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影

清晨的雾霭漫过洞口县机械厂的老家属楼时，我总会想起母亲栽在院角的凤仙花。那些殷红的花瓣曾浸透我们兄弟的指甲，如今却只能在记忆里绽放。楼下的梧桐树比我年长，叶影婆娑间，总恍惚看见三个少年在光影里奔跑——大哥的蓝布书包拍打着屁股，我攥着弟弟的手，踩着满地碎银似的阳光往家赶。

父亲那辆二八自行车在暮色中归来时，总带着铁屑与机油的芬芳。他的搪瓷杯里永远盛着浓茶，指缝间嵌着洗不净的黑色纹路。"咱们厂里新进了台龙门铣床"，这话总能让母亲眼角的细纹舒展成花。她转身往灶膛添柴的瞬间，火光照亮粗布衫下嶙峋的肩胛，像是随时要化进那团暖黄的光晕里。

1986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蝉鸣未歇，金桂已落满了机械厂后巷。母亲最后一次为我的课本包书皮时，用的是从厂里带回的图纸。蓝铅笔画的机械零件轮廓在牛皮纸上忽隐忽现，她的手突然抖得握不住剪刀。那天清晨的露水特别重，哥哥背着母亲往县医院跑时，白球鞋踩碎了满地黄叶。

灵堂设在老屋堂前，父亲的工友们搬来三十七个花圈，把堂屋挤成春天的模样。十七岁的哥哥整夜跪在竹席上添香，弟弟蜷在门后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米糕。我盯着母亲遗照下方"享年三十八岁"几个字，突然发现相框里的笑容竟比记忆里还要年轻。

哥哥辍学那天，父亲把搪瓷杯摔在水泥地上。飞溅的瓷片划破晨光，在哥哥脚边绽开苍白的星芒。"我去开出租，能多挣些。"他的声音混着楼下早班车的汽笛，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那年冬天，他开回辆红色夏利，车顶落满细雪，像戴了顶滑稽的白帽子。后座总堆着乘客遗落的晚报，油墨香里浸着整个县城的悲欢。

我趴在缝纫机台灯下写作业时，常听见父亲在里屋摩挲母亲的木梳。那把牛角梳缺了三根齿，却始终躺在五斗柜最上层。弟弟的算术本越来越皱，他的铅笔总在"妈妈"两个字周围画满坦克大炮。某个春夜，哥哥醉醺醺地塞给我五十块钱，纸币上沾着烟味和汽油味："好好念，带着妈那份。"

1992年盛夏的蝉声里，我攥着录取通知书跑过机械厂生锈的铁门。公告栏上泛黄的"安全生产标兵"照片中，父亲年轻的面容正被雨水侵蚀。哥哥的出租车在县中门口停了整夜，车顶积满合欢花，像场迟到的红雪。北上的绿皮火车启动时，弟弟追着月台跑了很久，他举着的军用水壶在阳光下晃成模糊的光斑。

十五年后的清明，我们三兄弟站在老屋遗址前。野竹已漫过残墙，风过时簌簌如私语。弟弟的军装笔挺如刀，肩章上的星芒让我想起当年灵堂的瓷片。他转业时带回的行李箱里，整齐码着十六本立功证书，最底下压着母亲手缝的百家衣。哥哥的鬓角染了霜，还在开那辆换了三遍发动机的出租车，计价器跳动的数字里藏着两个大学生的青春。

父亲现在总对着车床照片发呆，那些沉默的钢铁巨兽曾吞掉他半个世纪的光阴。去年给他庆七十五寿辰时，酒楼包厢的吊灯晃得人眼晕。弟弟忽然说起新兵连夜间拉练，看见的星空和老家后山一模一样。哥哥笑着摸出支皱巴巴的香烟，过滤嘴上有道浅浅的牙印——那是母亲生前最常咬的位置。

暮春的雨又细又密，把城管局窗外的香樟洗得发亮。整理市容档案时，我常对着老机械厂的地籍图出神。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里，是否还藏着母亲找父亲时走过的煤渣路？下班路过中学门口，总看见穿校服的少年们追逐笑闹，他们的白衬衫被风鼓起，像极了当年哥哥载客时翻飞的计价单。

昨夜梦见老屋天井落满星子，母亲蹲在井沿洗衣。月光在她发间流淌成河，捶衣声惊醒了沉睡的夏虫。我们三兄弟仍是旧时模样，并排躺在竹床上数萤火虫。哥哥突然说要去城里拉最后一趟夜班，弟弟摸出弹弓说要打最亮的星星，而我悄悄把凤仙花汁涂在他们脚心——这样无论走多远，月光都会把回家的路染成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