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说话

从小父母就告诉我要学会说话，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农村人际关系简单，一个村里住的人除了亲属，还是亲属，真亲属要交流，不是亲属，也都能算上辈分，还得交流，这就又变得复杂了。小时候最苦恼的就是来的客人怎么称呼，因为来的客人，你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叫大叔还是叫大爷，叫姨夫还是叫姑父，叫老婶还是叫老姨，有的年龄虽大，可能和父母同龄，但辈分小，也许叫大哥就够了，有的年龄小，但辈分大，叫老弟就差辈了，总之很复杂。开口打招呼就要叫出称谓，辈分叫错了就会尴尬，没有开头的称呼，往下说什么都难以进行，所以，知道的人，我叫他，不知道的人，我就躲得远远的，直到父母告诉我应该叫什么，我才会打声招呼。

打完招呼，还能说什么成了第二件苦恼的事，因为我不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是我不懂他是干什么的，虽然都是在农村种地，可我在学校上学，不知道来的人种的是玉米还是大豆，今年种了多少亩地，收成怎么样？除了种地，家里还养了什么？猪？或者牛，或者羊？再往下衍生，与这个人有关的家里人都在干什么，有几个孩子？有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他们上学了吗？学习好不好？……问题太多了，我从哪问起呢？第一个问题我就不懂，更不懂如何往下发问，我只关心家里过年有没有买鞭炮，寒假的作业写了多少，邻居家的大军和小黑，我的好伙伴又在玩什么。

于是坐在炕上，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大人说话，什么话头我也插不进去，只有对方问到我时，我才会回答。每次来的客人走后，父母总会训斥我一番，批评我不懂得和来的客人说话，也不知道去倒茶水，客人走了也不知道去送一下，去送也不知道说话……如此云云。于是，再有客人到来，我开始打完招呼，坐下来便盯着茶壶和茶杯，看到客人杯子里少了茶水，马上续上，一杯接一杯，并附上一句客套话，“您喝茶”，从此依然无下文，直到客人离开，送到门口，再附上一句客套话，“您有空再来”。一整套完整的流程结束，我也如释重负，也很期待父母给出满意的评价，但往往并非如此，多数还是会招来父母的一番说教，怎么不懂得和客人唠嗑，问问家里情况，说说今年收成，也不能总倒茶水……如此云云。

小时候我总是苦恼于自己不会说话，不懂说话，不懂和人交流，看见大人们在那里侃侃而谈，我也很好奇他们为什么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就像我与邻居大军和小黑在一起一样，也是有说不完的话。而学会说话成了父母对我主要的思想灌输，在他们眼里信奉能做的不如能说的，“好马长在腿上，好人长在嘴上”成了他们与人交流的基本价值观，可父母越是如此说教，我越是逆反，会说话成了难题，以至于我从不会说话变成了不说话，从原先还能按照流程走一遍，变成了用微笑代替一切基本环节，见到客人微笑，倒茶水微笑，送走客人微笑，全程无语。而客人走后的说教更加频繁，父母还是一番训斥，有时加量，有时又像例行公事，我也是微笑听完，相安无事，一切依旧。

从此我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不但对来的客人不再说话，就是在家里也不再和父母说话，闭塞在自己的空间，一个只能包裹住自己的空间里，我放弃了学会说话，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父母也放弃了对我的改造，除了晚饭前母亲喊我名字回去吃饭，其他的话不再对我说。这也让我变得更加轻松起来，没有了说话的压力，也不再在乎别人对自己是否会说话的评价，我对每一次的交流都不再是“躲过了一劫”。以前，不说就是问题，现在，说还是不说，都不再是问题。

我有时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为什么在别人眼里看来很简单的交流，在我这却成了难题，张口说话比驾驶飞机还要难，直到我在高中的作文竞赛获得一等奖，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会说话的方式不同罢了，也许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效果未必不好，只是一种有声，一种无声，但无声胜有声，在交流的世界里，后者更有力度。

我又开始会说话是在大学时期，是在大学的热恋时期。她叫吴华，是院学生会主席，经常会主持一些大型活动，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像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一样，高喊自己的主张，表达出对人或事的评价，讲的精彩绝伦，台下掌声不断，同学们无不敬佩不已，加之成绩优异，常常是全系第一，人又长得漂亮，使得她成了同学们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对象。而我是大学文学社的成员，经常在校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这也引起了她的关注。

“没想到你不怎么爱说话，文章竟写的如此之好。”

我客气的回应她，“和你比不了，你是表达上的精英。”

“但是，你更有内秀。”

“算不得什么，耍耍笔杆子而已。”

“文以载道，文字就是思想的映射，你的文学评论很有深度，也让我爱上了阅读。”

“谢谢你的认可，推荐你一本书，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读完一起交流。”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话，也许是聊到文学，让我兴奋，也许是得到认可，而进行的一种情感抒发。就这样在阅读中我和她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对文学的探讨也越发深入，我写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她成了我所有文章的第一读者，有时她在学校演讲时，也会引用我文章中的话进行佐证，我也会对她的演讲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帮助她修改文稿。

以文会友，成了以文促爱，我们在大四确定了恋爱关系。

除了探讨文学，热恋中的情侣少不了一些私语热聊，从文学到演讲，从课上到课下，从食堂到寝室，从书本到热汤面，什么都值得聊，什么都聊不完，我变得如此健谈，有时她想插上一句话都难。

“吃个面包，堵上你的嘴”，她拿起面包给我吃。

我还想说，她又说，“食不言，寝不语。”

我嘟嘟囔囔又要说话，她给我喝上一杯水。

“该我说了，人家憋半天了。”

她趁我喝水，讲起了寝室的趣事。

热恋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在“家长理短”的聊天中结束了我们的大学生活。毕业后我们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城市，成为中学教师，工作在不同的学校，一个在城市东面，一个在城市西面，中间一条城市的母亲河隔断，家就落在了河边。每天早上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奔赴不同学校，晚上一个朝西，一个朝东，向家中汇聚。白天在课堂上向学生教授知识，晚上回来一起做饭，聊的还是“家长理短”，从学校到家庭，从学生到自己的孩子，从学校的午饭到家里的晚饭，从东聊到西，从西聊到东，生活琐碎而枯燥，一切按部就班，好似安排好的程序在自动上演，从春到冬，从夏到秋，从未改变。

慢慢的我又不会说话了，每天回到家，除了学校还是学校，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孩子还是孩子，除了吃饭还是吃饭。生活在重复中变得越发单调，同一的场景已经不需要表达，即便表达也是由一堆话，变成一句话，再变成一个词，再到没有话，一个语气词或者一个表情包就够了：一个带问号的表情，一个OK的手势，一个“嗯”，能简化的都简化了，能不说的都不说了，有一部手机，一切交流都没有障碍，生活依旧。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吴华，我的妻子，大学的热恋，也不会说话了，从以前和我无话不说，到现在无话交流，转变的如此顺理成章，一切水到渠成，似乎到了应该到的阶段就应该这样，每天下班后，她说的最多的就是，做饭，接孩子，明天的早饭，循环往复。其余时间，她就像待机一般，不去触碰就不会再开机，而手里真正的手机却从未待机，她捧在手里，要么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断的接打来自学生家长的电话，要么躺在床上，回复来自不同人的消息，一会严肃，一会笑容满面，不满意的信息，还要撤回重发。

我也是如此，和吴华一样，每天重复相同的话语，拿着手机回复不同人的消息，偶尔放下手机，在文字创作中去和人物对话，有时为了给自己提供更多灵感，我会回到农村去找一找创作的素材，关掉手机，让自己进入另一个世界，那么寂静，又那么喧嚣。村西的河水、村头的大榆树、小学的教室、房前的菜园和大黄狗、晨起鸣叫的大公鸡、草甸子上的牛羊，一切的一切都等着我来倾听，在向我讲述一个似曾相识的生活，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我也想对着这一切，讲一讲我这四十多年的过往，可我还没有学会说话，又不知从何处开头去讲述这一切的一切。伸手打开手机，没有一条信息进入，另一个世界依旧无比安静。

在农村，我遇到了小时候的玩伴大军和小黑，他们留在了农村种地，人比我显得苍老许多，他们会夸我长得年轻，人又白，也会问我城里的生活，我会客气和他们打打招呼，问问生活的状况，全然没了小时候玩耍的热络，他们不说，我又不知道再从何处谈起他们的生活，还是如小时候一样，说话不知从哪开头，会从哪说起，因为彼此生活不在一个赛道，话聊不多，就客气的摆手各自走开。

和大军小黑告别，我沿着村路往家走，早年的土路早已变成了水泥路，远处家中老屋上冒起袅袅炊烟，传来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