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词语

枝江，白洋，雅畈，舒家嘴，王阎岭，是故乡的词语，最初的词语，也是永远的词语。

这些词语，是故乡对我的地域启蒙，也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知。然而，童年的时候因为蒙昧，我没有感知；青年的时候因为任性，我懒得感知；中年的时候因为匆忙，我无暇感知。直到现在，每天起床后不知道该干什么时，我才知道，是故乡，是故乡的词语，养成了我的生活习性，影响着我说的每一句话，让我的思维和行为也有异于他人。故乡的词语，其实一直都在我的血管里淌流着，甚至塑造着我的性情，雕刻着我的记忆，充盈着我的梦乡，陪伴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

枝江是我老家所在的那个县。童年的时候，包括在家乡度过的二十年，我对枝江这个词语是没有概念的。这就像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地球上，却对地球没有概念一样。那时没有电视和手机，有报纸却没机会看到，只能偶尔听听广播。听人说起宜昌、沙市、武汉、北京，我都会忘情地听，以至口水流出来了，也全然不知。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听人说金星、木星、火星，乃至银河系、河外星系一般地玄妙。那个时候，小小的枝江对于我，便是整个的宇宙和全部的世界。我也走出过枝江，姨妈和幺舅的家就在宜都乡下，与外公家只隔一条长江，偶尔去他们家，我总有做星际旅行的感觉。其实我是可以走得更远的。听母亲说，我大舅，还有大舅的几个自立门户的儿女，都住在江陵的马山，我二舅也在宜都的枝城教书，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漂移到他们那里去。

在从王阎岭出走之前，我没有去过枝江县城，这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去过爷爷奶奶家一样，或多或少，有些让人不敢相信。我知道枝江县城叫马家店，我的邻居，就有个在县城工作的，我们生产队，也有很多人去过，我却从来没有进过那家店的门。我很向往，却无以抵达。我没有钱赶车，也没有钱下馆子，还不知道，天黑了该睡在哪里，迷了路又该怎么办。再说，我也找不出，非去县城不可的理由。可我依然憧憬着，在我眼里，县城一定是个非常热闹、异常繁华的地方，那里一定有很高的楼，很大的轮船，还有很多的汽车，很多的人。邻居说，商场中，车站上，市场里，经常都是人挨人，人挤人。我想像，可能跟我们乡下在露天坝里看电影一样，人特别特别的多。俗话说，天不转地转，山不转水转，石头不转磨子转。又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我就不相信，在人生的几十年里，我就不能攒一点钱，找一个理由，一个即使牵强附会的理由，去一次县城。

我家虽属枝江县白洋区，却离宜都县城更近些，因之宜都县城我是去过的。这就像在坡里做事，口渴了，因为离家远，不能回家喝水，便在坡下人家，讨了杯水喝。听表妹说，宜都的县城叫陆城镇。白洋区集镇与陆城镇只有一江之隔，我还没记事的时候，白洋区是归宜都县管辖的。大概是要“隔江而治”吧，在把枝江县地处江南的枝城镇划归宜都县管辖的同时，也就把宜都县地处江北的白洋区划给了枝江县。因此我想到兄弟分家。有弟兄发了财，在对面塆里建了房，便把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还有自家的兄弟们，请到家里来，好酒好肉款待后，在头脸人物的主持和见证下，把过去已经分好的地，做了个调整，为的是以后种地，大家都可以少跑冤枉路。而对于白洋区来说，对于青荣大队来说，却是舍近求远的。这也不奇怪，就像一桩发生变故的婚姻，本来至亲至爱的人，在吵吵闹闹中，就变成了陌路人，而一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却变成了那个形影不离、同床共枕的人。

或许是远亲不如近邻，也可能是习惯使然，与宜都之间尽管还隔着一条宽阔的长江，我们有事还是去宜都的陆城，却不是去枝江的马家店。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得了疳病，就是在陆城做的治疗。母亲说，因为营养不良，有一段时间，我面黄若土，发枯似草，骨瘦如柴，还久治不愈，父亲便带我去了陆城。治这个病，当时的方法是“挑”，叫“挑疳”，也就是将身体的某个特定部位划破，挑出皮下的脂肪。医生为我选中的部位，在左手中指与食指之间。我看见，医生一刀下去，一砣豌豆大的脂肪，便被挤了出来。挤出来的脂肪是颗粒状的，特别像从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鱼籽，颜色也跟鱼籽一样的娇黄。医生将挤出来的脂肪剜去，然后缝线、上药、打巴子，这就算妥了。数十年过去了，我左手的那个部位，至今还有一个小的凹陷，凹陷的中间，有一颗酷似细长米粒的白色印记。后来听人说，“挑疳”是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此后我再没见过这样治病的。

我没有去过枝江县城，离县城很近的地方，却是去过的，这个地方叫董市。这就像香港回归前，我曾在深圳上船，绕香港转了一圈儿，回来拿照片给朋友看，说我到过香港，居然有很多人相信。我有个姑姑，就住在董市附近的村庄里，他们经常去县城，讲起县城的繁华与热闹，总是活灵活现、眉飞色舞，让人眼花缭乱。姑姑那个地方，也与我们这里有些不一样。我们这里是丘陵，他们那里是湖区，四周一展平阳，到处是河湖港汊，一湾一湾的水，全是蓝幽幽的，深不见底。他们那里的路，总是宽宽的直直的，没有弯弯绕绕，也没有上坡下坎，一直通到天的尽头。他们那里的地，也是大块大块的，让人一眼望不到边。我感觉，他们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我在课文里读到过的江汉平原。我们这里种水稻，他们那里种棉花，每到棉花收获时节，千朵万朵的棉花绽放开来，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也像一朵朵的白云，到处都是明晃晃的，耀得人睁不开眼睛。因为棉花比水稻能变钱，他们那里的人，也就普遍比我们这里的富裕，房子更是比我们这里的好。他们的房子，都是有棱有角的、平顶的、两层的楼房，外墙还总是白白的、亮亮的，像一座座小宫殿，更像散落在大地上的一粒粒珍珠。

可是我姑姑家却不行，非常地不行。她家的房子是用杨树打几个桩，然后用芦苇围成的。或许因为年月太久，屋顶上的芦苇已经腐烂，有堆在田头的已经腐败了的稻草般的黑。在那些楼房的缝隙里，这芦苇棚，是那样地孤苦，那样地可怜，那样地悲怆，让人不忍目睹。这棚子不仅狭窄、矮小、昏暗，还四处漏风，吹大风的时候，会筛糠般地抖，仿佛随时都会散架，随时都会被风卷走，让人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毛。”母亲说，姑姑家的房子本来也是极好的，是一栋新建的两层的楼房，还比别人家的高大、亮堂、光鲜。姑爹在大队当会计，或许就是因为这房子，有人说他贪污公款，房子被没收，这才住进了芦苇棚。姑姑家的楼房我不记得了，对这茅屋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那时候我就想，枝江有什么好的，县城又有什么好的，姑姑和姑爹的家，离枝江县城那么近，却被整得这么惨！我感觉，这就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的屋檐下，搭了个破烂不堪的窝棚，既困顿、寒酸了窝棚的主人，也损害了宫殿的形象与威仪。

我有三个姑姑，大姑、三姑和幺姑，董市的这个姑姑是大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二姑。父亲是老大，三姑和幺姑是老二和老三，还有个幺爹，十六岁的时候，为救一条牛，溺水而亡。我曾扳着手指头，细数过父亲的兄弟和姐妹，在他的一母同胞里面，是没有大姑的。我不知道我爷爷是弟兄几个，但我断定，这个大姑应该是父亲的堂妹。尽管不是同胞兄妹，但我们家与大姑家的走动，还是频繁的。在三个姑姑中，大姑离我们家最远，但我们每年都会步行二十多里路，去给她拜年。农村有句老话儿，叫做“弟兄越闹越生分，亲戚越走越亲近”。我们与大姑家的亲近，或许就在于走动频繁吧。尽管如此，大姑和姑爹却很少到我们家来，只有那个叫“树娃子”的表哥，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偶尔来给我们家拜个年，来了多半连饭都不吃，就掉头往回赶。母亲说，姑爹因为被打成贪污分子，一直被大队“管制”着，即使逢年过节，要走个亲戚，还得经大队批准。姑爹不想低那个下式，也便干脆哪里也不去。大姑却说，即使不需要批准，她和姑爹也是不愿意外出走动的。大姑说，他们只要走出家门，就觉得比人矮一截，到了亲戚家，左邻右舍还要问这问那，何必自寻没趣、自取其辱！

那时候我还是个毛头小子，却有大姑一样的感觉，因此大姑的话，我是深信不疑的。逢年过节，或是生产队放假，父亲总让我去走亲戚。二舅家、三舅家，还有三姑家、幺姑家，以及表姨妈家，离得都不远，少则两三里，多则十来里。我宁愿在家里睡大觉，或是帮着父母喂猪、弄猪草、种菜园、打扫屋子，却哪里也不愿意去。父亲便说我是个“窝雀子”，一年上头都把嘴长在自家锅里。父亲的意思是，到亲戚家吃两顿，可以省下自家的。那时我们家穷，还粮食不够吃，亲戚家却都比我们好。即使条件跟我们家差不多，有客进门，也要多炒两个菜，还要煎个鸡蛋什么的。即便没有多炒菜，也还可以放开肚皮多吃两碗饭。可是在亲戚家里，我的感觉总是非常的不好。吃菜不敢大大方方地拣，添饭次数也不敢太多，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在帮我数着吃饭的碗数。我不是贼，却有贼一般地心虚。因此在亲戚家里，我从来没把饭吃饱过。春节拜年，三姑幺姑家里条件比较好，给个三毛五毛的压岁钱，我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接是太穷，不接是嫌少。还有亲戚们的那个眼神儿，总感觉是在同情我可怜我。一次去过幺姑家，幺姑竟怀疑我拿走了她家的肥皂盒。我家没有肥皂，要肥皂盒做甚？但我有口莫辩。

董市的那个姑爹，虽然被“管制”着，但与人的交情还在，个人的脸面还在。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家那个时候，人多劳动力少，父母挣的工分，以及用工分折出来的钱，不足于买回生产队分配的物资，便被称为“超支户”。我们家养不起猪，过年要靠生产队分配猪肉。不知是什么人出的主意，那一年的腊月，生产队放出话来，凡是超支户，要领回生产队分配的猪肉，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肉。生产队的猪已杀，分配给我们家的猪肉，就堆在生产队的库房里，从库房的窗子，能看见那些肉，我家却没有钱把肉拿回来。听父亲说后，我到库房的窗口看过。肉就堆在库房的地上，还用报纸垫着，有好几堆。也就是说，没钱拿回猪肉的，不止我们一家。从离窗口最近的那一堆，我看见那些肉，肥的洁白，瘦的红艳，连骨头都很诱人。薄而柔韧的肉皮上，连一个个毛孔，都是那样的好看。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肉，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奔涌而出。我和弟弟妹妹，还有我的父母，已是大半年没吃过肉了。我到窗口看过一次，便不敢再到那个窗口，不敢再去看那些肉。

在我们家哭天无路的时候，这事儿不知怎么就被大姑知道了。有一天，大姑奔波二十余里，突然来到我们家，对父亲说，姑爹联系了董市附近的一家鱼场，鱼场准备扩建鱼塘，看在往日的情份上，鱼场同意生产队放假后，让父亲和我去帮助挖鱼塘。挖鱼塘按土方计酬，每人每天能挣三四块钱。大姑还叮嘱，尽管他们家条件不好，让我们挖鱼塘的时候，到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过夜。大姑说，一年上头吃糠咽菜，过个年，大人不吃肉可以，孩子们还这么小，看着别人家吃肉，自家锅里没几片肉怎么行呢？大姑说完这些，我看见父亲紧绷了多日的脸，终于有所舒展。我也似乎看见，那堆撂在生产队库房里的猪肉，已经搁在了我家厨房的砧板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姑来我们家。她只坐一会儿，喝一杯水，又再三叮嘱一些细节后，便离开我们家，匆匆忙忙往回赶。大姑说，姑爹还在家里等着给鱼场回话哩。父亲和母亲，一直把大姑送了很远才回家。大姑走后，我对挖鱼塘，对董市，对县城的憧憬，是愈加地强烈了。大姑让我感觉到，离县城越近，挣钱的机会就越多。

生产队放假后，父亲和我，便背起土箕子，㧯起钩子扁担，连夜往大姑家赶。我们没钱赶车，晚上也无车可赶，就把两条腿变成翅膀，在脚下生出轮子，风驰电掣般地，朝着那个能挣到钱的地方飞奔，直奔得汗流浃背、虎虎生风。第二天来到鱼场，报过姑爹的大名，便有人把我们领到了开挖鱼塘的工地。这开挖鱼塘，与平整土地、改河造田、修沟筑渠，没什么两样，我不知干过多少，早已是轻车熟路。但是这回不一样，那些土方不再是队长派的生产任务，挣的也不再是生产队的工分，而是钱，而是堆在生产队库房里的、有红有白的、连皮带骨头的猪肉。我们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赶到了工地，直到看不见挖土了，才紧赶慢赶地摸进大姑家的门。我和父亲的那个干劲，是从未有过的十足。我心里面的那个感觉，跟吃肉啃骨头一样地美艳。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和我，用汗水和劳累，用在离县城很近的地方挣来的钱，让弟弟妹妹，还有母亲，吃上了猪肉，父亲还喝了两小杯酒。在吃猪肉的时候，我才把一文不值的自己，还有我们那个穷困潦倒的家，真正划归枝江管辖。

全家人过年吃上了肉，我非常高兴，但我的身体却不能承载这高兴。整个春节期间，我都在拉肚子。那肚子拉得一个凶啊，刚提起裤子从厕所里出来，又不得不再进去宽衣解带。因为拉肚子，本应生龙活虎的我，腿子像踩在棉花上，身子骨发冷，手脚无力，成天都想打瞌睡。我不敢声张，只能独自思忖。思来想去，以为是挖鱼塘时，喝了旁边鱼塘的水，那水应该不干净。可再细想，所有开挖鱼塘的人，包括我父亲，累了渴了，都喝那口鱼塘的水，父亲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仔细观察过，他真的没事儿。我只能将之解释为，经过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砺，还有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劳作，父亲的身体早已异常强壮，以至百毒不侵。而我呢？初涉沙场，缺少磨砺，身子骨还太嫩太弱，加之劳动强度过大，造成身体虚脱，这便抗不住病毒或者细菌的侵染了。开挖鱼塘期间，身体处于应激状态，没来得及反应，等到突然歇下来，身体便再也扛不住了。我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让弟弟妹妹看见，在他们面前，我只能强打起精神，装得跟没事儿人一般。我心里清楚，如果父母知道我病了，他们会担心，还会让我去看医生。在大队卫生室里，我们家本就欠着一笔账。如果再去看病抓药，这鱼塘也就白挖了，数日的劳累也白受了。那段时间，我像一个足月待产的孕妇，心里充满了喜悦与期待，却又不得不承受身体的疲沓与沉重，并为之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或许无娘的儿天照应。春节过完，重新投入生产队劳动时，我的腹泻居然不治而愈，真是个劳苦命啊！这是我在枝江老家度过的，一个最为难忘却又最为难受的春节。

我身为枝江人，在枝江生活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去过枝江县城，现在说起来，那就是一个笑话，我感觉非常地没面子。其实，没面子的又何止于此？参加工作后才知道，我竟然还没有吃过肉糕，也没有看见过腊肉，还不会嗑瓜子。肉糕是嫌猪肉不好吃才做的，腊肉是因为猪肉吃不完才熏的。我家过年都没得肉吃，即使能吃上肉，也要以拉肚子为代价，哪里有肉做肉糕？腊肉又从哪里来？说起嗑瓜子，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谁见过捏着肚皮嗑瓜子的？我想了许久，爱好吃鱼，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小骄傲。枝江有滚滚长江，大堰小河更是出奇地多，鱼也便随处可捞，无须花钱买。㧯块门板，把堰塘的出水口一闸，泄水沟里满沟都是白花花的。编个喇叭籇，下雨天往田口子一放，第二天就是满籇子的鱼。耕田的时候，在犁尾巴上挂个篓子，收工时拎起来一看，鳝鱼泥鳅半篓子。煎鱼块，燉鱼头，熬鱼冻，干煸鳝鱼和泥鳅，那是我的最爱。我母亲却最烦我和父亲拎着鱼回家，她说煎鱼费油，看见鱼就心里冒包。枝江人是不是都爱吃鱼，我不知道。但在食堂里吃饭，凡是盘子里有块倾倾神的鱼冻子，坐下来就嗍嗍呡呡吃得津津有味的，那一定是枝江人。

尽管我爱好吃鱼，有着典型的枝江人的嗜好，而生活在本土的枝江人，却并不认可我这个远在他乡的枝江人。一次在枝江开会，会议间隙到附近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与另一名顾客聊到了我认识的枝江某局局长，说这局长因肝破裂不到五十岁就离世了，我便插了个嘴，同时深表惋惜。那理发师傅却深感诧异，问我怎么会认识这个局长。我说这局长的老婆跟我是邻居。理发师傅说，他老婆是枝江人，舒家嘴村的。我说我也是。理发师傅停下手中的活计，走到我正面，非常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然后非常肯定地说：我怕俩儿哦，俩儿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俩儿是枝江人。我说了我们村现任村书记和前任、前前任村书记的名字，还说了句，俩儿一个不相信我是枝江人，俩儿到底想搞化儿？那理发师傅才说，他也是舒家嘴村的，还说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原来他父亲我认识，曾是隔壁生产队的队长。理发师傅说，那俩儿列个口音变化也太大了，连一滴尕儿枝江话的影儿都没得哒。我说我离开枝江都快四十年了，那理发师傅这才点了点头。我想，他这点头，应该是认可了我不是个冒充的枝江人。

（二）

枝江是因为长江在那里有个分支而得名，而白洋这个名字，我却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第一次听说白洋，是因为幺舅在白洋船队做事，但白洋的船队，我没去过。母亲说，幺舅一直呆在船上，只有休假才上岸，上岸就回了宜都的家。我最初琢磨白洋的来历，想到的是白色的海洋，脑海里继而出现的是白花花的银元，因为银元又叫大洋和光洋。后来我发现，这两个意思都不对。有人说，是因为在白洋附近的江面上，曾有一块白色的羊形巨石，我却没见过，据说是因为江水上涨，被没入了江底。我最初涉足白洋，是那次到宜都治疳病，父亲带着我，应该是在白洋过的江，可我已全无印象。我读小学的时候，白洋一度被改为“红阳”，枝江县的白洋区也就随之改为“红阳区”。改名字的人说，“白”代表不革命，代表白色恐怖；“洋”则代表崇洋媚外，代表西方意识形态。而“红阳”，则代表心中的红太阳，代表心向党。但是这个名字，在昙花一现之后，便如那块羊形巨石一般，被没入了历史的江底。

我初次到白洋，是初中毕业的第二年，到善溪冲挖腐殖质。我们一伙年轻人，坐着拖拉机，经武魁场、太保场、四陵坡，曾打白洋集镇过过。坐在拖拉机上的人，来自同一个生产大队，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到了挖腐殖质的地方，把铺盖行李放进寄住的农户家，我们便扛起铁锹去了工地。腐殖质分布在一片山冲洼地，有煤一样的黑，看上去就是一片黑土，却比土绵软、蓬松，没有土那般结实，挖的时候有用刀切泡沫的感觉。据说，腐殖质是一种上好的肥料，我们一边挖，一边就有车拉走了。让我觉得不虚此行的，是工地上的生活开得比较好，有时还能吃上肉包子。因为吃包子，还闹出个笑话，以至同来的人，说我把底子掉在白洋了。那是我第一次放开肚皮吃肉包子。我拿起个包子，狠狠地咬一口，包子里面的油喷涌而出，流在了手臂上，我便举起手臂去舔。谁知，高高举起的包子里的油，又流到了后背上，烫得我嗷嗷直叫。因此留下一个歇后语：肖远金吃包子——瞻前不顾后！可惜好日子不长，只有月余，我们便与肉包子作别，被拖拉机又经白洋拉回了家。

白洋的四陵坡，据说是埋着四个皇帝的地方。埋皇帝的事儿，我早就听说过，而那次去善溪冲的路上，我才真正认识这个坡。四陵坡是到白洋必须下的一个坡，坡很长很陡，路也不宽，还七弯八拐的，路边全是林子，视线很不好，在这个地方翻的拖拉机，不是一台两台，开拖拉机的人，都称它“魔鬼之坡”。隔壁青河大队，有个姓王的拖拉机师傅，他弟弟还是我同学。自从他在那个坡上翻车，被拿掉一个肾后，附近几个大队的拖拉机师傅，更是将其视为“恐怖之坡”。我师傅听说王师傅的事后，却非常地不以为然，说他完全是个“二不愣吞”的家伙。二不愣吞是方言土语，意思是愣头愣脑，傻里巴几，呆板，不灵光。我师傅说，他到白洋几十次，就从没在那里翻过车。我嘴里说着那是那是，心里却在想，您没在四陵坡上翻过车，却在生产队的小坡小坎上翻过，还差点把我砸死。但从师傅的话里，我也感觉到，尽管四陵坡很险，但只要如师傅般地谨慎小心，也是可以不出事的，而在小坡小坎上粗心大意，也有可能出事。后来我还想到，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如此。

我真正与白洋打交道，应该是在我的师傅不搞机械以后。生产队把拖拉机卖了，师傅便懒得搞机械了。拖拉机没有了，却还有机耕船、柴油机、粉碎机、打米机、抽水机，这些机械出现故障，我就得去白洋，到白洋农机供应站购配件。从枝江经雅畈到白洋的班车，每天两趟，但我都是走着去的。从雅畈到白洋，往返四十余里，可以节约六毛钱的车票钱。外出办公事，生产队每天补助五毛钱的餐费。为了节约钱，我没在白洋吃过饭，每次都是空着肚子往回赶。几年以后，我用积攒起来的餐费和车票钱，买了一块布，为自己的棉袄做了件罩衫，我的棉袄一直没有罩衫。因为没有换洗的，一件棉袄，天冷了上身，直到天气暖和了，才能脱下来洗。我搞机械，油多，灰大，一个冬春下来，那件棉袄，早就没有了看相。有罩衫就不一样了，罩衫可以随时脱下来洗。那件罩衫，让我的个人形象，应该是有所改观。但因为经常不吃午饭，我落下了严重的胃病，直至生活条件改善后，又吃了好多的药，才逐渐好转。农村有句讽刺人的话，叫做“身上穿的晃晃神，肚子饿的荡荡神”。好长时间，我以为这话，就是专门用来讥讽我的。

在生产队搞机械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给家里弄一把铝铸的水瓢。不是家里没瓢用，是觉得铝瓢特别好看，白净，硬朗，水装在里面，能一眼看到底，不像家里的那把旧木瓢，总是锅底般的黑。有一段时间，我像着了魔，连做梦都在捧着铝瓢喝凉水。白洋农机供应站的货架上，就有几把这样的铝瓢。我问过供应员，一个柴油机的旧活塞，换一把铝水瓢，不需要另外加钱。在白洋农机修造厂做事的邻居告诉我，活塞是铝合金的，只要有砂模，一个旧活塞融化后，可以铸两把水瓢。为能弄一把铝水瓢，我把生产队那台柴油机的活塞，拆下来看过几次，它总是白白的、圆圆的、溜光水滑的，居然没有一丝一毫损坏的痕记。我告诫自己，决不能把没有损坏的活塞，拿出去换瓢，那样的话，就是侵占集体利益。因此，直到外出读书前，我都没能弄到那样一把铝水瓢。参加工作之后才知道，铝瓢其实没有木瓢好，长期使用铝制的炊具饮具和餐具，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很多时候，守拙，守朴，守传统，守规则，看似死脑筋，实则是冥冥之中的智慧之选。

在白洋农机修造厂做事的那个邻居，跟我是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还没记事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扔下他们兄弟仨，在雅石溪边的同一棵歪脖树上，先后自寻了短见。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却一直和不来。他有个远房的幺叔，比我略小。读小学的时候，一次我与他幺叔发生争执，幺叔告诉他后，他不问青红皂白，从很远的地方气吼吼地跑过来，一边跑就一边用土块砸我，把我的头砸出个大包。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与他邻座，他跟另一个同学联起手来，一前一后地用课桌夹击我，让我没有容身之地。他们还隔着课桌大声讲话，让我听不见老师讲课。因此很长时间，我都拒绝跟他说话。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劳动时，我们的关系有所缓和。邻里之间，早不看见晚看见，相互借个锄头扁担，挪个两勺油几匙盐，是免不了的。他到农机修造厂工作后，我去白洋购机械配件，有时也会去他厂里，去了也就是坐坐，喝一杯水，讲讲生产队的事，说说又有谁找过他。他也请我到厂里食堂吃饭，尽管我没地方吃饭，却从来没有吃过他的饭。我总是借口说，幺舅做了饭，正等着我去吃呢。

邻居谈的女朋友，是农机修造厂同事，后来考取学，跟我同一个学校。那段时间，他经常给我写信，打听女朋友的情况，还让我盯着她点儿，如有异动，让我一定要告诉他。他女朋友与我不同班，也不同年级，我哪里盯得着？我好不容易考取个学，一心扑在学习上，也没那个闲功夫。他怕女朋友跟了别人，有一年暑假，他让女朋友怀上了他的孩子。学校发现后，要处分他女朋友，他便经常去学校。每次去，都在我那里吃，在我那里住，还攀着我和他一起找领导。他给学校领导说，他女朋友怀孕，不是女朋友自愿的，是他强迫的。学校规定，在校期间不准结婚，更不准未婚先孕，否则要开除学籍。但学校想到，一个农村女子，考个学不容易，便网开一面，只给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我毕业后，邻居便不再联系我，倒是他女朋友，还时常给我写信。他女朋友毕业后，没有回白洋，也没有回枝江，而是去了另一个县。邻居便到处找关系，在女朋友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把她调回了白洋，调到了自己身边。他们结婚后，他妻子还经常给我写信，诉说自己的烦恼与苦痛，痛陈丈夫的强势与蛮横。我却很少回信，即使回，也只是做些隔靴搔痒般地劝说与安慰。

我考取的那个学校，是一所中专。上学在宜昌市郊，却是在白洋中学参加的考试，那可是招生制度改革后的首次招考。那年九月，有人给我说，招生制度改革了，上大学要通过考试，不再靠推荐，也不再看家庭出身。那人给我说的时候，天正下着雨，绵绵的秋雨。我却感觉，蓝天高阔，秋风和畅，骄阳如春，柳树绽出新芽，庄稼正在拔节，我家门前的杏树和桃树，也似乎绿正浓花正艳。可我找来报纸看过，心里却凉了半截，家庭出身是不看了，却要看学历，要参加高考，必须有高中学历。可我连高中学校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那时候读高中，也是靠推荐，我家成份不好，要是让我上高中，那一定是有人脑袋进水了。我把手中的报纸，扔进雨中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杏树和桃树的花落了，叶也落了，只剩下了细柔的、光秃秃的、纹丝不动的枝。我开始恨，从未有过的恨，我恨没让我读高中的人，恨我爷爷在旧社会有那么几块地，还有一栋高高大大的土坯房。

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剁猪草，初中毕业时的班主任郑绪莫老师，有如天神降临一般，竟然无声无息地，笑模笑样地，就站在了我面前，还拿出一张卡片，一张很小的卡片。我“噌”地一下站起身来，在衣服上揹了揹手，接过来看时才发现，那是一张写着我名字的准考证。我感激而又惊悸地看着老师。老师笑笑，然后大声说：不能考大学，还可以考中专啊！农村娃子，大学中专都一样。我结巴着问：有……有这么好的事，我……我怎么不知道？老师说，你都知道了，还用得着我给你报名送准考证？我又在衣服上揹揹手，于泪如雨下中，紧紧地握住了老师的手。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的家。我竟然，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来得及说。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我有如木头人一般，在大门外站了许久，感激、幸运、背水一战、没齿难忘等等字眼儿，一直在我的心间左冲右突。夕阳西下时，我仿佛又看见，门前的杏树和桃树，不仅花团锦簇，还硕果累累，枝条都被压弯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便没日没夜地复习起来。白天我在生产队的机房里，在粉碎饲料的机器旁复习，晚上我点起煤油灯，在用篾片编成的书桌上复习。复习的时候，竟连柴油机、粉碎机的轰鸣声，生产队长的呼唤声，父亲让我关灯睡觉的喝斥声，也时常充耳不闻，那个用心和专注，前所未有，史无前例。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捧起书本到处跑，去向老师、同学、朋友求教。求教的时候，有的人不仅帮我解答难题，还为我鼓劲加油。有的人却给我泼冷水，甚至笑话我，说我异想天开、走火入魔。有的人则表示怀疑，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报名又未经批准，生产大队会不会让我考？那段时间，我的确有点儿走火入魔，有点儿吃了秆砣铁了心，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

十二月十日是考试时间，考场就设在白洋中学。我头天便赶到了白洋，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学校。学校到处都是警戒线，还随处可见背着枪戴着红袖章的民兵，那个阵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威严让我感到惊悚与瞠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过，我极不甘心又战战兢兢地交过卷，神不守舍地跨过考场警戒线，却看见好多的人在操场上激情四溢地交流着、嘻闹着，有的说只有哪题哪题没做完，有的说作文写的还可以，有的甚至能估摸出自己能得多少分，仿佛这考试是专门为他们而设，这考题是为他们量身定做。而我，却考得一塌糊涂。操场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便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哼地灰溜溜地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只摇摇头，她便不再问。

在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有所稳定后，我对这次考试做了分析。这次的中专招考，只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满分各为一百分。考数学我做到因式分解就做不下去了，考政治我把从广播里听到的东西，蒙了些上去，是对是错我无力分辨。只有语文考得还可以，却也错漏良多。词语解释“大失所望”，我不知何意，没有做。词语造句“之所以……是因为……”我没看见过，不会造。古文翻译《郑人置履》，好像学过，有些印象，却忘记了那时候有个郑国，“郑人”应该是“有一个郑国的人”，我却开篇就译成了“一个姓郑的人要买一双鞋子……”。作文题《难忘的一件事》，我写了毛主席去世，我痛彻心扉，将终身难忘，却不知道是不是压到了题。我估计，三科加起来，我的总分也就一百多分，还多不了太多。当时我就想，如果连这样的成绩也能考上一所中专，那天下得有多少学校！

我后来才知道，这次的招考，是中专与大专大学一起考，初中毕业只能考中专，高中毕业既可以考大专和大学，也可以考中专。或许大家都跟我的班主任老师一样想：“农村娃子，大学中专都一样”。大概为保险起见，很多的高中毕业生，报考的也是中专。我最初很不理解，觉得不公平，认为国家应该限定高中毕业就必须报考大专和大学，不能让他们挤占了有限的中专资源。但是后来又觉得，我的想法是偏激的、片面的，中专资源紧张，大专和大学资源应该更紧张。再说，人家高中毕业都不能考中专，却让你一个初中生去考，岂不是更不公平？后来听说，那年报考中专的高中生比初中生更多，我便深感安慰，人家高中毕业生毕竟比我多读两年书，我考不过他们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在参加完考试，离开白洋中学，回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对白洋中学以至整个白洋集镇，倏忽间竟然生出些怨愤来。这样的一所学校，全区的最高学府，居然就不曾在某间教室里，有过一张属于我的课桌，在某个窗口映出过我的脸庞，在操场上留下过我的脚印。现在这脚印是有了，但我的步履是蹒跚的，脚印是凌乱的，身影是落荒而逃的……我对这所学校，或许会牵绊一辈子。

参加完招考，我便把准考证、复习资料，连带在白洋中学参加过这样一场考试，完完全全地抛到了脑后，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每天照常出工干农活，照常开我的柴油机，粉我的饲料打我的米，喝我的稀粥睡我的觉，对什么时候公布分数，能否被录取，从来就没惦记过，也没有抱过一丝一毫的希望。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我经历了由喜出望外到愤愤不平，由天降惊喜到背水一战，由满怀憧憬到大失所望，这样一个时而波峰又时而谷底，且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震荡与摔打。现在好了，尘埃落定，灰飞烟灭，一切尽成云烟。在我心里，这一页也就算翻过去了。我安慰自己，好歹也努力过了，抗争过了，就算增长见识、丰富人生吧。我告诫自己，自此以后，别再胡思乱想，还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做一个终身制的地球修理工吧。

或许彩虹就在风雨后。一天晚上，一个没穿邮电制服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说他是白洋邮电所的邮递员，来给我送入学通知书。我因为外公去世不在家，父亲要代为签收，却被邮递员拒绝了。邮递员说，他是受了白洋区领导委派，专程连夜来送通知书的，没有我的亲笔签名，他不会把通知书交给任何人，父亲只能步行十余里山路去叫我。我回家时，邮递员已经在我床上睡下。签字领过通知书，已是大半夜，我让邮递员睡到天亮再走，他却执意马上走，还说上班就要给区领导汇报。他背起邮电小包，用围巾蒙住嘴巴，推着自行车，便消失在我家门前的小道上。夜那么黑，初春的夜那么冷，还要骑行二十多里的一路上坡……看着邮递员消失的背影，负疚与感激在我心中萦回……也就是在那个瞬间，我对白洋区政府、白洋邮电所以及整个白洋，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

收到通知书后很长时间，我都一直在想，送个入学通知书，应该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跟送个电报、送封挂号信、送个包裹没什么区别，可邮递员为什么不穿工作制服，还要深更半夜送过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还说是受了区领导委派，第二天就要给领导汇报。我一度以为，事情被弄复杂了，没必要这般慎重与神秘。这个入学通知书，还有我这个人，其实没那么重要。入学报到后，学校领导找我谈话，我才知道，它源自于学校对我个人的高度重视和极端负责。学校领导说，今年的中专录取分数线是八十分，你的招考得分是一百二十一分，在报考我们学校的考生中，你的分数最高，还只填报了我们学校这样一个唯一的志愿。但是你的政审材料，大队签了字，却没给盖章，还在材料上留下一行字，问“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学校担心，按照常规渠道和方式投递，由生产大队和小队逐层转交，你有可能拿不到通知书，学校这才启用了特别投递方式。领导还说，为送入学通知书，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过不让邮递员进村入户，甚至毁坏邮件的极端情况。原来不是岁月静好，而是有人一直在为我负重前行，自己却生在福中不知福。以至在毕业分配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每每想到这个事情，我都会感到温暖，感到被重视，感到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报效这个国家和时代。

（三）

雅畈与我家只隔一条雅石溪，相距也就三四里，是当地的出门码头，附近几个大队的庄户人家，买个针头线脑儿，理个发赶个车，办个大事小情，都要来这里。雅畈其实叫武魁场，我们还叫它“爬儿铺子”，因为雅畈公社和后来的雅畈管理区都设在这里，也就逐渐地被叫作了雅畈。现在说武魁场，不是当地人是不知道的。这名字是如何来的，从来没有人说起过，或许是曾经出过武状元吧。而“爬儿铺子”就更是说不清楚缘由了，我问过很多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至于雅畈的来历，应该是因为这里有一条雅石溪，又有大畈的稻田而得名。这一畈的稻田，顺着雅石溪的走向，由太保场一直铺展到玛瑙河边，有数千上万亩，是白洋区水稻、小麦和油菜籽的重要产区。

现在的雅畈，已是白洋高新区有些规模的集镇，超市、饭馆、美发屋、菜市场等一应的店铺，已在国道两侧铺排开来，俨然一个乡村大集市。国道的中间，以前是花坛，现在撤了花坛树起了栏杆，还开设了若干车辆调头的口子，划出了数条人行斑马线，也便多多少少有了些城市的味道。集镇东侧是三宁化工，高耸而又洁白的烟囱，正风帆一般地引领着集镇秉风而行。而集镇的后侧，则是大片的开发区，道路宽阔畅达，建设如火如荼，工程机械川流不息，好一副建设大都市的气派。

追根溯源起来，雅畈集镇的发展其实是从贩运木材开始的，国道两边曾经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木材，后来就衍变成了鄂西地区最大的木材市场。这里的木材主要来自五峰、长阳、兴山以及恩施、神农架等地，而做木材生意的则主要是附近的一些头脑精明的农民，我们大队就有数人参与木材贩运。这些人赚到钱后，便相继在国道两边建房居住和做生意，这就带来了集镇重心向国道边的迁移，还有集镇规模的快速扩张。后来因为重视生态建设和转型发展，木材市场也便雄风不再。但随着白洋高新区的逐步东扩和三宁化工的不断西进，雅畈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得到更为快速的发展。

雅畈集镇的变化触目惊心，让我这个从它身边走出来的人，也不能定义它是个新集镇还是个老街埠。如果说现在的雅畈集镇是一条鱼，那么老集镇只是鱼腹里一截短而细的肠子。这就像深圳，早年的那个小渔村已不能与之同日而语。过去的国道两边，以及通往雅畈火车站的公路两边，全是绿油油的稻田，也没有集镇西边通往枝城长江大桥的那条公路。在雅畈设公社或管理区的时候，办公场所都在一个小山包上，那是雅畈集镇的至高点。过去的雅畈集镇，只是在那个小山包的西边，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小街，街道很窄，街面用小石子垒成，呈龟背形，街两边多为木板房或筻材房。我们那里称芦苇为筻材，称乌龟和脚鱼为“爬爬儿”，或许这“爬儿铺子”就是因为街面呈龟背形而得名。如此说来，这集镇的名字也就真的土得掉渣儿了，还掉得满地都是，扫都扫不起来。当今的雅畈集镇是个“闩”字形格局，这条龟背形的老街，便是“闩”字里面的那个小横。

几年前，我读斯继东的小说《禁指》，总以为那故事，就发生在雅畈的这条老街上。这条龟背形的老街，虽然窄小、短促、简陋，但在儿时的我看来，也是喧嚣而繁华的，混过这条小街，也便是见过些世面了。我对这条小街印象最深的，是包子铺和理发店。有一次，我们一帮学生在街上嘻笑打闹，为保护一个女同学，与几个惹事生非的小青年发生冲突。因为人多，我们搞赢了，便要对方赔礼道歉，道歉的方法是为我们十几个人，每人买两个肉包子。那包子大大的，白白的，肉馅包得鼓鼓的，一咬满口的油，那个香啊，是我从来没尝过的。我吃包子的感觉，跟猪八戒吃人生果应该没有两样，只是我没他吞得快，而是细细地嚼慢慢地咽。那个包子铺就在街口，一面朝着老街，一面朝着公路，我每次打此经过，都能看见簸箕里又白又大的包子，却从来没有机会一饱口福。尽管打架时我没动手，只在旁边吆喝与呐喊，却跟动手的人一样吃到了包子，我觉得很值。

老街上的理发店，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还总去同一家店理发。至今还记得，理发师傅叫曹洪，家住荣合大队，与我家隔着雅石溪能对溪相望。曹师傅是个驼背，驼得有点儿很，我从没见过驼得那么厉害的人。曹师傅走路，以臀和颈为拐点，身体被折为三段，臀以上是平的，只有头高昂着，酷似一只吊着翅膀的鸟。他给我理发，总是将一只脚踩在座椅的横撑上，让上半身尽可能地立起来，要不然他的手就够不着我的头。曹师傅带个徒弟，他总是鼓励，从未见他批评过，因此我还写了篇散文《学会鼓励》，作为首篇收进了《意味人生》散文集。我总去他那里理发，一方面是因为他人好手艺更好，理发的过程让人觉得舒服，理出来的发也总能让人满意。另方一面是我觉得这人不容易，值得同情和敬重，有照顾他生意的意思。曹师傅尽管身体不方便，却是个勤劳的人，在街上理发的同时，还在家里养蜜蜂。几年前回老家，我到雅畈老街拍照片，还专门去了曹师傅的理发店。店门关着，门上有电话号码，墙上写有修长的“蜂蜜，曹洪自养专卖”的红色文字。旁边店家告诉我，曹师傅现在是养蜂专业户，已经好长时间不来店里了。就在写作本文时，一个家住荣合大队的曾经的同事，搭我的车回老家，说邻居家老人去世了，回去帮助张罗张罗。我问他认不认识理发的曹洪师傅，他说这去世的正是曹师傅。我问曹师傅年纪，他说应该八十好几了。我没想到，一个身体不方便的人，居然还如此勤劳，如此高寿。冲动之下，我很想前往吊唁，终因觉得唐突而摒弃了此念。

去曹师傅理发店的那次，我在老街上拍了很多照片，行文至此，翻出来看过，心里却满是失落。老街显得窄了，变得零乱了，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像一条被人遗弃的小船，在海浪中残喘飘摇。那些店铺，也变得老旧而破落，仿佛风烛残年的老人，个头儿变矮了，身子骨也弱了。街口小山包上的那个大院，曾经是公社和管理区的办公场所，我在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迁移手续时进去过，也在这里拜见过我的校友。在我眼里，它曾经是那样的规整、神秘与威严，即使从门前经过，也只敢倏忽一瞥。这样一个曾经让人敬而远之的地方，现在也变得冷寂而空旷了。铁栅门已经朽烂，像一位殉职的卫兵，僵硬地躺在水泥门柱的一角。院内更是满地杂物，四壁斑驳，草木零乱，仿佛已经人迹罕至。我在院里拍照，只有一条不大不小的黄狗，很是温顺地跟着我，嗅我的裤脚，舔我的手指，静静地看我，仿佛一个故交老友，在给我讲述着小院的清冷，以及一条狗的孤寂与失落。

小山包的坎下以前是一片荒地，公社偶尔在这里放电影，得空的时候，我会赶过来饱眼福看热闹，也便见闻了一些趣事。那时候生产队收工晚，收工后还要挑水、剁猪草、喂猪、做饭、吃饭、收碗，走几里路赶过来，银幕正面早已人山人海，只能站在背面看。背面与正面的区别，是方位和动作全是反的。一次看战争片，班长让全班战士向右转，战士们却齐刷刷地向左转。有个小姑娘跟她妈妈嘀咕说，他们都转错了。她妈妈却大声说，你个不知轻重的东西莫瞎说，肯定是你搞错了，解放军怎么会搞错？那时候看电影人多，进场晚了，孩子个儿矮站在后面看不见，家长便把孩子顶到肩膀上。一次电影突然黑灯散场，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孩子却大叫：爸爸，爸爸，你在哪里？他爸爸却不应声儿，直到孩子哭了，才大声说：你个不清白的玩艺儿，真是骑起驴子寻驴子！引得同行的人轰然大笑。

放映场还曾发生过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天放映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那可是享誉全国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生产队特意提前收工，放我们出来看电影，我们便早早地吃了饭，赶到放映场天还没有黑。眼看人越聚越多，影片却迟迟未到。那时候电影胶片紧张，一套胶片在同一个晚上要放映几个地方，而观众并不知道放映时间，也就只能早早地赶到放映场等候。那天起初说天黑就放，后来又分别改为八点九点十点，可到了十点影片仍然没到。看电影的人便开始躁动，这时突然听见“轰”的一声，然后便是一片惊叫。公社拖拉机站的一台拖拉机，为方便第二天溜坡启动，收工后就停在旁边的山包上。电影老不开场，几个年轻人闲得无聊，便撬开车门，钻进驾驶室，胡乱地操弄起来，以致拖拉机直接从几米高的山包上掉了下来，幸亏当时山包下无人。拖拉机站的人赶到现场，操弄者早已逃之夭夭，驾驶室里只留下了大片血迹。即便如此，看电影的人却依然故我，直至深夜十二点以后影片进场。可见当时的电影是多么金贵，看一场电影是多么难得，精神文化生活又是多么匮乏！

说到文化生活，我还参加过雅畈公社的文艺汇演，汇演的地方就在雅畈集镇背后的武魁场中学。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青荣大队的宣传队队员。我们这些队员，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便集中到大队学校排练节目，排成的节目主要是在各生产小队做巡回演出。一次说优秀节目能参加县里汇演，大队便派一名队员到区里参加培训。培训队员回来后，我们就不再参加劳动，而是住在学校专事排练。在这个队员的引领下，我们的节目档次和表演水平得到提升，我感觉与专业表演团队的差距大为缩小。可生产大队用拖拉机把我们拉到武魁场中学后，在红旗猎猎、锣鼓铿镪、人声鼎沸、舞台俨然、大幕森森的氛围中，我们却一个个儿怯起场来，尽管跳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我们的节目还是被淘汰了，没能参加区里和县里汇演。或许波峰之后必是浪谷吧。自那以后，宣传队便再也没有开展过活动，队员们也就重新回到了烈日之下和泥水之中。

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地名掌故，这个地名叫金钟寺，寺庙就在雅畈水库附近，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歇钟坑、滚钟坡和系（jì）鱼嘴等地名。金钟寺曾有一尊重八百钧的金钟，是这座寺庙的镇寺之宝，后来金钟被人盗走，寺也荡然无存。金钟是被几个下江人盗走的。他们游历过金钟寺后，见宝起心，于当夜三更下手。盗钟人得手后，便抬着金钟往长江方向赶，意图用船运走金钟。抬到一个山岗上，盗钟人累了，便停下来歇息。歇息时金钟将山岗压出一个坑，这个坑便叫“歇钟坑”，据说此坑用再多的土也填不平。盗钟人歇息后，又抬着金钟沿山坡下到长江边，因船不能靠岸，只有抬着金钟再沿江边山路顺江而下。没走几里路，盗钟人又累了，再歇息时，金钟没放稳，顺着山坡滚进了长江，此坡便叫“滚钟坡”。不知是山水冲刷，还是金钟碾压，此处的茅草始终头朝江水往下长。金钟滚进长江后，盗钟人便下江去摸。摸了几里远，金钟没摸到，却摸到一条金鱼。盗钟人不以金鱼为贵，只将金鱼用裤腰带拴了系在一个山嘴上，然后继续往下游寻找，系金鱼的山嘴便被叫作“系鱼嘴”，至今仍是捕鱼的好码头。盗钟人最终没能找到金钟，反被江水一个个儿卷走了。

金钟寺水库背后有个火车站，焦柳铁路雅畈站，是个很小很小的站，只有绿皮慢车才在这里停靠。我考取中专后，外出读书便是从这里出发。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真正走出雅畈、白洋和枝江，我一直把它视作我平凡人生的始发站。我对这条铁路的感情，是天下所有的铁路都无法比拟的，它的钢轨和枕木吸纳过我青葱少年时的汗水，它的垫枕石上留下过我稚气未脱的手印。我那时读初中，学校组织到工地劳动，我为它到山上捡过石头，往铁路上挑过石头，还在铁路上砸过石头。铁路在雅畈附近与国道交汇，交汇处有一座桥，人们叫它跨线桥，表姨妈就住在桥旁边。每次去表姨妈家，母亲不说走亲戚，而说去跨线桥，我却不能理解那桥为什么叫跨线桥。我离开家乡后，直到表姨妈去世，母亲去表姨妈家，一定还说去跨线桥，只是我离她太远，再也没有听见过。再后来，或许跨线桥太多，不能特指是哪座桥，人们便不再说这个词。直到这个词被淘汰，我还没明白它的意思。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好笑，一个人痴痴地傻笑。我从没想过，我的脑子竟会如此地愚钝。

到雅畈的路，是我外出读书前走得最多的路，也是记忆最为深刻的路。这条路几经改道，现在已经完全撇开最初的路线，成了一条另辟蹊径的新路。从我家到雅畈，早先的路要经戴氏堰、台子堰、舒家嘴、崩坎，然后过雅石溪，在田埂上好一阵左弯右拐之后，再横穿国道，又往火车站方向走一段，才能到达雅畈老街。在这条路上，崩坎是个值得说道的地方，每次想到这段路，我的耳边就会响起《黄土高坡》这首歌。这段路全是像黄土高原那样的黄土，道路临近崩坎的一边，还有崩坎的坎面上，总是寸草不生。这段路的边坎也很高，甚至可以叫崖，远远地看过去，就是一道黄水奔涌的瀑布。因为没有植被，每遇大雨边坎就会崩塌，也便有了“崩坎”这个名字。边坎发生崩塌后，为维持原有的路宽，再修路时，便要挤占另一边的农田。久而久之，本来很直的路，便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拐弯。多年以后，路的另一边已经抵近山坡，再无农田可占，路就被改到了崩坎的下面。路改道后，崩坎被改造成坡地，种上了庄稼，后来又在这里建了个休闲山庄，从此崩坎不复存在，这个名字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

过崩坎后下个大坡，便到了雅石溪边，溪水里有一排石蹬，过溪只能跳磴而行。公路沿着雅石溪去了溪的上游，过溪后便再也没有公路，全是行走在田埂上。尽管田埂多转折，还有缓缓的上坡，但因为走的人多，路面总是白白的，结实而硬朗，仿佛用硪夯过一般。走过这段田埂，前面是段平直的机耕道，道边有根很粗的电杆，电杆上经常贴有红纸标语条，多为“要斗私批修”“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等领袖语录。我每次去雅畈都走这条路，梦也就一直在这条路上。在梦里，溪里总有很大的水，石磴没有了踪影，我都是飞过去。过溪之后，庄稼地有如棋盘，不是麦苗青青就是稻秧茁壮，在纤细而纵横交织的田埂上，我仿佛一个孩童，总是在跑啊跑啊跑，跑得忘情、欢快、无忧无虑。梦中的雅畈老街，不是在街口，就是在中街的那条小巷里，还有巷口的那座石板桥，有时也在街尽头的绿荫小径上，母亲背着背篓，牵着我的手，正往外公家里赶……街口总是很热闹，小巷总是很幽深，石板桥清晰得可见板间小缝，母亲的手温暖得有如人间四月的风。

弯弯曲曲的雅石溪后来被取直，还在过溪石磴的下游建了桥。那桥尽管羸弱，却也改变了跳磴而过或涉水而行的历史，从此再大的水，也不能阻断人的行径。因为有了桥，路也沿溪改道重修。只是那桥高而窄，两头又转弯太急，过桥车辆不时发生意外。一次，母亲和小妹搭拖拉机回家，因为操控失慎，拖拉机坠到了桥下，幸亏人从车上摔出去了，桥下又全是长满草柯的泥地，这才不至于伤筋动骨。这桥后来在过溪石蹬的地方重建，旧桥只准行人通行，对全线道路也做了拓宽与硬化。现在去雅畈，开着小车或是骑着摩托车，过去半个小时的路程，如今也就是几分钟的事。现在的年轻人，对这条路，还有溪上的两座桥，以及当下出行之便利，或许没什么感觉，觉得大道理应天成，自古也便如是。而对于我，还有与我同时代的人来说，这个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不可以想像的。

（四）

舒家嘴村以前叫青荣大队，大队改村时因邻近的山嘴而得名，后来与方家坝村合并，依然叫这个名字。青河、青龙、青海、青年、青春……在我们那一带，人民公社时的大队名多是“青”字头的。这就像家敏、家英、家发、家财、家惠，还有昌新、昌秀、昌云、昌义、昌友一样，无论亲疏都是兄弟姐妹。这些兄弟姐妹有的姓蔡有的姓闫，这些生产大队却只归雅畈公社管。在青荣大队，闫是第一大姓，姓蔡和姓张的也不少，但闫姓没有执掌过大权，张家人和蔡家人却先后任过大队书记。我这个姓是个小姓，小得有些可怜，总共才六家，其中还有两家不是一个祠堂的。在附近几个大队，姓肖的也很少，我知道荣合三队有一家，石宝山那边还有一大家，但家庭成份都不好，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在那个凡事都论家庭出身的年代，我们肖家人是注定要被打入另册，而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大队书记姓张，名字就不说了。张书记个头不高，抽旱烟，最大的特点是嘴唇长，我不知道是旱烟抽得太凶还是话说得太多的缘故。我第一次见到张书记，是在一个批斗大会上。或许批斗大会很重要，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参加了。张书记讲话音调很高，语速很快，一边讲还一边做手势。他讲着讲着，便叫出我母亲的名字来，让我母亲站起来。说实在的，他前面讲的我根本没听，而对自己母亲的名字，我是敏感的。母亲站起来后，他便大声地批判她，要她这个富农分子老实点儿。我不知道我母亲还哪点儿不老实，也不知道母亲这是得罪了谁。在张书记声嘶力竭的批斗声中，有人朝我母亲扔土块，扔得母亲的头上和衣服上全是土块印，地上更是落了一圈儿的土块。后来又有人朝我扔土块，还说我是个狗崽子，也很不老实。当时我就觉得，这全天下的人，都在嘲笑和戏弄我们母子，我恨不得地上能立马生出个洞来，让我和我母亲即刻遁到地里面去。我第二次看见张书记，是在生产队的稻场上，那时我已初中毕业在生产队劳动。他带着几个人来到我们队，当着社员们的面大声责问我们队长，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大队召开的现场会。当时我就站在队长旁边，走的时候张书记瞟了我一眼，尽管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因为我看见他，耳边就会响起凌厉的喝斥声，眼前就有雨点般飞来的土块，身上就有遭土块击打的痛。

后来我跟张书记又有过两次接触。一次也是生产大队开会，年度春耕生产动员会，队长让我代表生产队在会上做表决心发言。我气势磅礴地念完我写的决心书，张书记从主席台上站起来，打断主持人的话，说我们队的决心表得最好，不仅措施得力，还很有气势，充分展示了抓好春耕生产的信心和决心，要求接下来的发言都要如此进行，以致后面几个人的发言比我的声音更大，有的已几近于“喊”。只是我不知道，张书记他晓不晓得我是哪个的儿子，家庭出身怎样。如果晓得，他会不会说我这个狗崽子还真有些不老实。其后再一次跟张书记打交道，已是几十年以后，他来我工作的地方，让我帮他买木材。故人远道而来，我却不敢提及往事，酒酣耳热之际，还是他挑起了话头。他说他是支持我升学的，在我的政审表上他签的是“同意”，是大队长说要“坚决抵制”没盖章。我说大队长不同意还可以盖支部的章啊，他说他把两个章都放在大队长那里。我见张书记不太忌讳过往，便问他还记不记得他在大会上表扬我的事，他说他对这个事本来没什么印象，是我考取学后，有人说起这事，他才知道那个发言的人是我。我跟他开玩笑说，您那个时候阶级立场那么坚定，却在大会上肆无忌惮地表场一个富农子弟，一个狗崽子，还让后面发言的人仿效我的做法，这应该算是您犯的一个错误。他却大笑着说，这只能说明我有先见之明，你看你现在，照样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

张书记说的那个大队长，他姓陈，其胞弟是我们队会计，因此人们叫他大老陈，我认识，却没打过交道。大老陈养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跟我一起也在大队宣传队呆过，个头不高，略胖，白净脸，长得还行，非常喜欢同在宣传队的一个姓杨的青年，那青年文静儒雅，还长得特别帅。他们的恋爱谈得如火如荼，却一直没敢公开恋情，那男青年的家庭出身也不好。这女子应该知道，一个问“还是不是共产党天下”的人，是断然不会让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做他的上门女婿的。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出身好的人与出身不好的人是必须划清界限的，否则阶级立场就有问题。

我们大队另一个我熟悉的人是杜思昂，大队“赤脚医生”，生于行医世家。只看这名字，就比“新”“云”“义”之类有文化。杜医生为人儒雅、斯文、和气，说话和颜悦色，做事慢条斯理，“老夫子”似的，一看就是个有些道行的人。他的医术比公社卫生院吃皇粮的医生更好，名气也比那些医生更大，请他看病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一次小妹发烧，母亲又是烧纸又是喊水缸，高烧依然不退。父亲把杜医生请过来，只吃了他给的几粒药片烧便退了。回诊时母亲问他，您说这烧纸、喊水缸，到底有没有用？他不说有用，也不说没用，却说那要看各人的相信。在那个穷困潦倒却迷信盛行的年代，我觉得他的回答机敏而有智慧。小妹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得过一场伤寒病，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不治之症啊，杜医生却把她治好了。母亲起病就很严重，床都下不来，父亲请过杜医生，杜医生便隔天来家瞧一次，打一针给几片药，少则几分钱多则一两毛钱。十多天后，母亲仍然起不了床，还不吃不喝，父亲急了，想送公社卫生院却又没有钱。见父亲为难，杜医生不知是胸有成竹，还是宽慰父亲，一边排挤射器里的空气一边说，您莫急，慢慢来，她的病看起来是严重了，其实已经开始好转。果不其然，又十多天后，母亲的病居然就真的好了。杜医生宽慰父亲时的那个胜券在握、气定神闲的样子，让我感觉，他是我们大队最有本事、最值得仰仗、也最让人敬重的人，我甚至幻想着，也能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们大队还有个叫杨默的，我与他只有短暂交集，却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杨默是三队人，与我家只隔一条岗，但我认识他却是在大队宣传队。我能记住他的原因，首先是他超凡脱俗的名字，在我认识的人中，以“默”作名字的绝无仅有。然后是他的沉默寡言和英俊帅气。不知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还是性格所致，他的话极少，也很少见他笑，显得非常的沉稳，在学校教室的地铺上睡一整夜，他可以连身都不翻一个。一个集帅气、沉稳和少言寡笑于一身的男子，对于年轻女子的杀伤力，应该是超常地大。宣传队里那个干部家庭出身，还长得最好看的女子，一直背着父母在偷偷地跟他谈恋爱。宣传队解散后，我与杨默再无交集，帅哥美女是否终成眷属，以及他的后续命运幸舛，我一概不知。

我不知道杨默认识我们大队多少人，我的家庭出身比杨默更糟糕，性格也比他更内向，因此我认识的人非常少，在本生产队以外，现在依然清晰记得的，除了大队书记、主任，还有杜思昂、杨默，便只有闫昌贵、骆德珍、易振华、李成斌、蔡明全等寥寥数人。闫昌贵是大队小学民办教师，有几分书生意气，后来考取枝江师范成为公办教师，一直在雅畈小学教书，考学时给了我很大帮助，是我最为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人生楷模。骆德珍是个有着黝黑脸膛的女子，曾任大队宣传队队长，后来当了大队妇联主任，为人干练，说话办事爽快，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子，我能进大队宣传队，应该是她点的将。易振华是公社干部易礼福的儿子，是我当时见过的最有范儿的男子，在任大队治保主任期间，与骆德珍结为伉俪，后来成为雅畈木材市场的木材贩子，并创建了一家规模不算小的建筑公司。李成斌是我家邻居李成秀的弟弟，一个不太能言语的男子，后来成为雅畈木材市场最大的木材贩子，据说赚了不少的钱。蔡明全是我的同班同学，其父蔡家常是生产队长，是个白净帅气、说话幽默、有几分狡黠的男子，后跟杜思昂学医，成为大队赤脚医生。

除却人际情愫，我对那方土地更是情有独钟，对那方土地上发生的事也颇多感慨。我家门前有一道堤，一道高高隆起的堤，人们称它三道坝堤。堤是用来挡水的，这堤却是用来引水的，准确地说应该叫它引水渠。但只要不是站在渠顶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道堤。那年正月初二，正是拜年的日子，队长却催着出工，说是从今天开始修建三道坝渠。待我找来挖锄、土箕和钩子扁担来到工地，工地上已有不少的人。队长说过这个事儿的来由，便开始在稻田里挖土、挑土、夯土。只一个多月，一道拦水坝似的堤，便横亘在了我家门前。筑完我家门前的渠，我们又到荣合三队挖渠。我家门前是筑，荣合那边是挖，一直挖到与雅石溪相通。当时我不知道这渠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晓得是玛瑙河第三道拦水坝的西引水干渠，我们筑或挖的只是这渠的最后一段。三道坝建在紫荆岭段的玛瑙河上，西干渠经几个大队进入我们青荣，在荣合三队注入雅石溪，全长八公里，是一条跨流域的灌溉渠。在那个只有人力没有机械，全靠锄头挖肩膀挑的时代，这是一个不算小的工程。

西干渠把处于同一条等高线上，从玛瑙河到雅石溪的数十个水库和堰塘串接起来，引玛瑙河水为之补水，以解决因承雨面积过小而经常蓄水不足的问题，应该说想法是好的，方案也是可行的。但不知是设计缺陷或者施工问题，还是后期维护不到位或是供水能力不足，所发挥的作用却是非常地不敢恭维。西干渠在我们队连接的是戴氏堰，这口堰可以自流灌溉近百亩稻田。西干渠建成后，我只见其往戴氏堰注过一次水，其后便再也没见有水来过。一条耗费那么多人力、占用那么土地建设的引水渠，竟然就成了个摆设，还是个不怎么耐看的摆设，我深感不可理喻。水渠废弃不用后，渠沟里杂柯疯长、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蚊蝇遍地，且多年无人料理，严重影响生态和环境。因为水渠阻断道路，渠上建有多座小桥，我家门前就有一座，每天出工都打桥上经过。这些跨渠小桥，大都桥窄弯急，承载能力有限，还没有栏杆，不时有行人和车辆坠入桥下，轻则摔个鼻青脸肿，重则伤胳膊断腿。我家门前高高隆起的那道堤，因为堤下泄水孔太小，过水能力不足，每遇大雨，堤上便成一片泽国，农田经常被淹，有时还会淹没房屋，严重影响生产与生活。水渠废弃不用已经数十年，却既未更新改造，也未将其拆除，一直僵尸般地横陈在那里，成为不堪目睹的烂尾工程，让人无不为之扼腕。

我们大队地处江汉平原西缘，东西流向的雅石溪与南北流向的玛瑙河在这里交汇，除了丘陵岗地和岗下平畈，还有大片的溪河冲积地，冲积地多为沙地，沙地不能筑埂蓄水，便被垦为旱地，多种植小麦、油菜、芝麻、花生、西瓜之类。我们队的旱地远离本土，要到旱地劳作，还得跨越邻队，再沿雅石溪绕过浑水潭，才能抵达地处巴山潭边的本队旱地。我们队每年都要在这里种植大片的花生，花生是稀罕之物，还能生吃，因之我对花生的记忆最为深刻。每年花生成熟时节，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我们便会扛起锄头和钎担，循着雅石溪步行两三里路，过节一般地赶往巴山潭边挖花生。人还没下地，队长便有言在先，劳作的时候不准吃花生。那意思是，把花生从地里全部刨起来后，大家才能一饱口福。每次刨完花生，我们便会坐在花生稞上，忘情地吃，拼命地吃，直吃得弯不下腰来，才肯擦擦嘴巴，伸伸懒腰，然后鼓着肚儿，打着饱嗝，把长着花生的花生稞打成捆，闪巴闪巴地担回生产队来。这一天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之后，便只能祈盼着花生再一次地瓜熟蒂落。

花生收获后，下一场透雨，我们还得再去巴山潭，这回不再是为生产队出工，而是去捡花生，本队的地和外队的地都可以捡。挖花生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花生遗漏在地里，因为有泥土的包裹，当时是看不见的。天降透雨一场，泥土被雨水冲刷，遗漏在地里的花生便会芳容毕现，有如珍珠般亮晶晶地躺在地里。雨后的早晨，只要早早起床，穿上蓑衣，戴上斗笠，挎起竹篓，高挽了裤管，再走几里田间小路，便可在巴山潭边捡回不少的花生。再过些时日，又一场透雨之后，还可以第二次捡花生。只是这次，花生已经不再是花生，而是涅变成了白生生的花生芽。早在第一场雨后，埋在地里的花生便开始生根发芽，并渐次拱出地表，再一场透雨，芽上的泥土被洗净，花生芽便如婴孩弯弓着的小手，毕现于泥土之上，如果运气好，一次可以捡回半篓子。捡回来的花生芽，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燉火锅，还可以煮花生芽稀饭，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月，它既是菜也是粮。

到巴山潭边挖花生捡花生，必打浑水潭旁边过。浑水潭的水并不浑，却是个有些神奇的潭，它是整条雅石溪水面最为宽阔、水也最深的一个潭。或许静水流深，站在潭边看，那就是一面小湖。湖面形似烧瓜，也就是书上说的脆瓜。溪水从瓜蒂端注入，从瓜腹一侧开小口沿山边小泾流往巴山潭。浑水潭的神奇，还在于它曾出水过一个神物，一个很大的神物——乌木，乌木又叫“东方神木”。那物件儿过径三四尺，长达四五丈。那年大旱，溪水断流，为浇地潭水已被抽去大半，有人下水摸鱼，这才发现那个庞然大物。发现大物后，有人找来潜水员，给大物拴上虎口粗的钢缆，又开来几辆大马力的链轨拖拉机，轰隆轰隆地搞了几天，才将大物拖到岸上来。这大物是个跟木炭一般黑，也跟木炭一般硬邦的东西，专家来看过才知是乌木。后来听说，乌木是大树在山崩地裂中倒地后，又经几千上万年的碳化形成的，有着极高的科研和开发价值。但不知是年头不足还是树种不够稀罕，那大物竟然躺在水稻田里好长时间无人问津，在误了一季耕种之后，才从浑水潭边消失。我不关心这大物价值几何，去了哪里也与我毫无干系，让我惊叹的是变成乌木前的那棵树，那棵庞然大物般的树。雅石溪地处江汉平原西缘的丘陵地带，当下人口密集，百物各尽其用，但最大的树也就适合在砌房子时做个檩条锯个椽片。而几千上万年前，这里应该是尚未开垦过的原始森林，不然哪来这么大的树？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山川河谷变化之大，无不让人喟然长叹！

不知是因为这突兀而来的乌木，还是因为巴山潭边那一片不能释怀的土地，数十年来，我的梦固然有在老屋周儿圆转的，有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的，也有在稻田间的阡陌之上的，但更多的却是在巴山潭边那片花生地里的和在去往花生地的道路之上的。去花生地要过一条小溪，那是一条比雅石溪更为涓细，却最终汇入雅石溪的更小的溪。睡梦之中，我在溪里筑凼，大水倏然而至，凼垱了无踪影，翻滚中我被激流冲进了雅石溪；我要越溪而去，溪中本有石磴，待我举步时，石磴却一个个儿去无踪影，我只能望溪兴叹；溪边有野菜数株，茎与叶葱翠欲滴，待我伸手时，菜已变成小树，俨然森林一片，让我为之瞠目；溪边有小坡，坡上有小径，小径蜿蜒如地龙，我欲拾径而上，谁知小径湿滑，翻覆中我被跌进溪水……在梦境里，巴山潭边的那块花生地种的不再是花生，而是西瓜和地瓜，或许是因为我既喜欢吃花生，也喜欢吃西瓜和地瓜吧。我在西瓜地里搭棚、浇水、施肥、除草、摘尖、疏蔓，直干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精疲力竭。敞开的大棚里面，满地都是西瓜，西瓜硕大浑圆，皮纹清晰丰润，瓜秧却稀少而纤细，仿佛这瓜不是结在蔓上，而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或许因为父亲在这里种过西瓜，我梦见了父亲，他站在瓜棚的尽头，手握着锄把，慈爱地看着我劳作，仿佛是在为我鼓劲加油。梦是荒诞的，却又是那样的美好，只要能够梦回故土，我愿长梦不醒。

（五）

枝江、白洋、雅畈，都是大地方，为它们写文章的人应该不少，写出来的文章也定是卷帙浩繁。青荣是一个大队，舒家嘴是一个村庄，在这个人人识文断字的时代，外面的人不说，仅生活在这里的一千多号子民，还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总有几个能写文章的，为它写过文章的也一定大有人在，我知道村里就专门请人写过村志。然而王阎岭，就没这么幸运了。我查遍网络，只找到我曾经为它写过的文字。我又问过很多人，包括住在这里的人和把去世老人葬在这里的人，知道有这样一条山岗的不少，晓得它名字的却几乎为零。情况如此之糟糕，我便深感责任重大。一个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又从这里出发踏上人生旅途的人，有责任把它的故事讲出来，让尽可能多的人对它有所知悉。

王阎岭是青荣大队的一条山岗。书上说，岭是有路的山。王阎岭有路，有多条路，却不是山。跟秦岭、南岭、五岭、大兴安岭比较，王阎岭更算不上是岭。地名多关联姓氏，王阎岭的岭上岭下还有岭边，姓阎的很多，只是都写成闫。文字学家说，作为姓氏，可以如此写，我便不再深究。王阎岭及至附近却没有姓王的，昌云叔和家敏哥的媳妇倒是姓王，却都是从外面嫁进来的，并非本地人氏。王阎岭旁边山冲里，倒有一口堰塘叫王家大堰。不仅用姓氏为堰塘命名，还划定了它的归属。那口堰塘着实不小，却寻不见王家何处？我突发奇想，是不是把阎王岭谬传成了王阎岭？我又细思，却细思极恐，与这阴间冥王扯上干系，这岭上的路何人敢行？岭上岭下又谁人敢居？我便就此作罢。

王阎岭背后是五队和三队，岭下是六队跟七队，岭上绝大部分归六队，只有南麓的一个边角属七队。岭上土地多为耕地，因无水可浇，多种植小麦、油菜、土豆、红薯之类。除却耕地便是坟地，隆起的坟包随处可见，我父母和弟弟后来也葬于此，因为修铁路，才从岭上迁到岭下。清明时节，那岭上岭下，纸花绢花塑料花比比皆是。因为坟多，岭上有个塆岰直接被叫作了坟茔塆。这坟茔塆甚为蹊跷，有时会无缘由地响起哭声、唢呐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专家说可能是地磁在作怪。在大队宣传队排练节目时，我每晚都要路过此塆，偶有异响，同行的女孩便会猛然抓住我的手。因为异响常有，大约为防不测，后来打此经过，女孩会提前抱住我的臂膀，并紧紧地依傍着我，让我有机会展示一个男人的担当。那是我成年后与女孩最初的亲密接触，我感谢这传说中的却从未见过的鬼！

前不久为父母和弟弟修缮墓地，我特意上岭转了一圈儿。整条山岗已被开辟成桔园，即使在这隆冬时节，也是一片绿的海洋。温煦冬阳下，园里桔枝茁壮，桔叶绿深，漏采的桔果，如点缀沙滩的珍珠，灿烂得夺目。我摘而品之，那个甜，不是土豆和红薯能够比拟的。在葱茏桔林的荫蔽中，坟包多被隐去，偶有裸露者，也不再触目与赫然，仿佛阴阳两界，早已尽释前嫌、化戈为帛，由你争我夺变成了和谐共处。坟茔塆也是满塆桔林，坟冢蛰伏林下，荒凉恐怖不再。我问侍弄桔园的老者，老者说，曾经让人毛骨悚然的异响，早已消逝多年，不然的话，他岂敢独自在此劳作。不知是桔林消融了地磁，还是收获安抚了亡灵，亡灵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安居于此，实乃阴阳两界之幸。

我家从杨家大堰边迁到王阎岭南麓，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同时迁来的还有六户人家，我家居中间，西边为张家、江家和彭家，东边为两家姓孟的和一家姓易的。王阎岭南麓过去是一片无主乱坟地，为我家挖房基就平掉了两座坟，还拣出了很多白生生的遗骨。父亲钉一个恭敬的木盒子，把拣出来的遗骨用盒子装了，悄悄地葬到了岭上。每年的清明时节，父亲都会悄无声息地，为那些遗骨烧香化纸磕头。挖房基时也有人私下里撺掇父亲，说挖人坟墓盖房不吉利，父亲只淡然地笑笑，什么也没说。因为父亲知道，在当时的搬迁户中，挖坟墓盖房子的不止我们一家。那个时候大搞阶级斗争，大破封建迷信，一个家庭出身本来就不好，根本没有话语权的人，他能说什么，又敢说什么！

迁到王阎岭的七户人家，分别来自肖家屋场、孟家屋场和易家屋场，同时往山上迁的还有江家屋场和方家屋场，总共搬迁十四个户，占全队总户数的大半。这次迁移是从平畈往山岗上迁，山岗上的地多为旱地，不仅贫瘠，还无法灌溉，只能种些土豆、红薯之类杂粮，单产还非常的低。那个时候粮食紧张，很多地方的人都吃不饱肚子。把房子从畈里迁到岗上后，可以把原来的屋场垦为高产的水稻田，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还可以改善粮食结构，因之被称为迁宅还耕。父亲认为，这是为了让社员们能够吃一口饱饭，是一件为大家伙儿着想的好事，应该理解和支持。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人不同意这样干，有的甚至极力反对。如此情形之下，父亲能说什么？他只能淡然地笑。

不知是巧合还是水土问题，七户人家迁到王阎岭时是三十一人，前三十年里竟有十一人离开人世，另有一人失踪，其中未足花甲的七人。最凄惨的是彭家，六人竟有四人离世。小孙子十几岁，放学后在雅石溪游泳，五六个孩子，唯他溺水而亡。爷爷走亲戚，半夜上厕所，从三楼摔下来，坠楼而殁。亲戚家的房，尚在建造中，门框上没装门，阳台也没装栏杆，懵懵懂懂中，以为是在自家平房里，出门就坠到了楼下水泥地上。儿子和儿媳因为肾病，只有五十多一点，也双双病故。紧邻我家的孟家也是祸患连连。孟家三兄弟，老幺只有十三岁，敲碎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和坛坛罐罐后，悬梁自尽。老大上门做女婿，因为家庭矛盾，四十多岁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易家女婿的病更是蹊跷，只有四十多岁，竟然因肝破裂而逝。我家也很不幸。弟弟还不到四十岁，便抛下妻儿，因为肾衰竭去了天国。

如果因此就说是这个地方有问题，是那些坟墓在作怪，好像又没道理。那次搬迁，建新房与拆旧房是同时进行的，老房子的门窗已被挖走，房顶已被揭去，家中物品却没有搬完。新房子尚未落成，却已搬来部分物品，被零散地摆放在山坡上，这就需要有两个人来值守。老房子那边物品多，父亲每晚便在老房里守着。尽管我才十三岁，却是家中老大，还是男丁，半拉子新房也就只能由我来守。我家建房时，这里还是一片荒野，除了坟墓，便是黑灯瞎火、万赖俱寂的夜，我孤身一人通宵达旦地守在那里，虽然有些紧张，有些害怕，却没看见过任何异物，也没听见过任何异响。

在整个王阎岭南麓，现在只有两户人家，一家是和我家同时迁来，与我家隔一个门户的孟家。另一家是从外地迁来的移民户，这户人家拆了西头张家的土墙房子，盖起了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两户人家久居于此，却人丁兴旺、无病无灾，还过得逍遥自在。紧邻七队的六队，也有人家住在岭麓，与七队的这些人家隔岭相望。两片人家虽分属南麓与东麓，却相距不到半里路，且七队居南麓，应比东麓更为通风和向阳。六队那片人家的房子，过去全建在三道坝沟渠边，是那种从远处看成整体，实则户与户有间隔的房子。那排土墙房子被拆后，这些人家并没有迁往别处，而是将房基往后推，在半山坡上各自建起了楼房，还硬化了稻场和入户道路，在稻场上搭建了漂亮的车棚和雨棚。那片山坡过去也有很多坟墓，这些人家在建房、搭棚、修路时，也一定平掉了不少坟茔，有的房子甚至就建在过去的坟冢上，但从那个气派与讲究的样子看，这里定然是祥和又安宁且繁茂而兴盛的。

王阎岭的冲冲峁峁，几乎全是六队的，而岭下则大半归七队。七队的地盘儿，除王阎岭南麓、王家大堰冲和闫家岗外，还占据着雅石溪北岸平畈里的将近两百亩土地，与之比邻的是六队、八队和荣合三队。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二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号人，有十多口堰塘为之滋养与灌溉，那是一片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之地。这些人家早年全为聚居，聚居之地被称作屋场。全队共有七个屋场，闫家屋场在闫家岗上，方家屋场在闫家岗麓，岗下平畈里还有易家、孟家、蔡家、江家和肖家五个屋场。屋场的形成是有讲究的。肖家屋场和易家屋场的房子是整栋的，是土改时分的大户人家的房子。其它屋场皆为同姓人家，应是同一个宗族的后代。屋场式聚居有着诸多的便利，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的年代，邻里之间可以相互救济与接应，从而增强抵御贫困的能力。

我不知道易家屋场的渊源，却知道肖家屋场是我爷爷的老房子，土改时它被分给了五户人家。我记事的时候，包括我家六口，这里还住着十四人。那是一栋高峻而开阔的大房子，共有十个房间，房子中间还有走道，每间房的开间和进深也很大，还有一个能摆两桌席的大天井，邻居江家儿子结婚时，仅在堂屋里就摆了八桌席。迁宅还耕的时候，这栋房子被拆。住在这里的五户人家，用撤下来的檩条、椽子和瓦片，在王阎岭盖了四栋房子，我家更是用两间房的材料盖了六间房。易家屋场的房子比肖家屋场小些，住着两家姓易的和一家姓刘的。易家屋场的最大特点是四面环水，我们叫它围堰，南北各有一条道路通往屋场外。迁宅还耕时，围堰被填，堰塘和宅基地都被改成了水稻田。

迁宅还耕与同时进行的填堰还田，还有后来的小田改大田，是明道大叔当队长时的伟大创举。在明道大叔手里，全队搬迁的房子和队内迁居的人口，占了总户数和总人口的大半。迁宅还耕后，他又组织修建了上起三道坝堤，下与八队相接的机耕道，那条机耕道是全大队在当时最直溜也最宽阔的一条队内道路。机耕道修好后，他又带领社员们，把机耕道以南的十几块高低参差的小块水稻田，改造成了每块都有将近十亩的大块田，而且每块田都四角棱正、田埂笔直。在那个全靠锄头挖扁担挑的时代，对于一个生产队来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更是其它生产队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但我们七队做到了，明道大叔做到了！因为他敢想敢干还做出了成绩，不能当队长后，还被任命为大队小学校长。他不能当队长，是因为瘸了一条腿。当队长这些年，他除了为全队一百多号人操劳，还总是干着最重最累的活儿，最后终于积劳成疾，变成了一个再也不能在干农活上身先士卒的人。

明道大叔家的房子，以前在闫家岗麓的方家屋场，屋场共有四户方姓人家。为推行迁宅还耕计划，明道大叔最先搬迁的是自家的房子，他把自家房子迁到了闫家岗末端与邻队交界的地方，那是全队最为偏僻，也离队屋最远的地方。迁宅后，他家三个劳动力每天两次出工，晚上到队屋开会，每趟都要多走将近一里路。生产队分个稻谷、红薯、油料、柴草，更是要负重多走那么多的路。他家房子落成后，他又动员同屋场的另外三户人家，迁到了与他家紧邻的地方。在将方家屋场开垦成耕地后，这才开始全面推行迁宅还耕计划。在如此情形下，不要你自己掏一分钱，全由生产队负责为你平基建房，房基上有个一座两座坟茔，即使家庭成份最好的人，也说不出二话，又何止我父亲？

通过迁宅还耕、填堰还田和小田改大田，全队净增水稻田二十余亩，每年可以多产水稻两万多斤。这些新增的水稻田，耕地籍册和统计报表上是没有的，不需要上交公粮税费，也没有国家定购任务，被大队干部和别个队的人称之为“黑田”。“黑田”产的粮食，可以全部分给社员们做口粮，每人每年可以多分两百多斤稻谷。当时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年不低于四百二十斤，不超过六百斤。水稻田增加后，我们队的口粮标准，名为四百多斤，实则都在六百斤以上。老话说，仓中有粮，心中不慌。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月，能把肚子填饱，便是最大的幸福。社员们在迁宅、填堰、改田过程中，多付出些劳动，多流些汗水，也便心甘情愿、不在话下，这是别个队的社员盼都盼不来的。

看着全队面貌的变化，想着家中粮仓的殷实，摸着填满大米饭的肚子，明道大叔的形像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高大，也受到了全队社员由衷的拥护与爱戴，那不是当今的偶像与粉丝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这个队长还是被人挤下了台。挤他下台的那个人当队长后，全队上下人心涣散、一片死寂，社员们仿佛一个个都被按入了深谷，有时却又群情激愤、一哄而起，好似要高举义旗、揭竿造反一般。到后来，社员们干脆团结起来与他对着干，直至派不动工、开不拢会、纷争四起、粮食减产，经常有人找大队干部诉苦，大队才把这个队长撤了，让明道大叔重新当队长。

个人当队长也确实有些邪门儿。他当队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变粮食分配办法。粮食是每个人赖于生存的必需品，过去按人头分配，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那些不能出工却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孩子，反而比大人更能吃。这个人上台后，却把粮食改为按工分分配，还美其名曰多劳多得，这便导致那些老人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经常因为口粮不足而闹饥荒。社员们认为，他并不是要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而是因为他家八个人就有六个劳动力，挣工分的多，吃闲饭的少，分配到的粮食比谁家都多。过去明道大叔当队长，总是拣最重的活儿干，还每天出工在别人前头，收工在别人后头。他当队长时，把社员们派下田后，他便回家睡起觉来，多次被找他说事儿的大队和小队干部逮个正着。他这人说话也完全没个谱儿。我考取学上面来做政审考察后，他在生产队打场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大放厥词，说国民党已从台湾打回来了，中国已不再是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贫下中农子女不能上学读书了，只有地主富农子女才能上大学。他说完这话，全场几十人，竟然没一个人接他的话茬儿。我是听了他的话，才知道自己已经达到录取分数线，上面正在做政审考察的。

还有个更邪门儿的人，那人住我家对面。有一天吃晚饭，母亲说，某某某把三姑爹的羊牵回来了，姑爹今天过来把羊牵回去了。母亲说得轻描淡写，仿佛有人在路边捡了一角钱，或是丢了一包火柴似的。我却甚感意外，那人看上去人模狗样的，竟然也会做这样的事？在我的想像中，应该是他出门后从紫荆岭火车站回来，见路边有只羊，便顺手把羊牵回来了，也就顺手牵羊而已。第二天在戴氏堰下面的秧田里搿秧，那人把我从秧马上提起来，镇在秧田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最重的一拳落在胸口上，我感觉我的整个胸都鼓起来了。那人本来就很强势，他哥还是当时的生产队长。秧田里那么多人，竟然没人敢制止他，也没人敢把我从泥水里拉起来。我挣扎着从秧田里爬起来，紧捂着胸口，什么话也没说，回家睡了一整天，连饭都没有吃。我被打后，我们家没找任何人申诉，也没敢与任何人理论，父亲只是长长地叹气，母亲更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还不得不怏怏地、老老实实地去出工。后来才知道，偷人家羊的事，那人以为是我们家告诉了姑爹，其实我们全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三十多年后，那人在我妹夫的陪同下，来我工作的地方让我帮他贷款。他在玛瑙河边，经营着一家火纸厂。这人跟我妹夫，应该没什么交集。只是妹夫来我家时，要从他家门前过，也就认识而已。身为财政所干部的妹夫能陪他来，他一定是花了些心思的。他来我这里后，我好酒好肉地款待了他，却没有帮他争取贷款。他说这事儿的时候云淡风轻，我心中的火却是喷涌而出，胸前似乎又鼓起个大包来，浑身好像又有拳打脚踢般的痛。因此我拒绝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只是拒绝的时候，言辞是温和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应该叫婉拒吧。他和妹夫离开后，我却责备了自己许久。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居然还没有放下。人家既然已经求到了我名下，我就应该托托关系，找找路子，帮他弄个几万块钱。这事儿过后没几年，这人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其后每次回家走到他家门前，我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歉疚。

在王阎岭和王阎岭下，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二十个春秋。这里的每一块稻田，每一条田埂，还有生产队的稻场上，我都洒下过汗水，烙下过脚印。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草，包括从地里长出来的地衣，我都觉得可爱而亲切。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他们的音容笑貌与举手投足，我都烂熟于心。几十年过去了，这里新修了铁路，村道也多有改变，许多人家迁建了新居，一些我认识的人已经作古，又新添了许多我没有见过的面孔，但这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是我最熟悉也最感温暖的地方。不是我要牢记，而是没办法抹去。这里的所有，或许会一直陪伴着我，直至我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