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的1931

在无数个朝阳初升的早晨或静寂的黄昏，我常独自徘徊在这座公园里。这时候的人很少，四处草色葱茏，花木含情，松柏苍翠，偶尔一两声啁啾鸟鸣，使这座公园更显得肃穆与安详。公园毗邻县城而建，东面和南面是日益发展的县城新区，各种斑斓的建筑色彩装点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公园的西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田畴。再向北半里许，就是汤汤流过冀南平原的滏东排河。

公园的面积不大，但这并不是一座平常的公园，因为这里埋葬这一位共和国早早陨落的将星——董振堂将军的魂魄。这座公园建成虽只有十几年，却处处显露着历史的沉重与沧桑，彰显着英雄的崇高和悲壮。在公园广场的正中，矗立着董振堂将军的全身铜像。他腰挎驳壳枪，军装虽略显破旧，但身姿庄严威武，目光坚定，直视着远方。他的身后，是一座高大肃穆的“董振堂将军事迹陈列馆”，形如巨大的八角帽，展示了他一生的求索历程和奋斗足迹。

有时候，我会长久地站在中国地图前，苦苦追寻着董振堂一生留下的足迹。他18岁从家乡新河县这个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的小点走出去，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最终42岁的时候率红军西路军将士血洒甘肃高台，埋骨于离家乡三千里之外的茫茫戈壁。他短暂而起伏跌宕的一生，就像一部大书，写尽了对真理的追求，写尽了信仰与忠诚，也向后人诠释着什么是在国家、民族面前的生死大义。而其中的1931年，构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座里程碑。

徘徊在公园的小径上，我时常想，是什么力量使董振堂在1931年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呢？1931年的共产党与红军的力量确实仍很弱小，苏区中央红军也不过3万余人，他却率同起义的其他领导同志，率领全部二十六路军的1.7万名将士，携带了2万余件武器和大量军资给养，毅然投奔了红军。这仅仅是由于时势所迫、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排挤和红军的所向无敌吗？

无疑，董振堂是具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的。1923 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跟随冯部转战各地，从排长逐步升至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7年已晋升为师长，1929年被民国中央政府授衔中将军衔，并兼任洛阳警备司令。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不是不清楚当时国共两党在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在烽烟四起的乱世，他不是不清楚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欲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并非难事。西北军虽已失势，但西北军中诸如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等高级将领不是都趁机变成了盘踞一方的新军阀了吗？甚至孙殿英财迷心切，不是连慈禧太后的陵墓也盗挖了吗？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面对时局，不是称病到上海逍遥享乐去了吗？更何况自己的胞兄董升堂也是国民党少将啊，自己投奔“共匪”，可能有一天兄弟两人会相遇于战场……

宁都，成了董振堂一个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战场。在沉重的思索和苦苦的追寻中，那个从滏阳河畔走出来的贫苦淳朴的农家子弟，终于战胜了后来那个能征善战的国民党中将，完成了他自我生命的转变和升华。他想起了自己的幼年，家境的贫苦，农村广大百姓生活的凋敝，官匪的横行肆虐，洋教徒的仗势欺人，使他少年时代就立志“要为穷人打下一片天”；后来到北京求学，他更看到了国家的贫弱和民族的危亡，时难多艰更坚定了他从军为国的志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只是因为那时的西北军将士的胸前都佩戴着一枚“不扰民，真爱民，誓死卫国”的胸徽。他虽在军队中俭朴为本，视士兵为子弟，并且作战英勇顽强，指挥镇定有方，但连年混战，天下生灵涂炭，所到之处皆是饿殍遍野，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爱民”？曾以军纪严明、倾向革命著称的西北军现在已七零八散，大多将领也蜕变成了为害一方的官僚和军阀，而“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什么才是军人真正的“誓死为国”？

董振堂想起了刘伯坚。这位当年国共合作大革命期间西北军的总政治部主任，这位识见深远的共产党人，是他最为敬重的一个人。刘主任志向坚定，思想深邃，言辞犀利，遇事从容不迫，待人又极其诚恳和蔼，深受西北军将士的爱戴。他曾多次聆听刘主任铿锵激昂的报告和演讲，也曾私下里多次向刘主任请教长谈，自感收益颇多，并因此和刘主任接下了很深的友谊。他希望现在有人为他指点迷津，可是，现在刘伯坚主任在哪里？

他陷入了长长的沉思，内心一片迷茫。1924年他还是工兵团团长的时候，冯玉祥率部同直、奉军阀混战中原，但最终惨败南口，曾经显赫一时的十余万西北军，只剩下了不足两万人，士气低沉，军心涣散，而且被迫一直撤退到内蒙古包头、五原一带才停了下来。此时一筹莫展的冯玉祥，响应了孙中山提出来的三大政策，并邀请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了西北军。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军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开展各种思想工作，一时军心振奋，将士们的面貌焕然一新。冯玉祥又接受了共产党北方局“五原誓师，进军甘陇，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军事建议，挥师进入甘陕，歼灭了直系军阀盘踞关内的部队，并放手发动群众，一时西北军迅速扩充到二十余万人。然后东出潼关，一举歼灭了盘踞中原多年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可是1927年风云突变，蒋介石下令“清党”，各地的共产党多遭杀戮，西北军中的共产党人也被“礼送出境”。紧接着1929年又爆发了冯、阎讨蒋的中原混战，中原百姓再遭刀兵之灾，千里沃土皆成赤野，西北军也一败涂地，余部被迫接受蒋介石的编遣。冯玉祥无奈之下也离开了军队，隐居于山西晋祠一带。

仅仅四五年，声势浩大的西北军就遭如此变故，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北军的冰消瓦解？为什么曾经共产党人会使濒于覆灭边缘的西北军起死回生？时难多艰，烽烟四起，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又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使董振堂无法释怀，他一直在回顾，一直在苦苦思索，却无法找到答案。他希望从自己敬重的刘伯坚主任那里得到启发，得到深入切实的解答。他曾暗地里派人到南昌等地寻找过，他也曾借自己到上海探望长官孙连仲之机，亲自秘密打探过，但都一无所获。刘主任现在在哪里呢？

事实证明了董振堂的预感。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表明，刘伯坚主任就在苏区。董振堂思想上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起来，仿佛心中的一切疑问瞬间都豁然冰消。风云变幻，龙归于渊，也许苏区聚集了许多像刘主任这样让人敬重的才杰志士吧。他也开始逐渐明白了，为什么红军屡屡面对几十万军队的“围剿”，却一次又一次能够从容取得胜利；身临前线，他也真正感觉到，对面的红军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他们最下等的士兵就像自己少年时一样，抱定信念“要为天下穷人打下一片天”。董振堂有些迫不及待了，虽然他未必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深远眼光，虽然他未必敢断言十几年后，正是这支队伍最终能以弱胜强，缔造出了一个新的中国，但他只知道自己应该隶属于他们，应该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

1931的董振堂，放下了自己的荣辱沉浮，成了一个彻底的“不识时务者”。他开始积极奔走，不断地和倾向革命的参谋长赵博生商议各种事宜，策动其他将领参加起义，又从各方面做士兵的思想动员工作，并终于和已进入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当他从地下党手里拿到了刘伯坚的亲笔信的时候，他的心激动得颤抖了。终于，在缜密的筹备和各方面的努力下，12月15日清晨，浩浩荡荡的二十六路军大部1.7万将士跨过了梅江河，披着晨曦，迎着朝霞，开进了苏区。董振堂和另几位起义的军事将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曾经徘徊痛苦的心灵，终于得到平息并有了依傍，就像一位多年飘泊在外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

人因为信仰而存在。董振堂追寻着信仰来到苏区，成为了红色瑞金的一位虔诚的信徒。从此，面对个人的荣辱得失，面对时代的腥风血雨，面对当时“左倾”路线造成的党内纷争，他都抱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执著坚定的信念，再也没有动摇过。他此后生命中短暂而又壮丽的六年，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战的六年。

在苏区，他多次积极要求入党，1932年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3000多块银元交了党费；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他率领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在赣南水口恶战中，面对数倍粤军的进攻，甚至他不惜亲自抽刀杀入战场；在红军长征中，红五军团担任“铁流后卫”，为保卫党中央，他率部血战湘江七天七夜，“铁流后卫中的后卫”红五军团34师将士全部阵亡；金沙江畔，面对蒋军嫡系吴奇伟军团优势兵力的追剿，他率五军团苦战九天九夜，保证了党中央的顺利渡江；誓死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三过草地，奉命进军甘肃，和二万余名将士一起血洒河西走廊……

董振堂用自己的行动和整个生命践行了他对信仰的忠诚，最终埋骨于茫茫戈壁，连一片尸骨都没有留下。他死后很寂寞，滏水汤汤，一晃就是七十余年。直到2006年，在他的故乡才建成了这座振堂公园和这座董振堂事迹陈列馆，供后人凭吊和怀想。在董振堂事迹陈列馆的后面，在苍翠的松柏掩映中，是一片碑林，镌刻着诸多国家党、政、军领导人对董振堂追悼的诗文。其中，有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亲手写下的题词，也有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题写的挽歌，还有很多是后来接受共和国授勋的将军们写下的，而这其中的许多位将军，都是董振堂曾经的战友和部下。在众多石碑中，徐向前元帅作为曾经的西路军总指挥，为以董振堂为首的西路军阵亡将士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读之令人无限怅然悲惋。这不禁让人想起徐帅临终前，他老泪纵横地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那些西路军牺牲的将士死在一起……

我无数次徘徊在这座公园里，凝视着公园的一草一木，心中萦绕着董振堂将军的生平往事，挥之不去的是有关英雄的信仰与忠诚的情思。我时常注视着广场上董振堂将军的雕像，曾经的许多时候，总以为那座塑像有些不够高大和威武。这样的一位将军，应该是身跨扬蹄而嘶战马，将军应该戎装严整，手握战刀，威武镇定地挥向前方。但现在我明白了，这个脚踏大地，军装虽显破旧但目光依然坚毅的董振堂，才是真正的董振堂。

因为，董振堂始终只是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养育出的淳朴子弟，他只是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只是红军中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他后来的求索，他的坚定，他的大气凛然，都源于这片土地赋予他的那种淳朴、善良、正直的生命本色。他从这片给予他生命的土地走出去，走向了时代和民族的最前列。他是真正的时代之子，只不过在1931年的时候，他又重新坚定地拥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