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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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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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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重 ——读莫言作品《蛙》

一口气读完了莫言的作品《蛙》,让人心情倍感沉重,正如莫言所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作品以四部长篇叙事故事和一部九幕话剧组成,以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叙事背景,以从事妇产科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身为剧作家的我——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回信进行讲述,在历史脉络的徐徐展开中,将一幕幕人间悲欢离合、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每一处都是血与泪的交织,无不让人心头一颤,思索不已。

姑姑是一位现代的“接生婆”,从医五十年,从她手中接生的孩子有9883个,是她改变了农村人传统的接生方式,是她用现代医学拯救了一个又一个产妇和婴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过姑姑神奇的双手来到世界,每一声婴儿的啼哭都是对姑姑伟大医术的美好赞歌。姑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的女儿,一位地主的孩子,虽然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严酷,但在姑姑眼里,新生命的出现带来的是纯粹和喜悦,当姑姑将婴儿从产道拖出来的那一刻,什么阶级和斗争都抛之脑后,孩子没有选择阶级的权利,姑姑是位纯粹的“接生婆”,生命为重,想不了别的。

姑姑又是一位热衷计划生育事业的工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计划生育高潮掀起后,经姑姑双手做掉的婴儿有2800个,有的刚刚发现怀孕,有的已经怀孕五个月,有的七个月,有的为了延续香火生个男孩,不惜东躲西藏,从陆上到水上,从地上到地下。然而,用姑姑的话说,只要没出了“锅门”,就是一块肉,该刮就刮,该流就流。主人公蝌蚪的妻子王仁美在做流产时死去,只因为二胎与一胎间隔时间太短的王胆,在躲避计划生育抓捕中早产大出血死去,姑姑也因此在村里的威信日渐下降,人们指责姑姑,管天管地,还能管老百姓生孩子?可是,姑姑明白国家制定了政策,就要有人去执行,她就是那个坚定的执行者,姑姑所在的乡镇没有一例超生人员,哪怕自己的侄媳妇,也要坚决落实国家政策,国策为大,这也不容许你有私情。

姑姑从一位受人尊敬的“送子娘娘”转变为人人避而远之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她拆门、推墙、翻屋、挖洞,掘地三尺也要把超生的人找出来,不做掉多出来的孩子誓不罢休。从迎接生命的到来,到处理掉一个未知的生命,无论面对生还是面对死,姑姑都是坚定的维护者,坚决的执行者。当谈到姑姑终生未育时,她认为这正是一种报应。

蛙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个概念,作者赋予“蛙”诸多的象征意义,蛙每次都产子无数,其强大的生殖能力是生育和繁衍的象征;蛙,又与“娲”同音,古代神话女娲造人,人类的初始,也使它成为生命起源和繁衍的象征;蛙,又与“娃”音近,成了孩子的象征。姑姑害怕牛蛙,在一次醉酒回家途中,姑姑被牛蛙追赶,让她狼狈不堪,这似乎更加验证了这是一种报应的假说。从生到死,从迎接到送行,这番矛盾变换交织在现实,更萦绕在姑姑心头,她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被深深的陷入了道德的樊笼中。姑姑在那次追赶的慌乱中投入了一位泥人大师的怀抱,在晚年嫁给了这位泥人大师,在捏泥人中度过余生,屋中摆放的2800个泥娃娃,既是忏悔,也是在赎罪。

在最后一部叙事中,现代化的牛蛙公司,偷偷干着“代孕”的生意,无数替人生育的女子,就如放入池中的“撒子”的牛蛙,生育的神圣和伟大竟被如此亵渎,姑姑为了帮助待产的“牛蛙”陈眉生产,也参与其中,扮演了“助纣为虐”的形象。

孕育生命是庄严而神圣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就如同作品中引述日内瓦宣言的话:我们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反思和赎罪充斥着作品中人物成长的每一个阶段,蝌蚪在给杉谷义人的回信中写到: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干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反思不仅在作品的人物心中,也在每一个读者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母体中孕育,在时代中成长,每一个个体构成了这个时代,时代的发展又推动了个体的成长,个体与时代总是在对抗与统一中向前,在矛盾与融合中推动人类的进步,就如同作者莫言所说,写的看似是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

生命之重,值得每个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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