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口的刺

小时候，有段时日我胸口总感到一丝刺痛。便向母亲告之此事，母亲向来不信这儿些。她总说小孩子家家哪有什么病，不过是玩闹时岔了气。

大约过了一周，母亲突然地问我: “最近心口还疼吗？”

我老实回答：“有时还会不舒服。”

母亲的眉头倏地拧紧了，嘴唇也抿成了一条线，又瞧了瞧我，眼神里透着凝重，没一会儿，硬邦邦丢下一句话：“明天带你去医院看看。”便干农活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拽了起来。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她的眼神里满是疲惫，却又透着不可动摇的坚定。她坐在床角仔细地整理她那只只有走亲戚才会背的红色小挎包。

我们从村口坐上了前往市里的小巴车。一路颠簸，窗外的景色不断后退，光线由暗变明。我坐在靠窗口的位置，托着下巴平静地望着窗外发呆。母亲坐在我旁边，不停地用右手拇指搓着左手的虎口，那里结着厚厚的茧，像块老树皮。

约莫50分钟的车程，就到达白马车站，离市人民医院还有一段距离，母亲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母亲大字不识几个，记得有一回我陪她去镇上银行存钱，签字的时候，她抓着笔杆子，像抓大葱那样抓着，又像是蘸酱那样在纸上画，母亲绷紧了肩膀，每一笔书写都很是谨慎。待她写完，字只能大致认得出来，而她的脸也涨红了许多。

到了医院路口，车刚停稳，我急着去推车门。母亲“哎”了一声，伸手想拦，却已经晚了。刺耳的刹车声和撞击声同时响起，一位穿红衣服的女人像片落叶般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四肢扭曲，痛苦地在地上动弹不得。电瓶车的碎片撒了一地。我和母亲都被眼前的一幕怔住了，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神中满是恐惧与慌乱，嘴唇颤抖着，却发不出声音。

“要死了啊！开门不长眼睛！”司机的怒吼惊醒了母亲。母亲的手猛地攥紧我的胳膊，指甲都快陷进我的肉里，顾不得去看那位受伤的女子，拉着我匆匆逃离了现场。我就这样被母亲拉着走，头朝着身后，望着出租车司机不断地大声呵斥，想要让我们停下，看我们匆匆走远，又赶紧跑去查看那位女子的情况。

到了医院，母亲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她的眼神中仍残留着刚才的惊恐，但更多的是为我看病的急切。她匆忙地在医院里穿梭，先到窗口挂号，然后去二楼寻心脏科医生，医生并未多说什么，建议先去做个心脏彩超。我跟着母亲又赶去窗口缴费，母亲从那只红色小挎包里掏出仅有的两张红票子，又询问彩超室方向，拉着我照着路线，着急忙慌得过去了。

到了彩超室，医生让出示缴费凭证，我和母亲又悻悻地返回。

母亲对着窗口的收银说：“刚才我的缴费单子没拿。”

窗口的收银忙于处理手上的单据，头也不抬地说道：“没有看到你缴费啊。”

母亲嗓门有些发粗：“不可能，刚才就在这里缴费的，旁边人看到的。”

那位女收银不情不愿地在电脑面前捣鼓了两下，坚持道：“确实没有收到你的缴费。”

母亲突然就蹲了下去，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大理石地面上。“这钱……这钱……是我儿子的救命钱啊！”她哽咽着，声音支离破碎，“我就带了二百块钱，怎么办啊？”

我看到母亲的这样，眼泪也忍不住的往下流，我用手帮妈妈擦脸上的泪水，可怎么都擦不干。周围一下子围了人，一位应该是部门主任的人赶来询问情况。我们母子俩就坐在地上看着，母亲抽泣的说不出话，我对着那位部门主任说：“我们肯定缴了钱的。”

部门主任让那位女收银再仔细查一查，女收银也有一些委屈地说：“的确没有查到缴费记录”。

又翻找了一阵子，才发现那张缴费单卡在了窗口和仪器的夹缝里，名字查不到是因为输错了字。

母亲既没责备那位女收银，也没想着索要赔偿，拿着单子转身就拉着我走向彩超室，母亲在彩超室门踱来踱去，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轻声嘟囔着。

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医生拿着报告单说并无大碍。

母亲一下子起了精气神，故意嗔怪道：“妈说的不错吧，你就是顽皮闹得，以后可不能瞎皮闹了。”

本以为这场看病之旅终于能画上一个安心的句号，刚走到门诊大厅，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受伤的女子躺在担架上，几个医护人员抬着往急诊赶，旁边跟着那位出租车司机。司机也看到了我们，抬腿朝我们走来，眼神里愤怒而又幽怨，大声唤着：“你们两个停一下。”

母亲二话不说，拉着我转身就走，脚步慌乱而急促，几乎是一路小跑。

我们又坐上小巴车从白马车站返回村口，一路上，母亲沉默不语，眼睛一直望着窗外。我也没有吭声，那女子痛苦的模样、母亲的眼泪和司机愤怒的眼神，不断在我脑海中交替浮现。

这是20年前的事了，但那份愧疚和不安却一直埋在我的心底。它就像一根刺，提醒着我曾经的怯懦与逃避，也让我明白了责任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