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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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写作爱好者，我像贫脊土地上的农人，玉米不长我就种大豆，大豆不长我又种高粱，高粱不长我再种回玉米。品种不断轮换，依然连年欠收。因为吃不饱肚子，我便改弦更张，要么扛起被窝卷儿外出打工，抑或挑起货郎担沿街叫卖，以致本就贫脊的土地，因为荒芜而变得更加贫脊。
我长期致力于写散文，也写了许多杂七杂八的文章，而写小说，却是初学写作时和前几年的事。在走走歇歇、玩玩打打的40多年时间里，我大概写过40篇小说约20万字。因为家庭变故以及多次搬家，早年写作的小说已有很多找不到底稿。我把底稿尚存的31篇小说约18万字，全收进了这个集子里，包括中篇小说3个，短篇小说５个，微篇小说（小小说）23个，大概占我所写且底稿尚存文字的1/10。在这40篇小说中，已在报章杂志发表过的24篇40个篇次，其中的《寂静后面有掌声》和《桥上的故事》，分别4次见诸报刊。另有16篇小说，是收入此书才与读者首次见面的。
我写小说，没有好高骛远，是从最容易写的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开始的，每篇少则两三百字，多则一万四五千字。因为我知道，我这块地很次，播水稻没水，种包谷缺肥，栽果树又土薄。我只能从把自己埋在土里的红薯、土豆、地瓜种起，以期锻炼手脚、培肥地力，将来能够种出被高高擎起的红高粱和向日葵。新冠疫情肆虐的那一年，因为外力推动，也因为时间充裕，我写了三个中篇小说，每篇四五万字，我以为这便是我的红高梁和向日葵了。可是两三年时间过去，我发现依然不是。稿子被多家刊物看上，有的甚至过了二审，却最终没有发出来。我扪心自问，还能种出红高粱和向日葵么？
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叫《真诚的友爱》，写于1979年，那时候还在宜昌地区农机学校读书。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邻家小妹高考失利，痛苦流涕，痛心疾首，痛不欲生。因为我是过来人，她父母让我帮帮她，我便利用假期，在她祈盼而又可怜巴巴的眼神中，帮她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讲解习题，并为之打气鼓劲。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我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突然能够被人看得起瞧得上，我心里面暗喜，头顶上全是阳光，自信满满中，便写下了那样一个不到三千字的小说。邻家小妹最终没能考上大学，做了地球修理工。我的小说也一直压在箱底，成了不能示人的秘密。
我发表第一篇小说也是1979年，叫做《五分与满分》。我当时叫它讽刺小品，其实是篇小小说。写一个同学不爱学习，考试全靠抄袭别人答案，因此我给他取名“爱瞟”。大约老师也知道这个同学爱瞟，一次数学考试，他的考卷答案全对，但因为没有运算过程，满分100分的考卷，老师只给他打了5分。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是班上团支部邀我写的。我第一天写，第二天交，第三天学校团刊就发出来了。短文发出来后，还弄了个小插曲。同寝室的一个同学说我是写的他，因之与我发生争执。写小文的过程全忘了，但那个同学愤愤然的语气，面红耳赤的样子，让我至今不能忘记。
我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罚》。“厂长少爷”领着几个小青工上班时间喝酒，行管科罚了小青工却不罚“厂长少爷”，一个青工的母亲找到行管科，顶得科长哑口无言。领着孩子走出行管科的门，母亲却教训孩子，罚款必须出，再上班喝酒就“砸破你的脑壳”，展示了工人的心直口快却又不无原则。全文800余字，写于1984年10月，发表在1985年1月的《宜昌报》上。这是我写的第10篇小说，也是我写小说5年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曾获得《宜昌报》当年的“小小说征文”二等奖。首次发表小说便获奖，极大地提振了我对写小说的信心。
我写小说和发表小说最多的是1988年。那一年，我写小说14篇，在《中国农机化报》《老年文汇报》《党员生活》《宜昌报》等十多家报刊发表小说18篇。现在想来，在其后的30多年时间里，我如果能够一直如此勤奋努力地来写，又何止这40篇20万字，又何止现在这样一个集子？即使全部是小小说，也是个不可小觑的量。面对小说写作上的如此情形，我为自己辩解，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诱惑太多。在诸多的诱惑中，我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把心血和汗水全用在了自己不能把控的地方。
在1988年以后30年的漫长岁月里，除有三四年时间在写情感纪实外，我一直漫不经心地写着散文，总共写了50余万字。在这50余万字中，只有一个短篇小说和5个小小说，大约一万多字。因为本小说集叫作《遭遇美人》，这就不得不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个短篇小说就是《遭遇美人》，只有4000多字，发在2003年的《幸福》杂志上，曾经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尽管如此，悠悠30年，因为我的心有旁骛乃至见异思迁，竟然连红薯、土豆、地瓜也没能种出多少来，又何谈红高粱与向日葵呢？直到2019年，几件机缘巧合的事，前赴后继地冲击了我的神经，这才如梦初醒般地重新写起小说来。
建国70周年前，县作协把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邀约起来，分成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让大家说创作计划和选题，还一起吃了饭喝了酒。我理解，这是提醒我们，该写点东西了。吃饭喝酒之后，我心里却老大的不高兴。作协明知我一直写散文，在刚刚过去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期间，我就写过几个长篇散文，有的还在上面获了奖。如此情况下，他们却把我分到小说创作组，我觉得对我有些不尊重，心里不免有些抵触和怨气。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起，我是私下里立过誓，要在我这块贫脊的土地上，种出红高粱和向日葵来的。
本地一个擅长写散文的朋友，是省作协签约作家。回乡探亲的餐桌上，我问他为什么改写小说了？他说，散文不容易写得很长，一万字便是长篇，而小说只要不超过两万字，依然是短篇。省作协要求签约作家每年至少发表10万字，他便顺理成章地“取长补短”了。我知道他说的是玩笑话，但我觉得这个玩笑不无道理。当然，我不是签约作家，没有发表任务，也便不一定要写太长的文章。但是，我也想放飞自我，也想拓展写作与想象的空间。于是，那个要种出红高粱和向日葵的执念，便在心中不可抑制地滋长起来。
一次笔会，有许多外地文友到本地参加活动。活动中，有外地文友问起我，一位本地文友介绍说，他是写小小说的，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我从外地文友眼里看到了敬重与惊异，也知道本地文友是在恭维和抬举我，但我心里仍然不爽。为什么不说我写了很多散文，却偏要说那些几十年前的小小说呢？是因为我至今也没有种出引人瞩目的红高粱和向日葵吗？是说我只配播种那些躲在土里头的红薯、土豆和地瓜吗？我自知我有些鸡肠小肚，有些小家子气，有些狗咬吕洞宾，但我还是告诫自己，也该写出一两个不是小小说的小说了。在整理这个集子时，我由衷地感谢那个本地文友。
我有个年轻同事，那时候还跟我坐一个办公室。她说他们村有个漂亮女子，“找”了个大她二三十岁的男人，那男人不知是个大老板还是个当官儿的，每年都要接女子的亲戚出去旅游。他们每次回村，家里都要杀猪宰羊，所有亲戚都会来，像办喜事过客一样呼呼拉拉热闹好几天，女子还给所有人发红包。同事说他们村还有一户人家，男的一只手有残疾，女的是个傻子，养了个特别漂亮的女儿。尽管家里很困难，却拒绝成为低保户，也拒绝所有人的帮扶，连县委书记给他送钱也不要。我当时就说，这是个很好的小说素材，我要把它写成中篇小说——尽管那时候我还没有写过中篇小说。
大约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我决定重新开始写小说，写中篇小说。在准备写同事讲的那个故事之前，我一直在构思另一个中篇小说，写农村留守老人的，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把它写出来。既然要写小说，要写中篇，我还得从留守老人写起，这便是中篇小说《进城》。写完《进城》，我又开始写同事村庄的故事，便写出了中篇小说《辞年》。在写《辞年》的过程中，新冠疫情袭来，远安首个确诊病例亡故，小区大门被管控。在不能外出的40多天时间里，我一边写《防控日志》和《居家笔记》，一边写中篇小说《隔离》，还写了短篇小说《儿女劫》和一首叫做《我是密切接触者》的诗。
我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我为什么会热情那么高，写作速度那么快？我心中暗喜，在我这块贫脊而干涸，连红薯、土豆、地瓜都连年欠产的土地上，是不是就要种出引人瞩目的、被高高擎起的红高粱和向日葵了！从开始写《进城》到写完第三个中篇《隔离》，五个半月时间，我竟然写了15万多字。由此我不禁感叹，人的潜能是巨大的，积极性一旦被激发出来，更是不可估量的！写成这15万字后，我在潜意识里跟自己幽默了一下：如果40多年来，我都能如此努力地奔命地来写，岂不是就著作等身了，就比映泉老师的著述更为丰盈了，就成为远安的首屈一指，成为远安的门面了！
在整理这个集子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其实只是一棵并不起眼的柿子树。它身居茫茫大山，苦苦挣扎了几十年，却依然不能摆脱那些高大树木的遮蔽。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与所有能够结出果实的树木一起，在众多林木的夹缝中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而且果实繁多、果粒沉甸。到了秋天，所有的落叶树都落净了黄叶，它也将叶子归入泥土。与其它落叶林木有所不同的是，在它羸弱的枝条上，有沉甸甸、黄莹莹的果实被高高擎起，仿佛在向世人宣示：我收获了！可摘下果实却发现，那果实既苦又涩还磕牙，简直不堪落口。人们只得将其弃之荒野，让它和孕育了它的那些叶子，一并沉入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