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 达

（一）

我爷爷是个小地方的小地主，有几十亩庄稼地，有一幢比别人家大些的土房子，还请了几个人帮着种地。我婆婆去世早，爷爷娶了个填房。父亲与继母和不来，被爷爷赶出了家门。父亲带着母亲，挑起一担箩筐，背井离乡去给别人做长工。两只箩筐有八根系（绳子），因此母亲说，父亲是靠八根系起的家。父亲被赶出家门的时候，是头也没回地愤然离去，还是满怀对故土的依依不舍，我问母亲，母亲说，她没看出来。外出做长工没几年，父亲得到通知，说家乡解放了，不能再给别人做长工，让他回家分房分地过日子。回到家乡，父亲和母亲分到两间房、几亩地。若干年后，母亲生下了我，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我记事的时候，已是人民公社，几亩地归了集体，两间房还住着。我成年后，有当地老人告诉我，父亲分到的房和地，其实是我爷爷的。听过老人的话，我愣怔良久，脑子拐了好多个弯儿，才想出个子丑寅卯来。老人说，没想到吧？我真没想到，儿子从老子那里弄两间房、几亩地，居然还费那么大周折。对此，父亲是怎么想的，对爷爷有没有怨怼，我没问过父亲。母亲却说，父亲跟爷爷本来就不对付。打我记事起，父亲没在我面前提起过爷爷，一次也没提过，也没带我到爷爷坟前做过祭祀，以致我至今都不知道爷爷葬在什么地方。我家祖上是从江西迁过来的，但我脑子里关于我们家的历史，却是从父亲开始的，对更早一些的事情我一无所知。

爷爷把刚成婚的父亲赶出家门的时候，他应该不曾想过，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人世间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革，曾经租种他的土地，或为他做长工的人，会直接抵达“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他更不曾想过，在他百年之后，他的孙子、重孙以至子子孙孙，想祭奠他、缅怀他，给他扫个墓、烧张纸、磕个头，抑或是寻个根、问个祖，却无以抵达。父亲带着母亲去给别人做长工的时候，也应该不曾想过，还有重新抵达故乡、抵达祖屋、抵达土地，直至抵达儿孙满堂的这一天。

我爷爷的那栋土房子，是我在家乡见过的最大的房子。那房子呈对称布局，有厅屋、堂屋、厢房、偏房、耳房十多间，堂屋两边还各有一条通往侧门的走道。那房子除偏房、耳房外，每间房的进深和开间都有些大，厅屋和堂屋更是大如宫殿。我那时候没见过宫殿，别人问我这房子到底有多大，我总是说不出个子曰来，直到住天井对面的邻居结婚后，我才能具体描述那房子的大小。邻居是个公社干部，结婚时先在堂屋里摆了八桌，又相继在厅屋天井的四周各摆了一桌，桌席仍然不够坐，又在天井里摆了两桌。此后有人问我，我便脱口而出，光厅屋和堂屋可以摆十四桌席！我记事的时候，这房子住着五户人家二十多口人，房子仍然很显宽敞。厅屋天井四周能各摆一桌席的地方，有如现在机关办公大楼的门厅，一直干净整洁、堂而皇之地空着，而成为这栋房子的脸面和排场。在我所见的这许多年里，从来没有人在门厅里堆放过物品，更没有人私自占用过。爷爷还没把父亲赶出家门的时候，家里只有他跟续娶的婆婆、父亲和母亲以及三姑、幺姑、幺爹区区七个人。我不知道，爷爷连儿子和儿媳都不要，要那么大房子有什么用。后来这房子被撤，各住户携了檩条、椽子、瓦片各自迁往别处建房，高高的土砖墙被推倒，偌大的房基被夷为庄稼地。曾经被爷爷引以为自豪，为众乡邻所艳慕的大房子，包括我们家分到的那两间房，也就永远地从这个世界消逝了。

尽管爷爷曾把父亲从这幢房子赶了出去，但在建这幢房子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应该是让这房子能够抵达儿子、孙子以至子子孙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房子和着他的那些庄稼地，会让他的子孙抵达社会的另册。他也不会想到，他能把儿子从这房子里赶走，却不能阻止众乡邻的抵达。他还不会想到，他苦心营造、精心呵护的房子，还没来得及抵达子孙便已易主他人，甚至夷为平地。他更不会想到，他的子孙虽然没有抵达他建造的这栋土房子，却能够抵达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乃至花园洋房。

从把父亲赶出家门这事儿看，我爷爷应该是个性情有点儿冲，看女人有些重，看儿女有些轻的人。那个当地老人的话，很明显是同情我父亲，认为爷爷做得有点儿过的。我不知道，人的性情是不是跟遗传有关。从我所经历和见到的诸多事情看，遗传是一根无法挣脱的传送链，你一旦降临在这根链子上，就只能跟着链子走，想自主地拐个弯儿，爬个坡儿，下个坎儿，或是开个小差儿，是要费些周折的。大概因为传送链效应，我父亲的性情也有点儿冲，跟我爷爷很相像。一次我跟人下堰洗澡差点儿淹死，被人救起后，父亲㧯起钎担在堰堤上追了我几圈儿，拦都拦不住。我弟弟小时候有些顽皮，一次从稻草摞上掉下来，左下眼皮划出个一寸多长的口子，血直冒，父亲二话没说，上去就给了他几弯脚。我知道，父亲是因为爱至深才痛至切，他担心我们会出意外，会有个三长两短。父亲跟爷爷一样，对妻子也很好，数十年里，我没见父亲跟母亲吵过嘴，更别说动手动脚了。到了我这一辈儿，在对待女人和孩子的事情上，我和我弟弟好像也是这德性。父亲年纪大了后，脾气变得很温和，说话总是一脸儿的笑，还从不多说一句话，与年轻时判若两人。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把父亲赶出家门的爷爷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我老之后，我是说比现在更老一些后，会不会像父亲一样也变得温和起来。何许这就是遗传，就是变异，但我无法断定，它会朝着哪个方向变。

爷爷和父亲以及我的这般性情，我怀疑是从江西老祖宗那里直接抵达的湖北。尽管这一路上车马劳顿、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变换了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吃着异样土地生长的粮食，喝着不同溪流汇集的山水，又经历了几代人近百年的进化、变异与磨砺，性情的基因居然还会少有衰减地抵达他的子孙。当今有动车、飞机和光纤，在如此的便利和迅捷中，无论将来我会有多少子孙，也无论他们会流落何方，我担心我爷爷的如此性情，会风驰电掣般地抵达我的子子孙孙，以致没有穷尽。

（二）

分到房屋和土地后，我父亲做了一件大事，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只可惜，他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来到了鸭绿江边，却因为身体原因，没能跨过此江，又辗转回到了家乡。父亲是个运输兵，学的是汽车驾驶。父亲说，在一眼望不边的东北大平原上，他把车开得一个快啊！只见路边的树，一棵棵地往后倒！汽车兵的主要任务是搞运输，但在完成运输任务的同时，也要站岗放哨。有一段时间，父亲发现，他白天跟好人一样，什么都能看见，可天一黑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父亲知道，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非常紧张，却不敢给班长报告。他担心，几个月的艰苦训练，数千里的长途跋涉，会因为眼睛问题而前功尽弃。他甚至渴望，能够跨过鸭绿江，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天晚上放哨的时候，前方不远处真真切切地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问口令又无应答，父亲担心有敌人偷袭营地，便朝有响动的地方开了一枪。枪一响，全班战友全围了过来，经仔细搜索，在前方两三百米的地方，发现一条被打死的狗，中枪的狗还在草丛中抽搐。这个时候，战友们才知道，父亲的眼睛，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经医院诊断，父亲患上了夜盲症，也就是民间说的“鸡雀眼”。患这个病的人，跟鸡子鸭子和鸟雀子一样，天一黑下来，眼睛就成了摆设。连长对父亲说，你不能再呆在连队了，连里可以不安排你夜晚站岗，但夜晚要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怎么办？连长说，经团部批准，你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回连队。按照部队安排，父亲先到师医院治疗，再转军区医院，又转当地的地方医院，然后转家乡附近的医院，这样转着转着，他就被转回了家乡，重新做了一个种地的农民。

父亲住过的医院都说，他的夜盲症，既不是先天性的，也不是获得性的，而是暂时性的，是一种维生素缺乏症，属常见的眼科疾病，一般情况下，补充一段时间的维生素就能痊愈。可父亲的眼病，却久治不愈，这让他非常地困惑、郁闷和沮丧。说来也怪，回到家乡不久，父亲的病却不治而愈，无论白天和黑夜，别人能看见的，他都能看得见。我长大成人后，问及父亲，父亲叹口长气说，这就是命，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他见我和大妹成天下地劳作，甚为辛苦，便极其懊悔地说，我那个时候如果不得眼病，能进入朝鲜作战，回国后国家一定会给我安排个工作，我们家就不会这么穷，也不会被一些人欺凌，你们更不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吃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的罪。我说，您也有可能会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可父亲却说，那也可以啊！我牺牲了，你妈就是烈属，你们就是烈士后代，国家一定会优待你们。我说，那时候母亲还没生育哩，哪有什么烈士后代？父亲便茫然地笑，无言以对。父亲辗转着回到家乡的时候，部队是给他出具过退伍证，并颁发过志愿军纪念章的。母亲说，他们没把退伍证和纪念章当回事儿，纪念章被我小时候玩丢了，退伍证也不知放哪里去了。后来国家出台政策，凡参加过志愿军的，可以享受政策优待，可父亲的退伍证和纪念章，却永远地找不回来了。民政部门还说，找原来所在的部队开个证明也可以。可抗美援朝已结束多年，部队建制早己打乱，又该去哪里寻找原来的部队呢？父亲一直想着这事儿，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父亲说，就认命吧。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儿，让父亲追悔莫及了好多年，他始终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几个孩子，是他没有抓住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

在获得土地和房屋之后，尽管家庭背景不好，父亲还能报名参加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直抵鸭绿江边，这是他的青春梦想的抵达。明知身体有病，却不向上级报告，也不让战友知晓，还能仅凭听觉就让“入侵者”一枪毙命，这是他的使命意识的抵达。在一个不被认可的时代，即使牺牲生命，也要留下亮色，以为妻儿拓展空间，这是他的责任意识的抵达。父亲应该不会想到，他没有跨过鸭绿江，也没有为国捐躯，他的儿孙在他离世多年以后，依然抵达了城市，抵达了想要的生活。

父亲小时候是进过学堂的，还给我讲过一个背《三字经》的故事，那是个蛮好玩儿的故事。父亲说，那个时候读私塾，《三字经》是必背的课文，只有倒背如流了，才敢去背给先生听，不然的话，先生会用戒尺打手。为了不被打手，在背给先生听之前，都要先背给同读听。有个同读背到“我周公，作周礼”时，背不下去了，便问另一个同读，另一同读却告诉他，是“我鸡公，啄抽屉”。抽屉即课桌。自此同读一直如此背，直到背给先生听。先生听到“我鸡公，啄抽屉”，脸也红了，眼也直了，便不问青红皂白地按住同读的头，一个劲儿地往课桌上撞，一边撞还一边说，我让你“啄抽屉，啄抽屉，啄抽屉……”头被撞起个大包，同读却是一脸的茫然，不知道先生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我讲这个故事，是想以此为据，证明我父亲是识文断字儿的。我外出读书和工作后，父亲给我写过好多信，我不舍得丢，一直珍藏着。父亲的字写得比我好，只是有时会有错别字。他说，因为长期不拿笔，提笔就忘字儿。父亲还会打算盘，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父亲说，这都是私塾先生教的。

因为会写字，还能打算盘算账，吃集体食堂的时候，生产队便安排父亲当食堂的事务长兼会计，管全队一百多号人的一日三餐。生产队给父亲指派了几个人，他每天便安排这些人摘菜、择菜、洗菜、切菜、炒菜，安排蒸饭、挑水、烧水、洗饭钵、喂猪，还要碾米、买盐、打油、称米、记账。稍有空闲的时候，父亲会亲自上灶炒菜，亲手装钵子蒸饭。后遇三年自然灾害，食堂开不成了，父亲炒菜、蒸饭的手艺却留下了，他偶尔上灶露一手，我们都说他炒的菜好吃。生产队有人办红白喜事，他是铁定的蒸饭师傅。乡邻们都说，父亲蒸的饭好吃，即使没有菜，一顿也能吽几钵子。食堂开不下去的时候，开始搞阶级斗争，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儿：“槽里无食猪拱猪。”父亲不是地主，却出身地主家庭。从地主家里出来的人，都要接受劳动改造，改造的方法是干没人愿意干的重体力活儿。搞阶级斗争没几天，生产队长将一张木耖和一条牯牛交到父亲手上，父亲便开始了他的赶耖生涯。十多年里，木耖更新了一张又一张，牯牛换了一条又一条，队长轮了一茬又一茬，赶耖人却还是我父亲。父亲从老队长手里接过木耖的时候，或许是怨怼的、愤懑的、心有不甘的，但多年以后他会爱上赶耖，却是始料未及的。新换的队长说，大叔您老了，赶不动耖了，带个徒弟吧。徒弟带了一个又一个，全是些不肯出力的货，父亲一个也没看上。他给队长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年轻人耖出来的田，庄稼吃水不均，田泥壅蔸不严，影响粮食产量，我看了心里冒包。十几年的耖赶下来，父亲的腰弯成了一把弓，腿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痛，手也超常地大，臂上的血管像一条条缠在皮下的藤……但父亲的手和臂依然孔武有力，快七十岁的时候，弟弟跟他扳手腕，仍是他的手下败将。

把惩罚变成职业，甚至变成责任和爱好，变成对庄稼和土地的深情，是人生在超越和升华之后，精神与灵魂的抵达。把一件没人愿意干的农活儿，把一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意志和毅力，还有敬业精神和人生造化的抵达。过度的劳累带来身体的疼痛与畸变，却能因此锤炼力量、成就异能，是肉体在遭受磨难之后的意外抵达。只要你过得比他稍微好一点儿，他便想方设法编织理由，然后把你打入另册，再给你一些精神的和肉体的折磨，是有些人阴暗意识的抵达。

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种得最畅快、最自由、最有获得感的日子，应该是在分田到户之后。分田到户时，父亲已经五十岁，他却干得眉开眼笑、风风火火、志得意满。那时我已外出工作，大妹已出嫁，小妹还在上学，从耕田、耙田、赶耖、放秧水，到栽秧、割谷、挑草头、打场，只有他和母亲、弟弟三个人，尽管人手不多，他们仍然干得一丝不苟、有条不紊、气定神闲。我有时回家，父亲会迫不及待地把我领到地头，告诉我是哪天插的秧，几时能收割，栽的啥品种，估计能收多少粮食，完成国家任务后，还能存下多少。从说话的神情、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不仅信心十足、满怀憧憬，还颇有当家作主、丰衣足食的成就感。我知道，是分田到户让父亲得到了解救，他再也不用每天听候队长分派农活，不用成年累月地去与木耖和牯牛搏斗，也再不用去听那些关于家庭出身的讥讽，去看那些内心阴暗者的嘴脸。生产出来的粮食，交完公粮全归自己，再不用为一天能挣多少工分而纷争，为年年都是超支户而叹息，为拿不回生产队分的猪肉，孩子们过年没肉吃，而伤心落泪。

分田到户以后，让父亲更为感到满足的，是再也不用为弟弟的饭量太大而光火，为填不饱孩子们的肚子而发愁，更无须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冒着坐牢的危险，借钱去黑市上买高价粮。那年秋粮收割后，我们家的大米饭再也没有掺拌过红薯藤、萝卜根、锯拉菜、芜儿长等等难于下咽的东西，白白的大米饭每顿都能放开肚皮尽着吃，一直吃到饱嗝连连、肚儿圆圆。弟弟那年十八岁，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时候。吃过第一顿没掺野菜的大米饭，弟弟打趣说，他差点儿没把舌头吞到肚里去，吃完饭肚皮大了整整一圈儿。弟弟说，那天他发现锅里的饭比哪天都多，端起饭碗就铆足了劲儿地干，没顾得上看父亲的脸色，也没记清吃了多少碗。弟弟说的这顿饭我不在场，但自那天以后，弟弟的身体就变得一天比一天地壮实起来，身高也疯了一般地往上串，只几个月就比我高出了半个头。

在十多年专事赶耖的日子里，父亲应该没有想过，还有重新拥有土地，自主种地，再也不用与拈轻怕重、偷奸耍滑者为伍的日子，这是多劳者多得的真正抵达。在把田耖平、泥耖烂，以求多产粮食、吃口饱饭的时候，父亲应该没有想到，还会有把足够多的稻谷装在自家仓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日子，这是体制优越性的抵达。弟弟生下来就没吃过饱饭，以致患上了饭碗依恋症。他应该不曾想过，他的儿子会当上厨师，他的孙子会懒得吃饭，只醉心于零食，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抵达。

两间土改房被拆后，我家只能重新建房。房是生产队拆的，自是由生产队来建。在队长选定的地界，铲平几座坟茔，挖开一片山坡，从稻田里铲来土坯，把风干的土坯砌成墙，再把两间土改房的檩条、椽子、瓦片拉过来，覆在土坯墙上，房子就成了。那段时间，生产队是把为我家建房，当作耕田、栽秧、割谷、打场一般的农活儿来分派的。早晨上工铃一响，队长分派的社员便从畈里或是冲湾里聚过来，能砌墙的砌墙，不能砌墙的搬土坯、和泥巴，为砌墙师傅打下手。到了中午，社员们作鸟兽散，各自回家吃饭，下午上工铃响，再麻雀赶阵般地聚过来。没几天时间，在社员们的聚来散去和调笑吆喝声中，两正一偏的三间土坯房，就雨伞般地撑起来了，有如当下搭工棚般的迅捷。那个时候，不准找阴阳先生择地放线，更不敢择算动土之期，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为建房省下了许多的工夫和开销。我家也没请一个工匠，没供一顿饭，甚至没送过一壶茶水，建房几乎没花钱。不过，那个年月也无钱可花。建房那年我十三岁，已经放寒假了，我一块五毛钱的学费还没交哩。

房子是生产队建的，我家却也付出了艰辛。我家的艰辛，在房子建成以后。建房前，生产队只挖了墙基脚，却没有平整过屋基。房子建成后，每间房的后半头，还有一座小山，最高处竟与后墙一样高。房子建成了，却住不了人，从土改房里搬过来的一应家具，还七零八落地摆在山坡上。房子建成那天是腊月二十七，在社员们高呼着“下雪啦，放假啦，过年啦”，各自散去后，父亲在山坡上挖个坑，再放上锅，这才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吃过晚饭，父亲便点起煤油灯，一声不响地开始了“愚公移山”。母亲和我，也找来土箕、扁担、挖锄，投入其中。大妹和弟弟挑不起一担土，便找来篮子、篓子，一篮一篓地往外拎。小妹连篓子也拎不动，便为我们掌灯。在过完春节，队长吆喝着下地干农活的时候，房里的“山”已被搬个大概，多数的家具也已搬到房内。其后便只能，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继续收拾。那年春节，我家没给一个亲戚拜过年，也没一个亲戚到我家来过，是个真正的“革命化”的春节。整个“移山”期间，父亲没说过一句有情绪的话，我却是一直有些情绪的。但现在想来，在自家完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能将两间房变成三间，能把与别家共住的房子变成独门独院，并为后来弟弟建两层小楼，侄子在城里置下四层楼房打下基础，我也便释然而欣慰。

在住进土改分的两间房的时候，父亲应该不会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住上自己亲手建的房，这是人生奢求的意外抵达。父亲即使想建房，他也应该不会想过，建一栋三间大瓦房，自家居然没花一分钱，这是旷世福利的奇迹般抵达。在建房之初，父亲还应该没有想到，生产队居然没有事先平整房基，事后也不安排人把房里的小山搬走，队长或许是为制衡那些内心阴暗者，这是为政智慧的抵达。在铲除房内小山的时候，父亲心里一定有怨怼，他却能够隐忍和谅解，这是知足与感恩的抵达。

（三）

我母亲娘家也不是穷苦人家，她在娘家应该没有种过地，因为外公家没有地。外公家也没有房，只有一条船，一条不算小的木船。外公家以做水上生意为生，常年在长江、湘江和洞庭湖之间行走。母亲识字不多，却是个见过些世面的女子，长沙、岳阳、沙市是她常去的地方。讲起长沙，讲起行船，讲起长江，母亲总是滔滔不绝。我遗憾的是，在母亲的有生之年，我没有带她去过长沙。母亲嫁给父亲，不知是谁牵的线，牵线人是动过些脑筋的，外公家有船有生意，也配得上爷爷家的房和地。我家的雕花宁波床，还有衣柜、衣箱、饭桌，都是母亲的嫁妆。母亲的宁波床，是我见过的最为奢华的床。床的正面有两重雕花天板，两边的床柱和四周的床板也满是雕花，浮雕、镂空雕都有。床的油漆也做得很考究，几十过去了，依然光鲜锃亮。就是这样的一张床，母亲去世后，我不在家时，居然因为占地方，被当作烧柴塞进了灶膛。每次在博物馆见到宁波床，我就会深深地自责，深感对不起母亲，对不起那张宁波床。母亲的嫁妆还有梳妆台、首饰盒。首饰盒非常精致，以镂花铜包角，配折叠梳妆镜。我家的重要物件，都放在首饰盒里。母亲曾经指着首饰盒对我说，我把你父亲的退伍证和纪念章，放在最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却还是被你看见了，你见了就生啦火啦要，结果就被你玩丢了。母亲的嫁妆还有一对青花瓷坛，釉面晶莹剔透，手绘花草清秀隽永，是我在博物馆都不曾见过的薄胎瓷。就是这样的一对瓷坛，搬家时有一只被打碎，另一只也在母亲去世后不知去向。

一个在娘家没有种过地，只专事做鞋绣花料理家务的女子，嫁给夫君后居然学会了栽秧割谷、锄地打场，这是在日复一日的磨炼中，人的毅力与潜能的抵达。一个曾经游走于各大水码头，有着不一般嫁妆的富家女，嫁给夫君没几年，居然被公爹赶出家门，沦落成一个服侍人的下人，能受得起如此磨砺与摔打，是意志与修为的抵达。一个夫君从军若干时日，却不见丝毫裨益，反让自己独自种地、孤寂生活的为人妻者，居然毫无怨言，还时常深深自责，这是贤淑与涵养的抵达。

在母亲心细如丝的操持中，我们家有给每个人过生日的习惯。可母亲的生日，却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每年农历腊月初一的晚上，母亲都会多炒两个菜，还不知从哪里摸出一瓶酒来，对我说，给你爹斟上，今天是他生日。父亲眉开眼笑地抿下一口酒，总是感慨说，又老一岁啰！我们兄弟姐妹生日，母亲也会专门做一道菜，有时是炖鸡蛋，有时是蛋花汤。母亲把这道菜放在那天生日的人面前，然后说，这个菜是某某某的，今天是他（她）生日，大家的筷子都省到点儿。母亲话音未落，弟弟总是第一个拿起勺子，先满满地搲一勺，然后说：一人有福，带念满屋啊！满桌人哈哈大笑之后，我会问母亲，您的生日是哪一天，怎么从没给您过过生日？母亲总会说，我的生日不重要，只要你们过得好，就天天是我生日。我又问父亲，父亲长叹一声，却不言语。因为年年如此，我便不再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不再论家庭成分了，我才知道，母亲的生日是农历正月二十八。

建国初期，国家给每个年满十八的人都划一个阶级成分，我外公家有船有生意，外公外婆就被划成了富农。母亲生于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九年十月共和国成立时，早已满过了十八岁，阶级成分也应该是富农。但是母亲说，划阶级成分的时候，外公把她的出生时间改成了十月以后，因为不满十八岁，就没有给她划成分，她便成了富农子弟。富农与富农子弟是有区别的。富农是管制对象，走个亲戚上个街要经治保主任批准，家里来了客人要找治保主任报备，有重要活动时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言行稍有不慎还会被批斗，而对富农子弟是没有这些限制的。但是我却感觉到，实际的情况并非这样。一次生产大队开会，我已记不得是个什么会，我们小学生也参加了。大队书记在会上大批特批地富反坏右分子，批着批着就点了我母亲的名，还叫母亲这个富农分子站起来！母亲从人丛中站起来后，就有人对她指指戳戳，还朝她扔石子。后来又有人向我扔石子，说我这个富农子弟还隐藏的挺深的……我回家翻阅成分册，母亲的成分的确是富农，而不是富农子女。我一直没想明白，难道母亲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

一个为人妻为人母者，念念不忘夫君和孩子们的生日，还用仅有的鸡蛋为夫君换一壶浊酒，即使买不起鱼肉，甚至不舍得煎或是炒几个鸡蛋，也要为孩子们打一碗只有一个鸡蛋的鸡蛋汤，却从来没跟自己过过生日，这是妻贤与母慈的抵达。一个成分不好的母亲，为不让自己的孩子背包袱受打击，还自欺欺人地说改了出生时间，以至几十年不敢过生日，即使挨斗时头上被石子砸出几个包，回家后却只字不提，依然满脸慈祥地为孩子们准备饭菜，这是人世间最伟大最圣洁的母爱的抵达。

在我老家那一带，母亲是个有些与众不同的人。母亲没有进过学堂，却认识很多字。母亲说，是舅舅们读书识字的时候，她“眇学”的，也就是私下里悄悄地跟着学的。她不仅识字，还能打一些字谜。“一直一钩儿，两个猴儿在打搝（小）”“两个猴儿抬根杠，一个猴儿在杠上望（六）”“拐哒拐哒，肠（长）子（字）出来哒（张）”，等等。母亲对读书学习也很重视，只要我们在看书写字，她宁可自己受些累，也从不叫我们放下书本做家务，这便给了我许多偷懒的机会，也让我多读了好些书。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能进入高中，母亲便为我订了一份《宜昌报》，报纸年价一元五角，相当于半年的学费。母亲说，就只当你在读高中吧。我至今还能靠读书写字吃饭，这饭碗应该算是母亲给的，是受了母亲的恩惠，享了母亲的福。母亲还是做针线活儿的高手，曾被称作“鞋师傅”。我们全家六口的鞋，全是母亲细针密线、熬更守夜做出来的。母亲还经常帮别人做鞋，我做木匠的李姑爹，就只穿母亲做的鞋。母亲做的鞋，穿在脚上严丝合缝，木渣不会进到鞋里。为出嫁姑娘做嫁鞋，更是母亲的专属，她做的嫁鞋美观、精致、喜庆。为人剪鞋样，更是母亲的一绝，只要说明为哪个人出样，母亲操刀便剪。按母亲剪的鞋样做出来的鞋，不仅分毫不差，而且合脚舒适。绣花更是母亲的拿手戏，她主要是绣鞋垫。她在鞋垫上绣花，不剪花样，也不事先描样，而是让针和线在鞋垫上恣意游走。她绣的鞋垫，花总是从垫根起棵，然后恣意蔓延到垫尖。说是恣意蔓延，两只鞋垫的花却又总能对称严谨。母亲的这个手艺，曾经被传为神话，大家觉得不可理喻。母亲去世将近二十年，我衣柜里仍有一沓她绣的鞋垫，因为我一直都不舍得用。

母亲老来无事的时候，我曾教她识字写字，那段时间她对我特别尊重，仿佛我就是她的私塾先生。母亲在跟舅舅们“眇学”的时候，在鼓励我读书学习的时候，应该不曾想过，她也有抵达专属老师，抵达我督促她学习的这一天。母亲在给我们全家和李姑爹做鞋的时候，在为人做嫁鞋、剪鞋样的时候，应该不曾想过，人们会有抵达不再稀罕做鞋，甚至不穿布鞋多穿皮鞋的这一天。在大多数人都穿皮鞋，我却依然穿着布鞋的时候，母亲脸上总有安慰和自豪，这是一个母亲成就感的抵达。

母亲曾经生过一场病，一场大病，用母亲的话说，差点儿死了。那是在生下小妹之后，母亲好长时间不能起床，小妹的摇窝就放在母亲的床边，我们出工的出工，上学的上学，母亲是一边生病一边带小妹。母亲得的是伤寒病，头发都快掉光了，因为没钱，不曾去过任何医院，连公社卫生院也没去过，只有大队卫生室的医生不时来看看，打一针，给几片药，便匆忙消失在田埂的尽头。母亲说，她命大，一个多月后，又活过来了。那个年月生病，就是赌命，赌火气，无论你有多么贤惠、多么年轻，也无论你有多少儿女，赌赢了便活过来了，赌输了也便死了。除了赌，你别无选择。如果母亲的病再严重那么一点点，大队医生的医术和我们家的运气再差那么一点点，母亲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就没了。不像现如今，大家都有钱，有合作医疗，家里备着各种药品，得个伤风感冒也去吊几瓶，有个头疼脑热也进医院住几天。因为常年不间断地做鞋绣花，母亲年纪大些后，经常犯颈椎病，犯起病来就头晕目眩，总说床的这一头低那一头高。颈椎病说严重也严重，但跟伤寒病比起来，那根本不叫病，尽管很是难受，却不危及生命。有一次颈椎病复发，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还从一家医院转到了另一家医院，西医医院不行又去了中医医院，打针、吃药、理疗一齐上。母亲说，她之所以小病大治，是因为医院不行，医生的医术不行。在母亲看来，这县级医院科班出身的医生，远不如大队卫生室的赤脚医生。母亲年老之后，出现肾衰心衰，有时夜里送进医院抢救，白天没人看管时，她又偷偷溜进河边公园去打牌，以致打针都找不到人。因为没打针，第二天晚上再发作，只能再次送进抢救室……

母亲年轻的时候，那么善解人意，那么端庄贤淑，那么温驯体贴，颇有大家闺秀、富家媳妇风范，以致在我们家，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父亲说了算，这或许是外公外婆训导和封建礼教束缚的抵达。母亲年纪大些后，尤其是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她变得有些快人快语，有些任性顽皮，有些恣意而为，甚至开始主导我们家的大事小情，那是因为家庭条件变了，时代风尚变了，社会地位变了，由受管制、挨批斗变得扬眉吐气、腰杆儿挺拔了，这应该才是她的天性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