了，劲道还散落落。赞过，又都前俯后仰哈哈笑，说：三叔癫了。

三叔托着大旗竹桿，每夜在花街上来来回回走。兴头一过，人们不觉新鲜了，没人再理会三叔。下围棋的专心盯着棋盘，连头也不抬，喝茶闲话的眉飞色舞说着话，连眼也不斜一下。三叔觉得无趣了，正值酷暑，天热得能焖熟鸡，也憋在屋里不出门了。

暑期临近结束，我回银川前，去和三叔告别。三叔坐在竹榻上，见我进屋，倏地躺下，动作奇快。接着“唉唉”地大声呻吟起来，呻吟声断断绝绝，间歇处像是在窥察我的反映。我心落回肚子里，三叔沒病，他得的是心病。

三叔的葬礼结束了，我就要回银川了。夜里，我来到了花街上，想再看一眼这条陪伴自己长大的小街。

天薄纸亮，是小城的灯火映的。风紧了，雪粒子直往胫脖钻，我头缩进肩窝里。雪粒子飘洒着，青石板街半白了，脚踩上去吱吱叫。江南的小城老是这样，不飘雪花，光落雪粒子。前面的街堵实了，黑鸦鸦一片人，人们糙着喉咙大呼小叫。

我走上前，看清了是一帮人在争吵，看热闹的人群涌过来涌过去。这帮人吵着吵着就推搡起来，说不过的就抡起拳头塞过去，打不过的就泼命喊。

我在人群后立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这帮人争吵的原因。花街人对三叔的评价截然不同，有人叽笑三叔，有人夸奖三叔。于是两派人争论了起来，吵嘴，推搡，直至斗殴。

我站在街边屋檐下，望着雪粒子绕着街灯飞窜，默默地想：三叔死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应该也不会重新到来了。

初稿于2021年5月6日

修改于2025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