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

沈从文先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先驱，更是被美国学者金三甫视为同西方作家福克纳、福楼拜、普鲁斯特成就相当的伟大作家。

从十四岁开始，他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那个时候的湘西，军阀混战，无数无辜的苗民被拉去砍头，军队里最刺激或者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人和看杀人。在他的自传中坦言他曾看过七百多人被杀的场景，甚至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挑着父母的头颅，这些血腥的生活印象，影响到他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和对自然的爱。

这段生活经历也给他的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影响他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极度厌恶，如他所说的，他刚好知道人生时，他所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于是他开始学习社会这本大书，同时利用机会和时间去学习一切所能掌握的知识，包括努力学习书法和欣赏古字画，早期关于文物研究的基础知识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意识的学习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阅读了朋友的书籍《辞源》以及一位印刷工人借给他的《新潮》《改造》后，彻底改变了他以往的认知，就如他曾经在自传里所写的：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在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

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地过日子。他决定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让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军队选择北上去读书，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可是来到北京后，他不但没有进大学读书，而且连生活下去都成了难题。为了活下去，他选择了写作，即使是写作也是从学习标点符号的使用和新式语言入手，最初的写作也是在克服这些最基本的困难中开始摸索的，四处投稿，处处碰壁，甚至稿子被人家当作废纸扔进过纸篓里。

穷极无路之际，沈先生曾写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诉说处境，寻求帮助。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来到他“窄而霉小斋”看望他，并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先生，又请他吃午饭，并将结账剩余的钱也留给了他。而正当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他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可贵的两位贵人。他在晚年的回忆中说：“一位是年纪最大的北大教授林宰平先生，一位是年纪最轻的诗人徐志摩”，他们不但在文学创作上提携他，更是在生活中给予了他很多帮助。

沈先生从湘西军中摆脱出来，进北京找出路，艰困中找到文学，以超常的努力为自己抱定的这份事业打开了一个初步的局面，从来到去，将近五年的时间。一九八零年，他赴美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他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

“他从一个偏僻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这是他曾经最欣赏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对他的评价。

如果沈先生一直沿着他既定的目标前行，按照他的人生计划，他还能写出好几部比“边城”还要好的作品，可惜，沈先生没能在这条他热爱的文学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一九四九年，时代转折之际，来自时代的压力和现实境遇中人为的打击，使他的精神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他曾选择用自杀这样极端的方式试图结束生命，好在及时得到家人的救治，他又重新活了过来。

经历过大悲后，他说：“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当被迫选择放弃文学创作后，沈先生选择了历史文物研究。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他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了这颗种子在土里的漫长历程。

他曾在《从文自传》里写道：“无事可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在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这类书，努力去从文字和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年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这是沈先生三十岁时写的一段话，没有想到却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伏笔，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沈先生选择文物研究后，选择去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不习惯坐在办公室，而是选择到陈列室做解说员。在随土改团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期间，有时间他常到山顶，四处望望，将自己的生命融合进无边的视野和历史的悲欢进程中，并且将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沈先生把他的研究叫作2“杂文物”研究，头绪繁多的同时，研究总是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

1963年，周恩来总理有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起，他说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还说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中国却没有。他问中国有没有人在研究，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回答说，沈从文在研究中国服装史。至此，沈先生从1960年开始实施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了重大转折。当时书名拟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按照时间进度，要赶在十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而已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这部书，却因书中要突出劳动人民形象而进行全部修改的政治要求后，中断了出版。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沈先生不得不面对一张张大字报对他的指控，接着是抄家，前后共计被抄家八次。沈先生被安排每天打扫馆里的女厕所。抄家之后又开始参加批判会，因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认定为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

接着年近七十的沈先生被下放湖北五七干校，住在一个屋顶漏雨，房中潮湿的小房子里。

风雨泥泞中，沈先生一直还牵挂着他的文物研究。他写道：要来的终得接受，应做的还是争时间做下去，尽人事去谨慎处理，终能出现些奇迹。回到北京后，他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修改。他在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步的房间里铺开了材料，除了伏案工作，就是频繁地去看出土文物。沈先生在等待漫长的十八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面世，就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他的住房问题直到他八十高龄才得以解决，他分到了一套不足四十平方的房子。

1980年10月，年近八十岁的沈先生接受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待了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沈先生的首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演讲一半是文学，一半是文物研究。沈先生在赴美期间，还去看望了一位老朋友王际真，他是首位将《红楼梦》翻译成外文介绍给美国读者的学者。两位二十几岁时认识的朋友，再次相见已是耄耋老人，当沈先生到他家拜访的时候，他竟然从抽屉里拿出沈先生二十年代早期创作的两本旧作《鸭子》《神巫之爱》。书已经破烂不堪，书页都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往下掉。沈先生感慨道：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

八十六岁那年五月，沈先生走了，就如他的侄子，著名画家黄永玉说的：“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

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吧！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

十二年后，瑞典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马悦然在文章里说：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一九八八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沈先生走后，夫人张兆和有了空闲，开始整理沈先生的遗稿。看到他的那些稿子，感受到一些她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沈先生的心情，才算对他有了多一些的了解，她说：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选编他的遗稿。过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1995年5月，夫人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先生回归凤凰。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沈先生的骨灰一半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一半埋入墓地泥土，同骨灰一同贴近山水的，还有她积攒了四年的花瓣。沈先生的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充和撰书：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