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阿来”这个人真实地存在过,就像不确定将来的某一天我还认得你。
那天,我在一列往北开的绿皮火车上,靠窗,随着车皮的节奏哐——啊哐——啊哐……
“不好意思”,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身边的位置落座。
窗外的山包挨挨挤挤,一成不变的绿树、黄果,还有那永远不变的夕阳。
“我叫阿来”,那个声音说。我清楚地记得,他是个小平头,中年人,偏瘦,戴副黑框眼镜,穿——黑色或者灰色的呢夹克?
“去哪儿?”他问我。
“——漠河。”
“找北吗?”他又问。
找北——北——吗——火车在崇山峻岭中哐当哐当地爬,呜——呜地叫。猩红的夕阳从某座山尖上“啪”地掉下去了,暮色从灰变黑,从远到近,将车身越裹越紧。乘客大多晃进猩红的梦,找各自的慰藉去了。
“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讲个故事,可以吗?”阿来说。刚见面的陌生人,有什么好讲的呢?就算讲,也该有点铺垫,或者——诱因?但没有,甚至并没有真的征得我的同意,就讲了。“他和他爱人离婚——我朋友是男的——离婚的时候,他爱人刚生病,是重病”,阿来的语速很慢,像被浓黑的夜裹住了,动弹不得,“不不,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没有嫌弃她,也没有外遇,他们甚至都没有争吵过。很相爱——我认为。”
“那为什么?”我似乎问了。
“他爱人以死相逼,所以……”
“然后呢?”
“就——没了。哦,ta娶了一个大ta十多岁的人。”
“娶?是嫁吧?她嫁了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
阿来不明所以地扯了扯嘴角,“这样说也行。好吧。不久,她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然后,我——那朋友,也娶了一个大他十多岁的女人”。阿来的声音有点抖,说完取下黑框眼镜,揉了揉自己的眼,抱紧双肩,不说话了。
为什么呢?火车呜呜咽咽,窗外一会儿明,一会儿暗。
火车呜呜——咽咽——呜呜——咽咽,一步一步地爬坡,下坎,像是那个女人隐忍的抽泣……窗外的路灯一会儿暗,一会儿明。火车头拐过一道弯,车身也拐过那道弯,浓密的树林往后跑,两个人影也在跑——一男一女,他俩坐在地上,死死地抱着,要把对方嵌进自己的骨头里。火车!掀翻你们的!——我大声地喊,却没出声。车底的气浪突突地往外鼓——呼——呼——呜——他们向我“跑”来,越跑越近,越跑越近——是阿来!
我骇然一惊,身子往前一坠,就醒了。
阿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车。
“有病!”黄龄终于闭上那张了半天的嘴,恨恨地骂了句,洋葱似的玉手夹起一杯酽酽的大红袍咕噜而尽,茶杯往桌上啪地一顿,“相爱干嘛离婚?这不有病嘛?”
“也许,就没那么相爱吧”,我手中的毛尖虽已泡过了头,但茶色还是风轻云淡,“两个人不总是这样吗?——一个说,我爱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另一个却说,那不是我要的,你只是爱你自己。好多时候,一个人以为的至死不渝,在另一个人,却已是病入膏肓。”
“那不爱早干嘛去了?非得等到病重了才拼死离婚啊?真有病!病得不轻!”
“那或者,就还是爱的吧。阿来见她的第一眼,就认定了她。他记得她那天披着及腰的直发,穿一条素白连衣裙,抱着几本书。她的发丝上有光,一闪一闪地,特别明亮。后来他想,那可能是太阳光,但也许就是他自己眼里的光芒——她不知道有个男孩陷在一束光里——但爱情能治病吗?从病到死……那么漫长而绝望的过程——女人总不希望自己的婚姻因为一场病变成一截时常发炎的盲肠,不想自己连同那截盲肠在爱人面前一点一点地烂掉……所以,她要怎么选?”
“你也有病!——我看。一会儿爱,一会儿又不爱了,那么多弯弯绕绕。算了。不管爱不爱,世上那么多生病的人,就都要离婚么?要是这样,还谈什么白头偕老同甘共苦?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婚姻,对于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意义。有人觉得陪伴到老的婚姻是最好的,即使爱着爱着就成了左手摸右臂;有人觉得势均力敌地爱着才是健康的婚姻,如若不然,就断了。”
我的话令黄龄义愤,她腾地站起来,手一招,“服务员!大红袍!”
黄龄爱喝大红袍,常说,红茶养身,绿茶养心。人生苦短,她只要一副漂漂亮亮的皮囊就够了。我纠正她大红袍只是名字里有个“红”,与红茶毫无关系。她不管,她就要大红袍,要那酽酽的红色,还要那张牙舞爪的叶形。她虽然是我最铁的闺蜜,但经常被我那些“歪理邪说”激得暴跳如雷,就如刚才——她貌似用大红袍没心没肺地滋养着自己的脸颊,但不排除,某个时刻,她也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厌倦死了当前的婚姻。
“哎,你说,我怎么觉得,那个阿来说的就是他自己呢?”不死心的黄龄还在故事里刨,“而且,奇怪的是,他们为啥很快就找了个年龄相差那么大的人结婚?”
“不在乎了吧。除了彼此,和谁结婚不都一样?”
“那差别大了去了!对了,那女的不是重病么?谁会娶一个重病的女人?”
“误诊。”
“啊?阿来说的?误诊?”
“说了——吧”,我不确定。
“不对!不对啊!等等——你什么时候去漠河了?咱俩天天混一块,我怎么不知道?”黄龄突然盯住我,一副大愚若智的表情。
我也不确定那是哪一天。其实,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北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