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旷

文/陈卫中

大旷，是个地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她从来也不是一个行政镇村的名字，只是父老乡亲们口头上的叫法。就像每个孩子总有一个大名，也有很多人有个小名，“大旷”也应该归于小名一类。

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我不知道。但现在基本上听不到有人这样说了，除了爷爷辈的老人，可能很少有人会记得有这么个地名。

旷，是空阔的意思，旷野、空旷。大，是形容词，说不准有多大，反正很“大”。“大”和“旷”来组合，称呼我们的“大旷”，表明生养我的这个地方的确、非常的“旷”。

（一）

平面上的一个点，可以用两条直线相交来确定。地图上的大旷也可用两条线来交叉，不是很直的线，但只有一个交点。一条是南黄海的西海岸线，一条中国大陆南北地理分界线。这两条线的相交，可以大致地标示出“大旷”的位置，但还够不精确。用行政地名可以更精确地定位，大旷位于盐城市射阳县千秋镇的东部。因为从未成为过一个行政镇村，所以从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址，但提起“大旷”，那时的人、那里的人，都心里明白，都会用手给你指定那个位置。

为什么是“大旷”呢？

很久以前，至少在公元112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是黄海的西缘。为什么要说1128年呢？因为这一年黄河改道，夺淮河水道流入黄海。这样，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就在淮河入海口南北的黄海岸边沉积，使海岸线不断东移，将浅海变成了滩涂和陆地，并形成海底的废黄河三角洲。直到1855年，黄河又改道北归，这里的土地减慢了淤涨的速度，直到停止了生长。

沧海桑田，大自然新生了这片土地。但仅有土地，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有了人，土地上才有生机，才会产生各种变化的可能和各种奇迹的出现。“大旷”上的人又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有据可查、又祖辈相传的来源，是来自苏州阊门。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对苏州等地的人口进行强制迁移。迁移工程一直坚持了大约60年。这一事件，史称“洪武赶散”。其中一部分人被“赶散”的人，就落户到苏北盐城，这片正在生长的沿海平原。随着大海逐渐东移，新生土地不断扩大，人口也逐渐向东转移。

听我的祖母说，到她那辈，她的祖辈安家到“大旷”已有4代。最早的祖辈来此的时候，这儿还没有人家，就是一处荒芜的滩涂。因为地广人稀，每个人家都可以有大片的尚未开垦的土地。我想，“大旷”的名字，可能就是源于这样的“地广人稀”。大片的旷野，任你占有，任你使用。加之，那时肯定没有现代的车辆、机械，人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所以那片旷野就显得肉眼可见的大、更加空阔。

大旷，我的祖辈是拓荒者。大旷，是我的出生地。

（二）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大旷已经种植水稻、麦子、棉花。但土壤的盐分还比较大，夏天的时候，有些地方还会泛出一层白白的“碱”。庄上人家建房子，也总要设法买些石头回来垫墙脚，否则要不了几年，砖砌的也好，土夯的也好，墙脚就会被盐碱腐蚀而蜕皮、松软，失去支撑能力。

十岁左右，我的曾祖母还在，头脑还很清醒。她经常跟我们讲过去的故事，她年轻时生活的情境。

曾祖母年轻的时候不种庄稼，而是烧盐。那时，家里有大片的草地，有3架牛车，还有2 个常年帮工。他们将草木灰摊在盐场上，淋上水。等太阳升起的时候，草木灰吸收地下水分中的盐分。傍晚，将草木灰收集到卤池中，用水淋出盐。最后，将盐卤上锅，蒸发去水分，就析出了盐。这种盐是粗盐，颗粒比较大，颜色有点暗，质量肯定比不上现在超市出售的细盐。用晒出来的盐，去兑换一家人所需要的粮食和生活用品，维系着家庭的运转和人口的繁衍。

我看过曾祖母晒盐的全过程，虽然年龄比较小，但还记得很清楚。不过，这时的盐场已经只有一块篮球场大小了，生产的盐也很少，只够一家人生活所用。

曾经作为产品而带来财富的盐，到了种植为主的时候，就变成了农作物的“敌人”。土壤盐分高，农作物不能成活，更不说生长了。因此，引淡水排出土壤中的盐分，就成为祖父辈、父辈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挖排水沟渠，整土地成方，淡水进，咸水出。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工程浩大。我记事的时候，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引排水的沟渠还在，每年还在不断清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个伟大的命题。黄土高原泥沙的万里迁徙，形成了沿海滩涂。广袤的滩涂，丰富的燃草，促进了“煮海为盐”。当这片土地又渐渐远离海岸的时候，“废灶兴垦”又成为了一种必然。从晒盐，到种植，祖辈们跟随着陆海的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土壤脱盐后，“大旷”主要种植稻麦和棉花。一部分地生长水稻和麦子，稻麦两季，保证了口粮。一部分地生产棉花，作为经济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稻麦是懒作物，人工少，而种棉花最费工，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种轮作耕种的方式，一直到农村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棉花的收益支撑不了经济的发展，曾经百万担产棉的射阳县，也不再种植棉花。不种棉花的“大旷”，乡亲们又找到了新的主打经济品种，大蒜。大蒜和玉米轮作，收益比棉花要高得多。

父母靠从土地里刨出来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养育着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面朝黄土背朝天，烈日炎炎汗湿衣，父母也是血肉身躯，他们也想得闲休息，但他们又总离不开他们的土地，肩上的担子时刻重压着他们。“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读书时体会不深，现在想想，土地里刨食的父母也未尝不是呢？

（三）

“大旷”由盐地变为农田的同时，东侧的滩涂还在继续东进，新的土地一天一天生长出来。直到有一天，停止了生长。现在的“大旷”已离海岸有三十多公里，这里的人们已经看不到了海的模样，闻不到大海的腥味。

新生长出来的土地，和百年前的“大旷”一样，成为新的“大旷”，只不过没有人再这样称呼。

一样的是大、一样的是旷，一样的是空阔。但，也有明显的不一样，对这片新生土地的“态度”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动作不一样，从索取转向了保护，从要产出转向了要生态。

在射阳县的沿海滩涂，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珍禽保护区。因为最主要保护的是丹顶鹤，我们习惯叫它丹顶鹤保护区。

每年十月前后，世界上一半的丹顶鹤，从遥远的黑龙江，飞到保护区，在这里越冬。为了保护好这片滩涂，为了给丹顶鹤一个良好的越冬环境，退渔还湿、生态修复，当地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述了一个叫徐秀娟的女孩的故事。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再也没有走出沼泽地，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人们为她竖立了塑像，永远记住这位生态烈士。

在这个保护区的南侧，还有一个国家级麋鹿保护区。当年从海外回归故里的39头麋鹿，在人们的悉心呵护下，已发展到8000多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麋鹿种群。有一半已放养到滩涂上，过着自由自在的“野放”生活。

从煮海为盐，到废灶兴垦，再到生态保护，黄海边这片新生土地，经历着一场场时代的变革，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奇。

（四）

大旷，生我养我的地方。给了我温暖的襁褓，给了我成长的营养，也给了我学会奔跑的泥质路。虽然，我已离开多年，但是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我的身上总有着一根风筝的线，我想这就是我的根。

父母养育5个孩子，要喂饱那5张嘴，还要供他们上学念书，那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他们所有的依靠，就是他们的两双手、两双脚和“大旷”中的一片地。

那时候，我们总盼望着家里来亲戚。只要有亲戚来，母亲总会想法设法在桌上摆上几道菜，多多少少我们总会分到一些平日里吃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总盼望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我们才会确保添上一套新衣。母亲总抱怨现在的年轻人，生一个孩子都觉得负担重，累得要命，这是没有吃过苦，没上压过担子。不能养孩子，还能干嘛呢？

泥土的小路上，小伙伴们一起上学。追追打打，吵吵闹闹，发誓永远不再和好，但第二天又走到一起，又形影不离。夏天的时候，一起泡在河里，看谁“狗刨”得更快更远。晚上去邻村看电影，走过一片坟地的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嗓子“鬼来了”，大家撒开腿玩命地向前跑，生怕落在最后，被鬼抓走。就这样，一天一天，我们的个子长高了，小伙伴们分离了，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生产队里的小学，大队里的初中，乡上的高中，我的上学之路还算顺畅。高中毕业复习一年后，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大旷”第一个通过高考而上大学的孩子（之前，有一个人通过推荐上大学）。20年的养育，就这样走出大旷，我又能给父母反哺什么呢？也许只是他们精神上的一种虚荣满足，走路时可以抬起他们的头。

过了千秋轮渡，离开了大旷，大旷的人都知道，我将成为国家人，到城里工作，不会再回到这里。事实也是，大学毕业后，我在市里工作、安家，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大旷。但大旷，我还是回去的，我的父母、兄弟，还有小伙伴，还有小河、小路，永远在那里。

从大旷走出去的孩子，总会惦念着大旷，牵挂着大旷。30多年来，我也总想着为家乡发展出点力，但我为她做成的事实在微不足道，对大旷我总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亏欠。

（五）

如今的大旷，早已不再是我记忆里的大旷。

曾经住过的茅草房、丁头舍，早已销声匿迹。曾经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小上海”梦想，早已成为现实。水泥路基本通达到了每户人家的门口，再不会为下雨天无法出行而烦恼。有线电视、无线网，也已成为了每个家庭必备的基础设施。

垃圾桶，城市生活的象征，这两年在大旷的农家也正式“上岗”。母亲也养成了习惯，垃圾不能随便倒到河沟里，主动倒进垃圾桶内，每天有人运走处理。

大旷的年轻人，大多到城市里打工去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邻居张老爹家，4个儿子，2个孙子、2个孙女，全部在上海、南京、苏州打工，4个小孩已经有3个在城市里买了房。

庄上更多的是老人和孩子，但大旷的田地并没有抛荒，一家一户的承包地大多已经流转给种田大户。和父亲闲谈，父亲说，还是那么多地，他们种的时候，所有的劳力都用上去，所有的时间都用上去，但还是产量不高。现在种地就那么几个人，却不误时、不误节，产量还能保证。我问，其中原因？父亲说，现在种收都机械化了，打药都用上小飞机了。一个小飞机，把药水带上天，自动地向庄稼上喷雾，由飞机手操控，又快又匀又省力。收割时，大型收割机，一边收割，一边粉碎秸秆，一边把稻子收进口袋。这边还没收完，那边的稻子已进入烘干流水线，不一会就可以进仓或装袋出售了。说着说着，父亲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一再告诉我，强调着这些都是真的。

二十岁离开大旷，现在我都已生出了白发。父母亲，也从中年走向了老年，从年老走向了年迈。前几年回家，人还没到，桌子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人还没走，后备箱已经塞得满满。现在到家，我们得自己动手，父母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

如果有一天，父母亲也走了，大旷对我来说，还是故乡吗？也许，我会对着一张地图，循着那两条线，循着那区划色块，在地图上回到故乡。那时，大旷，可能只是我的精神原乡了。

我想，我会一直记住一个地方，名字叫大旷。

又一个夏天，又回到了大旷。田地里、道路旁，一片青绿，茂盛着、葳蕤着。屋前的老槐树下，一张小桌，四个老人，正玩着纸牌。清澈的河水，几个小孩正游戏着水。生长的季节，各种机械都在机房里休息。傍晚，几家屋顶飘出了袅袅炊烟，一直向上，融进了天空。蝉叫、蛙鸣，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村庄没有清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静下心，认真听，可以听见玉米地里拔节生长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