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军旅

我从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少年时代，我全心全意喜欢着文学，默默地做着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中学时代，几篇作文在《中学生》《作文周刊》上的公开发表，更让我迷上了文学创作。最终，高考时因偏科与大学校门擦肩而过。

一九八三年十月，正值青春年华的我，弃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从故乡天水来到第二故乡陕西临潼马额镇，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三个月摸爬滚打，站军姿、走正步、练战术、背条例，每一项训练都是磨砺。从懵懂新兵到合格军人，新兵连铸就了我钢铁般的意志。

一九八四年元月底，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兰州军区某部地炮团三营八连二排四班，成了一名炮兵战士。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部队政治部主任找到正在操练的我，说要调我去政治部宣传处从事新闻写作，而且可以先送我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进修一段时期。从此，我第一次走进了中文系的教室。一位中年教授站在讲台前，铃声响后，开始讲课。他的声音很好听，温厚而沉静。很好听的声音动情地讲述着他——一个教授，一个写作者的故事。

一种奇异的情感震动了我。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突然清亮了起来，静坐着的身体里一颗心在激荡。老师说你们要写，要多多地写。写作，写作，这两个字在我的心里迅速膨胀起来。我要写，我要写，这个声音在我的头脑轰响，渴望写作的欲望几乎按耐不住一分一秒。一种强烈的冲动，仿佛要一跃而起，飞向广阔的世界。窗外，阳光灿烂，天，清澄澄的蓝，叶，鲜嫩嫩的绿，和风拂柳，春光无限。那天是三月二十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然而，在那一瞬间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需要被铭记的日子，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踏着有些飘忽的脚步回到寝室，我翻开稿纸，写下我从军后的第一篇文章《辛勤酝酿在军营》。第二个星期拿着它去见老师。老师说很好，你的感觉很不错。老师的眼睛望着我：“你要写，你可以写得很好。”正是因为这句话，我的笔从此再也没有停下。在一个个和书本与文字相守的日子里，寻找着文学于我生命的意义。当自己第一组作品被收录成书，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很小的成功。但是我忽然明晰，我的生命和文学遇合的时候，光耀照人，今生是属于文学的。

第二年五月，我在野战部队做了一名新闻报道员。我的老师，就是那一年春天相遇的教授。在那个窗前有梧桐树的办公室里，我们两个学生，和老师相对，我们的精神，与文学相对。总觉得，每一次交流，仿佛超越世事平庸，眼前是原野绽放花朵，阳光明媚。我知道文学和我走在一起，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精神家园。

就这样，平凡的新闻写作让我心潮澎湃。经常忘记吃饭写作到深夜，第二天背上照相机，带上采访本，骑着自行车照样走基层下连队，晚上进暗室冲交卷洗照片，不亦乐乎，老鼠爬到脚上浑然不知。部队训练场、野营地、军民共建、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现场，都留下过自己的足迹。当一篇篇新闻稿件变成铅字，一次次嘉奖装进档案，一枚枚奖章挂在胸前时，眼神满是对军旅生涯以及未来人生的向往与憧憬。

一九八五年盛夏，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为贯彻落实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这一重大行动，史称“百万大裁军”。我所在的部队是一支英雄部队，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南泥湾开荒、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辈出，屡建功勋。在这次精简整编中，这支英雄的部队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急令我所在部队同步完成精简整编和参战准备，于年底前开赴云南指定地域集结，开展三个月临战训练后，接替济南军区某部执行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任务。接到参战命令后，首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说：“你可以不用去前线，留下来继续完成你的学业。”我一听急了，“学习的机会很多，但参加作战对于和平时期的军人来说，机会也许只有一次，我不怕牺牲，一定要随部队到前线去。”最终，首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晨，我随集团军炮兵旅一二三营、七营，被编成第四十一梯队，从陕西铜川市黄堡火车站出发，途径陕西、四川、云南抵达集结地域。

三个月的临战训练很快就结束了，我和我的部队如期进入阵地执行作战任务。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我和战友们冒着炮火，顶着弹雨奔波于老山与八里河东山之间，修工事，送弹药，运伤员，抬烈士，写稿件，行进在盘龙江两岸，穿行于百米生死线上。

回眸老山前线的日子，令人终生难忘。越军特工偷袭袭扰不断，枪炮声不绝于耳。山体滑坡，蚊虫叮咬，老鼠毒蛇肆虐，死神随时降临。

雨季时，别提有多苦了。老山的雨，落在亚热带丛林里是滋养，落在战壕里，却好比钝刀子刮在身上。猫耳洞本是为防炮挖的藏身洞，可雨水一来，巴掌大的洞窟就成了活蒸笼。我们的头顶，是炮弹炸开的裂缝，脚下是飘着老鼠屎的臭水坑，身上皮肉像泡发的馒头，不知多少人因此落下了病根。当时战友们最怕的是烂裆病，裤衩和化脓的皮肉粘成血痂，一撕就是一层皮，拿烟头烫都比挠出血痛快。

旱季时，干旱高温，昼夜温差大。白天高温暴晒，地表温度可达四十度以上，夜间则骤降至十度以下，战友们在简陋的工事中要忍受冷热交替的折磨。阵地上经常断水，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沟边去，接满一皮囊二十五公斤的水，需要几十分钟，还要时刻提防越军的炮击和偷袭。战事更趋激烈，伤亡随处可见。卫生与生存条件恶化，早季虽减少潮湿，但洞內通风极差，混合汗液、霉味和硝烟味的空气令人窒息。

最难忘记的是一九八六年八里河东山的雨季。盘龙江暴涨的浊流中，我和战友们用背包绳串连成链，在齐胸的泥水中运送四位烈士遗体。由于江水湍急，始终无法过江，我们在江边守了三天两夜，直到第三天中午才将烈士遗体运至火葬场。我在战地日记里写道：“文字救不了人命，却能托住灵魂的重量。”那些染着红土硝烟的战地通讯，永远留在了军报的版面上。

欣慰的是，在前线，我始终牢记军人使命，圆满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急难险重任务，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和我的部队圆满完成了对越防御作战任务，凯旋归建。为充分肯定我部在老山前线的英勇表现，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嘉奖了我部全体参战指战员。抚摸着胸前的军功章，心绪难平。我不是什么功臣，更不是什么英雄，只是战争的幸存者、幸运者。就像参战纪念证上写的那样：“功劳归于党，功劳归于祖国，功劳归于人民”。功劳，还应归于长眠于此的烈士们和英勇负伤的战友们。

从前线归来，我选择了退伍。一九八七年中秋，我回到了故乡。退伍后的我，当过记者，担任过国有企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等，在国家机关挂过职。不论什么岗位什么工作，我退伍不褪色，把岗位当战位，把职责当使命，始终秉持着军人的作风与斗志，执着与顽强。工作生活中，始终保持军人优秀品质，积聚正能量，坚守正义，感恩前行，直至退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军旅生涯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几年的军旅历程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也是不能忘却的。它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成就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骄傲。

回望军旅，战歌犹在。青春无悔，真情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