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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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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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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钱包

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不带钱包的习惯,当然也基本是身上不带钱。

这个习惯源于两件事:一件是80年代中旬的一个冬天,读中学的我,揣着妈妈亲手编织的绒线小钱包去农贸市场买菜,钱包被偷了,15元的丢失数额让我足足哭了一周。之后就很少再带钱包出门。不巧的是9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朋友送我一个精美钱包,但它在我口袋里上任的第一天又被偷了,丢失地点也基本一致。368元的数额和一张珍贵的合影,又让我眩晕了一周。

这次失窃之后,就坚决不带钱包在身上了,实在需要带钱出门,就用一个塑料袋装上,基本是小数额够花就行。有时急需用钱,我急得出汗的情况也出现过多次。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手机微信支付、支付宝付款悄然兴起。只要手机在口袋里,就等于把家里的资产隐形地装在了口袋里。

上个月去乡下赶集,顺便去看望先生的大姐。60多岁的大姐与姐夫从1978年开始,一直经营着几个门头的生意,她很疑惑地问我:怎么很多人拿个手机一晃悠就说给人家付钱了,钱在哪里啊?我赶紧给她解释现在微信与支付宝支付方式的便利与快捷。她晃晃自己的钱箱子,笑着说:“我和你姐夫现在还不会用这个,总觉得钞票拿到手里才算做生意。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得赶紧学学,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听现金支付,马上就走,说身上没带钱,我们还纳闷,不带钱怎么来买东西,听你这么一解释,我们明白了,原来手机就是钱包啊。”

是啊,手机就是钱包,现在足不出户就可以缴纳水电费,吃穿住行都能用手机搞定,扫一个二维码,不用动脑子算加减法。我的那个习惯也已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了。

记得几年前,先生因为连续收到了三次假币,就开始习惯刷银行卡消费。但是去农贸市场买东西,他还是随身带钱包,也许这习惯还存在普遍性,毕竟在发展、变迁之中,必须有的过渡不能缺少吧。

再往前推,三四十年前,现金才是老百姓最认可的交易方式。记忆里,妈妈的钱包最有代表意义,在我小时候,她是自己动手缝制钱包,把做衣服剩下的碎花布精心裁剪,再用缝纫机巧妙地缝制起来,我记得最清晰的是钱包会分四层,一层放上折叠整齐的整钱,一层放叮叮当当的零钱,一层放面额不同的粮票,一层放肉票等票据。等我上中学时,她的钱包是用当时最时髦的色彩艳丽的腈纶线编织成的。四根金属毛衣针在妈妈手中快速滑动,一个个天蓝色带着向日葵、嫩黄色带着小熊猫的钱包就诞生了,那时,妈妈最喜欢的图案就是向日葵。等我参加工作,妈妈的钱包换成了人造革,色彩与款式都是最时髦的。等我当了母亲,妈妈的钱包换成了一个褐色真皮的,那是姐姐给她买的,她爱惜的不得了,一用就是十多年。

现在支付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用找零,不用带零钱,不用担心收到假币,不用担心钱包被偷。与先生逛商场,我支付,逛大集,我支付,他乐呵呵地看我潇洒付款,看那个之前从不会付账的“小媳妇”变成一名手指翻飞的“小管家”。

改革开放40年,社会在意识形态的融合中促进了生活方式的便利与快捷,手机=钱包的日子,在美好的体验中,反衬了过去,更镀亮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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