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乐“论浅说（文艺理论）

墨子从他的政治主张出发，根据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总结，提出了"非乐"的文艺论点。"非乐"论是他的文艺思想的集中表现。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当然不要妄加评述，科学的办法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以便剔除糟粕，达到吸取其合理内核的目的。

为什么墨子提出"非乐"论呢？这在《非乐》篇中可以寻到解答。

"非乐"的意思就是不要音乐，排斥音乐。其时，这个"乐"字也是文艺，即是说审美艺术的代表。墨子之所以提出"非乐"，是因为他认为"乐"无用。五公贵族等上层统治阶级爱好音乐，就必然要加重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搜刮百姓财产，用来置办乐器设备，建造奏乐的居室。墨子说，古代圣贤帝王造"舟车"都是有用的，而音乐却无用。音乐非但无用，还会浪费财产和劳动（因为演奏音乐需要人员），也就必然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农桑大业，这岂不是为害无穷吗？

这是墨子"非乐"的第一条理由。

其次，墨子以为一个国家如果提倡了音乐就会使各阶层的人忘了自己的工作，从而给这个国家带来祸乱。他说："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按照他的逻辑，如果大家都去听音乐，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都要垮掉。

再次，社会上大国侵略小国，贵族阶级压迫贱民阶级，强者欺凌弱者，这些令人愤慨的现象靠音乐也是解决不了的。墨子写道："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焉，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竽，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而得治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不仅如此，设若没有经济实力和政治的开明，再繁荣的音乐也不能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种"民之巨患"。墨子从反面说明要使国泰民安，必须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财富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事业是有启示的。

联系墨子所处时代的生产关系及其它一切社会关系来看墨子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他提出"非乐"论的动机是好的。他的非乐论也主要是针对儒家所提出的礼乐制度而发的。他常常把礼和乐相提并论，既反对“厚葬久丧、繁文缛节”的礼，也反对“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乐。墨子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角度来衡量文艺，以能否解决百姓的"三患"来测定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之一部分的文艺的作用，这都是积极的，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墨子没有能够看到生产力发展起来后，完全可能而且绝对应该使音乐为人民发挥作用，起到陶冶性情，培养优美人性，乃至于创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的作用，这样的局限以及他本身阶级和地位的缘故，使他终于作出根本否定音乐及其他一切文学艺术的结论。

墨子提出"非乐"，却没有否认音乐有艺术美，否认艺术（音乐）有娱乐的作用。他写道："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不美也。"只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甚至尚未得到起码的保证，发展音乐就成了一种负担。如果说，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也做些我们现在称为诗、乐、舞的喊叫和动作，那只不过是劳动时的某种附和，它也只不过是更高档次的劳动号子，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艺术，更不是为了审美或者欣赏的需要而进行创作，最多只能够称得上是艺术的萌芽。实际上，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生活而作的，都是具有实际作用的。普列汉诺夫说："劳动先于艺术，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上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他们。"由此可知，"非乐"的提出不是没有原因的。

与之相适应，墨子提出了"先质而后文"的理论。墨子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民之三患，即所谓"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布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这种思想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个观点也是相近的。恩格斯曾这样说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学习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并因之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具有方法论的启发作用的。

毋庸置疑，墨子的思想不够完整，缺乏统一性。在他保留下来的著作中，也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上述所谈的文艺观中，他也有与之相矛盾的观点。如他谈非乐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却又把它归结到狭隘的功利；有时把音乐同国家的治和富对立起来，这又与"先质而后文"的观点发生了矛盾。我们说这当然值得注意——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墨子思想中有历史意义的东西。不过，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矛盾是有其复杂原因的，概括起来大约有两点：

首先，起因于墨子思想内部存在着的矛盾。墨子本人不参加生产劳动，属于"士"的阶层，但从思想上来说，他又是"农与工肆之人"的政治代表。因之，他的学说一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而这一切都是由生活决定的。由于墨子处于一个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生活异常复杂，反映到思想领域中也就变得错综复杂了。物质决定意识，作为"士"的墨子的世界观自然也会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不断杨弃旧的东西，吸收新的养分，因此前后的观点就不免产生矛盾，达不到和谐的统一。

其次，总观墨子的著作，有许多都无法确定是否墨子的手笔，其间夹杂的后人伪作自然不可与墨子思想观点同日而语。这样出现与墨子原来的观点相矛盾的观点是不足为怪的，而这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总之，正如恩格斯说，对于一个古代的作家，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应当采取历史的观点。重要的不是去责备他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因为这样已经成为历史，而是要对他作出科学的说明，说明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我们对墨子及其非乐论的文艺观也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而不是以现代的社会观点和标准来评价。由此可知，墨子的"非乐"论虽然不可取，但它含有合理的内核，有其历史的进步性。我们在写文艺学术史时，完全应当给它以色调明丽的一页，以保留它一定的历史地位。

该文发表于《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期）（1987年3月出版）。据知网，该文系改革开放后文坛第一篇讨论墨子“非乐”的文章，被下载135次，长期居于搜索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