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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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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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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断想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想必,很多国人都读过。鲁迅先生借助他的那只“神笔”,通过小说《阿Q正传》,有力的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腐败等社会现象,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病态。《阿Q正传》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受旧社会沉重压迫而精神被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阿Q精神已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

一、关于未庄

未庄,鲁迅生活的年代里比较典型的江南水乡一个普通农村。是鲁迅先生依据现实虚构出来为阿Q设定的生存环境,用以放置人物,提供其活动空间,就像鲁迅笔下多篇小说里提到的鲁镇,也为祥林嫂为孔乙己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一样。在《阿Q正传》的“城与乡”的空间互动中,未庄承担了“乡”的一极,是一片充塞着麻木蒙昧的混浊天地。未庄作为“行为的地点”参与了《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更以其鲜明的等级性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良好的社会有一个较好的行为规范。行为规范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好恶、价值判断,而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标准或原则,由于行为规范是建立在维护社会秩序理念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全体成员具有引导、规范和约束的作用。

未庄的社会,缺乏一个公平正义透明的行为规范。秉承着鲁迅先生一贯的国民性批判,我们看到的是未庄是一个“强吃弱,大压小”的地方,一个冷漠无爱的地方。在小说中,《阿Q正传》里阿Q的活动空间既有乡村也有城镇,它是一种“城与乡”的空间互动,未庄承担了这种互动格局中“乡”的一极。未庄不仅作为"行为的地点"参与了《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更以其鲜明的等级性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但未庄的社会却是麻木蒙昧的混浊天地。从《阿Q正传》主要揭示中国人落后的国民劣根性来看,未庄将被置于比“城”更重要的地位,因为代表国民劣根性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未庄已经塑造完成,或者说已经得到充分表现。而与“城”相关的部分(全文只有第九章是正面写“城”)则是阿Q在未庄生活的延伸,鲁迅的目的是要表现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即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这与前一个主题相比,地位次要一些。因此,未庄在《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中也相应地处在更重要的地位。它促使包括阿Q在内的未庄人展开各种行动,是《阿Q正传》的叙事动力和核心,它因此也成为鲁迅小说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乡村空间。

阿Q在未庄活动的具体空间有酒店、赵太爷家、街上、戏台下、土谷祠、静修庵、钱府的院子里等,我们把这些地方连起来,就基本上可以画出他在未庄的人生轨迹。而且,这些不同的空间,可以使阿Q遇到不同的人,从而形成不同的情节,最终在小说里出现不同的场景。由于未庄社会行为规范混浊,不是社会认可和人们普遍接受的具有一般约束力的行为标准,没有思想内涵,其是非标准取决于“口含天宪”的人们而没有清晰的准则,它的价值受制于无端的变迁而不看重精神底蕴。规矩、标准和体系也是模糊不清,随意变更,它们要随着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心思而晃动,也是靠不住的。未庄之所以是一个“行动着的地点”,在于它拥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维度,这个社会的维度是可悲的,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维度才决定了发生在这一空间里的事情的“存在方式”。有阿Q在酒店里喝酒与人笑谈的场景,有他在赵家挨打的场景,有在街上被闲人打的场景,有他在戏台下赌钱的场景,有在墙根下和王胡比捉虱子的场景,有他在酒店门口调笑小尼姑的场景……这些故事的发生,表现出人们懵然茫然地被不清晰的准则拘禁着、支配着,无力、也无法把握其形态,了解其意义,只能追随在“大人”们的后面,跟着感觉走。因而当规矩、标准等这些东西被出于私利或好恶随意更改后,人们仍然无知无觉,仍然被那莫名其妙的更改牵着鼻子,摁着脑袋迷迷糊糊地供奉着规矩,议论着是非,判断着价值。这样的社会环境,阿Q既不懂得去揣摩赵太爷的心思,又不安分于勤劳,还有一点心存侥幸的不正常行为,不免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反常和出格现象。当初纯朴的阿Q,在未庄这个一片充塞着麻木蒙昧的混浊天地里生存,被那些手中握有社会资源和公权的阿Q欺凌,草菅人命的事在未庄常有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关于阿Q

阿Q还沉睡在背景之中,也还没有给予姓名。他无知,迂腐,麻木,挣扎在反动势力的魔爪之下不能自拔。鲁迅先生他仿佛从传说中发掘实际人物一样。用考证学的方法描绘阿Q这个人物的轮廓。就在那样的社会中,那样的环境下,阿Q有他绝妙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的本领。从而一次次地把阿Q从失败转为成功, 从痛苦转为欢欣,从耻辱变为光荣。这就是阿Q君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最普遍的有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是以过去胜人;其二是 以谩骂胜人;其三是以联想胜人;其四是以自欺胜人;其五是 以欺负弱者胜人。

阿Q生活在叫做“未庄”的农村,连姓氏和身份都不清楚,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作者把这样一幅阿Q的素描留给大家之后,就退场了。第二章开始,为了设置阿Q活动的舞台,作者只是时常露一下脸,并没有浮现表面。阿Q的精神世界,混浊于清醒和盲目之间。也即阿Q有时候是清醒的,有时候又是盲目的。阿Q看到别人捉虱子,身上也条件反射似的不舒服起来,并为在衣服上捉到的虱子少而恼怒起来,最终引来一场没有理由的被打。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阿Q,一贫如洗,无家无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只给人家做短工,平日只要吃饱了肚子,有几文钱,便神气活现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生活满足得很。后来在他“中兴”之后,更是满足、神气非常“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阿Q不仅在生活上十分满足和得意;在精神上,也有其满足和沾沾自喜之处。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阿Q得意于自己“先前阔”,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加以他“进了几回城”,自恃“见识高”,便更自负。他讥笑未庄人是“多么可笑的乡下人”,竟不知城里的煎鱼和条凳,打麻将的手艺也远不及城里人。然而一面又鄙薄城里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不用葱叶而用葱丝,他认为“这是错的,可笑。”这样,阿Q又在精神上获得了满足。

阿Q一生没有女人,不曾想而立之年却动了念头,看到别的男人有女人,整日里忿忿然内心不平。他也想找个女人过日子。但是恋爱却是他自己的一厢之愿,招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一顿竹杠加身、以及地堡的讹诈。仅有的一丁点随身物品被敲诈了,他还没有忘了喝黄酒,真个是长不了耳性,无药可救。在这种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下,阿Q处于可怜的境地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他身上最明显的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便是精神胜利法和奴隶根性。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阿Q就是这样一个不被别人尊重,只供别人驱使和利用的人,一个主观上蒙昧混浊、客观上任人宰割的人,这也是其一生中出现各种悲剧的主要根源。

三、关于赵老太爷

赵太爷,作为阿Q的对立面,其形象耐人寻味。在小说的描述当中,应该算是在阿Q所生活的地方,一个最具有权势的人,未庄的“精神领袖”,是所有未庄的居民都崇拜和憧憬的对象。因为有钱、有权利、有大房子、有文化,所以可以有身份、有尊严、有剥削他人的可能。赵太爷是小说当最能够反衬出阿Q形象卑微的一个人物。因为阿Q从生到死,拥有的也一直都只有贫穷,甚至连姓“赵”的权利都被赵太爷剥夺。

赵太爷是未庄的强权者,能够压迫阿Q,压迫未庄的所有弱者,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意识形态的人物。但在人格和心理的深层,他其实与阿Q并无二致。生存的意义是懵懂的,是非标准也很混乱,评判事物的尺度也是随大流。在小说当中,赵太爷表现出了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绝对维护,比如,讨厌假洋鬼子;对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表现出了反感;反对革命。但是关于革命,赵太爷在最初的反对过后,又为了赚取自身的利益而反而“投身革命”,这种腐朽的自保观念,也是赵太爷具有强烈封建意识的表现之一。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赵太爷却对革命深恶痛绝,而且内心非常明白,作为封建势力的残余势力,革命以及人民的觉醒,会给他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在阿Q扬言革命之后,赵太爷以“革命”的罪名将他逮捕,杀了阿Q的性命。赵太爷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因为阿Q如果真的在革命当中逐渐觉悟和有所觉醒的话,很有可能对现实的封建秩序引起混乱甚至是颠覆,因此在赵太爷的封建统治根据还没有被撼动之前,他坚决将心心念念要反抗的阿Q置于死地,彻底扼杀了反抗的迹象。并且以阿Q被杀头的事实,对未庄所有的居民提出了警告:“革命”即是“反动”,是要丢掉性命毫无利益的蠢事。使赵家在未庄的地位更加牢固。

在《阿Q正传》小说当中,赵太爷是现实社会当中的胜利者,与阿Q的“精神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封建社会当中的社会强者势力的代表。而通过赵太爷的强悍形象和实际胜利,也说明了所有在“精神上”具有胜利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现实当中空虚无力的弱势群体,而所谓的“精神胜利”,最终只能是飘渺云烟,永远抵不过现实当中他人所拥有的一切。

四、关于吴妈

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里,作者给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病态的中国社会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群病态中国人的真实面貌。在这一群病态人物里,有着一位看似不太起眼,但对改变阿Q生计有着不可磨灭“功勋”的女人。她就是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吴妈。吴妈是在《阿Q正传》当中出现两位女性形象之一,吴妈是个“小孤孀”,死了男人的守节之妇。除了更加弱小的小尼姑之外,吴妈基本上与阿Q一样,同是穷苦下层平民,在赵太爷家作女仆,而且是个阿Q嘴里的“小孤孀”,是阿Q敢于鼓起勇气去调戏的对象。

对于疯狂渴望女人的阿Q,吴妈的出现无疑是他感情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他无心去听吴妈给他讲赵太爷家的“家庭秘事”,甚至也顾不了吴妈的“脚太大”,而先是“放下烟管,站了起来”,继而“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并且笨嘴拙舌的说出了引火烧身的话:“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此话一出,招惹祸端,真是“祸从嘴出”!此时,同为奴才,同被剥削的吴妈竟然像一只受到惊吓的母狗跑向了自己的主人,“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她的这一“跑”一“嚷”一“哭”,给阿Q当下带来的灾难是秀才的“三击闷棒”,接踵而来的是地保提出的五项“霸王条款”,直至最后断了阿Q在未庄的生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吴妈也是杀害阿Q的众多帮凶中的一个,对于她我们应该可恶的成分多余可怜的成分。吴妈是阿Q对女人疯狂幻想之后找准的发泄目标,但是当阿Q被欲望所驱使,提出了“我要跟你困觉”的话题时,吴妈却果断逃开,并且给阿Q的人生造成了另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被赵秀才棒打,定下了赔礼道歉的霸王条款,并且赔偿了对阿Q来说是一笔巨款的金钱。从这一点上来说,吴妈与小说当中的其他剥削者一样,也间接地剥削了阿Q,并且对于阿Q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小说当中,吴妈的身份虽然也是值得同情的贫苦人民,但是更多的,吴妈这个人,却是不值得同情,甚至非常可恨的小人物。

在小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吴妈的形象特点,主要是虚伪奸诈和冷漠自私。首先,吴妈与阿Q是处于同样阶级地位的普通农民,是受到赵家剥削劳动力的可怜人。但是吴妈与阿Q相比,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奴才命运比较满意,所以总是愿意与他人聊天时聊到赵家的事情。在被阿Q求欢之后,吴妈也并不是处于惊吓和为自己的操守担忧,但是感觉受到了侮辱:同样是下人,但是吴妈却更加鄙视阿Q,潜意识间认为阿Q的求欢使拉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奔跑出去向赵家人求救。这种行为,实际上只是吴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非常狡诈地利用了阿Q。吴妈非常的冷漠自私,他对阿Q的处境毫不关心,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利用阿Q的单纯和笨拙,建立自己“清白贞洁”的声望。实际上,在受到阿Q的求欢之后,吴妈原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地奔跑出去,更不需要去告诉自己的“主人——赵家人”。如果吴妈有一点对阿Q的怜悯之心的话,完全可以仅仅拒绝阿Q,狠狠打阿Q一个耳光让他清醒过来,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但是吴妈却跑去找赵府的人告状,使阿Q挨打遭罚,而且被赶出赵府失去了工作。同样是作为穷苦之人,吴妈不给阿Q留下一点退路,可以说非常冷漠自私,对他人毫无怜悯之情。在盘剥阿Q的战利品中,她只分到了阿Q破衣衫的小半部分——“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这令人恶心。自古就有“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何况是阿Q的破衣衫呢?如果她真是一位地道的贞洁烈妇,见到阿Q乃至与阿Q有关的一切,应该躲之唯恐不及呀!她竟然最后也去看阿Q游街示众,因为阿Q“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冷酷麻木到了极致。

阿Q在表权贵的赵太爷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被打了之后毫无反应,奴性十足。只有等赵太爷走远了才敢小声骂一两句,又显出其卑怯,如此形象,令人憎恶,同时也引起人民对自身良心的拷问。阿Q身上千百年延续下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这样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中弘扬民主平等的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阿Q等旁观者,关心的只是被杀者“有没有唱戏文”,这样的态度,体现了人们的麻木不仁。这旁观者的态度在阿Q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种性格的人多起来,这个社会一定会出大问题。

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许多人或多或少地也存在类似阿Q麻木不仁的从众心理,看客心态。如在他人的痛苦中产生快感,在他人的失败中享用胜利,因为自己麻木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等等。这些现象不由地引发我们思考,中国国民性中缺乏了什么?希望工程、志愿者活动这些扶助机构,给予困难人员许多的帮助,传播了一定的社会正能量。但我们更呼唤正直善良、乐善好施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能得到更多的体现,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于民国时期,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对我们民族劣根性的自我批判,是对人性的弱点的大暴露。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国民思想性格的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旨所在。阿Q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历史的缩影,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明镜。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也促使我们在对《阿Q正传》这篇小说思考的同时,也需要对自身人性弱点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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