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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冬，是我高中毕业投身生产队劳动的第三个年头，彼时我正在岐山县高中西侧围墙的修缮工地上充当小工。犹记得大约十月份时，学校的氛围悄然生变，往昔课间与吃饭时分，那些到工地旁凑热闹的身影消失不见。偶有老师现身，也是神色神秘，三两成群，低声私语，仿若藏着什么重大秘密。直到一天清晨，学校大喇叭里的新闻联播骤然播出国家恢复考试的消息，那一刻，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平淡的生活，我毅然决然地回家报考，投身紧张的复习之中。
考试定在12月8日，设有大学和中专两种报考类别。权衡之下，我选择了中专，考试科目为政语和数学两门。
回想当年复习，着实艰难。没有明确的范围，没有方向指引，没有复习资料，更无人指导，那种感觉，就如同置身黑暗房间，盲目摸索，无助又迷茫。离家十五里的益点中学在公社大戏台举办公开辅导，场面极其热闹，台上人多得似乎随时都会坍塌。我在台下，什么都看不见，只勉强听到几句“大脚穿大鞋，小脚穿小鞋”，便无奈回家，从此再未外出听课，只能依靠自己闭门复习。
村子里和我一同报考中专的有七八人，在这些人中，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在枣林公社中学上学时，我的成绩十分优异。我的作文曾被刻印传阅，当作范文供同学们学习。记得刻板的老师将我的姓名“王明旦”中“明”字写得过于狂草，同学们竟误认成“成”字，那段时间，好多同学都叫我“王成旦”。当时，王海进同学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典型，同学们私底下常常议论“王海进的思想，王成旦的文章”，这些都是后来我才知晓的趣事。在数理化方面，我同样表现出色，作业很少出错，考试常常满分。有一次物理考试，题目要求六道题中选做五道，每题20分，满分100分。我满怀信心，将六道题全部完成，可惜一道题的最后一步，我粗心地忘了一个小数点，把答案3.7写成了37。阅卷老师发现后，用红笔补上一个大大的小数点，还破格给我打了120分，并把我的答卷张贴在校园小黑板上展示，在学校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考前复习那段日子，我俨然成了队上七八个考生的小老师。大家遇到不会的问题，都会来找我探讨。就拿数学中的因式分解来说，这让许多人都头疼不已。幸运的是，我在从宝鸡无线电厂退职的老兄带回家的书堆里，翻出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因式分解小册子。如获至宝的我，经过几天潜心研究，不仅掌握了因式分解的基本方法，还了解到拆项添项法这样的高阶技巧。我毫无保留地将所学与大家交流分享，基本能解决大家复习中遇到的难题，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肯定与喜爱。
我们几个都是七四到七六届高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村里人都叫我们“回乡知识青年”。历经几年的劳动磨砺，我们早已从青涩的学生，转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农村度过一生，似乎成了无法改变的命运。高考制度的恢复，就像一道曙光，让我们看到了走出农村的希望，大家都跃跃欲试。我家在队上是最贫困的一户，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对我而言无比珍贵，所以我复习格外努力。在家复习的几十天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我几乎时刻都在看书学习。为了学好政治，上高中的堂弟给我买了一本他们复习用的资料，上面有120个题，我狠下功夫，三个凌晨3点就起床背诵，硬是将这些题目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一次，在眉县八二零厂的远方叔叔回家，他带来一本油印的历年真题汇编，里面收录了解放以来的几十套数学高考题。我如饥似渴，一天一夜没合眼，虽有些内容似懂非懂，但还是认真翻看了一遍。
考试前一天下午，我们一伙人结伴步行三十里路，前往考场所在地蔡家坡中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气氛格外压抑。因为对于第二天的考试，谁也不敢说自己准备充分了，那种复杂又忐忑的心情，难以用言语表达。复习期间，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复习哪些内容，我们甚至不清楚中专和大学考试内容的差异。手头仅有的，就是初中高中的课本，还不齐全，只能互相借着看。有人从亲戚那里好不容易拿到一本自学丛书《平面几何》，大家都视为珍宝，轮流传阅。那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能找到的相关书本通读一遍，至于复习的内容是否会考，根本无暇顾及。大家还会针对问题展开讨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而我总能在讨论中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复习得最好，这也让我愈发信心满满。
我记得我的考场在蔡家坡中学西面第一排东头的第二个教室。当年考试不是单人单桌，我的座位在后面挨着门的桌子上，是那个不靠门的位置。熟悉完考场，天色渐晚，我和参加考试的小爸拉奎一起，到他哥工作的地方凑合一晚。床很窄，天气又冷，我几乎没怎么睡好，但第二天早上，我还是满怀期待，心情愉快地奔赴考场，以为迎接我的会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却没想到，一场意外正悄然降临。
第一场考试开始，意外就接踵而至。老师发下考卷，上面竟没有试题，原来试题要由老师抄在黑板上。这对我这个近视眼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黑板上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清。这个问题在1973年高中入学考试时就曾困扰过我，那次第一场考试我几乎没做什么题，好在第二场考试前，带队老师找到考区主任，在主任的特别安排下，后面三场考试我都拿到了考试副题，才幸运地考上高中。可这次，我坐在最后一排，情况比上次糟糕得多。我心急如焚，大胆地起立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满心期待能拿到考试副题，老师让我稍等。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另一个老师拿着另一份试题核对。看着其他同学开始答题，我的心越来越慌乱。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就在一个老师拿着考题向我走来时，意外再次发生。第二排的一个同学突然站起来，说他也看不清，老师随手就把考题给了他。我还心存一丝希望，想着还有一份考题，老师总会给我的。然而，老师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讲桌搬到靠墙的位置，让我坐在上面答题。但这个位置角度太偏，反光严重，黑板上的字迹依旧模模糊糊，我拼命辨认，却还是难以看清。无奈之下，我也没有再争取，在痛苦与焦虑中，勉强完成了第一场考试。至于考了些什么，后来我几乎毫无印象。这场本该是我最为自信和骄傲的数学科考试，就这样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方式结束，那一幕幕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让我终生难忘。
下午考政语，吃饭前后，其他考生都在抓紧看书复习，而我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一个人躲到没人的角落，默默流了一会儿眼泪。平复心情后，我还是硬着头皮走进考场。语文考题是一篇作文，题目是《记对我教育意义最深的一件事》。这个题目在复习期间就已流传开来，我也提前写好背熟，可当时心情太过杂乱，根本没能完整写全。政治考试只有两个题，一个是为什么英雄史观是反动的，第二个是应该继承发扬党的哪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背得滚瓜烂熟的120个政治问题里，偏偏没有这两道题，那一刻，我满心无奈，却又无能为力。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中专考试，国家有明确的考试范围和复习大纲，只是我们消息闭塞，一无所知。就拿政治来说，堂弟给我的资料是高中高考用的，而我参加的是中专考试，只考初中内容。所以我辛苦背诵的那些政治复习资料，根本派不上用场。
大约二十多天后，考试结果公布，队上有两个人上了预选线，而我却名落孙山。乡亲们议论纷纷，我只能默默忍受，个中缘由，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在当时的农村，近视眼会被认为是身体有缺陷，不仅上学可能受影响，在生产队劳动也会遭人嫌弃。
对于这个结果，我的内心充满不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复思考。我想，如果我不是近视眼，如果我的座位能在一二排中间，如果监考老师给我拿题时前面没人站起来，如果两个监考老师能及时把另一份考题拿给我……那么，我的考试结果肯定截然不同。我坚信自己有这个实力，队上有人能预选上，说明考试并非高不可攀；我对自己的学习基础也很清楚，一直以来都还算不错。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我没有放弃，连续考了三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凤翔师范，成功实现了走出农村的人生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