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

我曾经以为，我出生在关中平原上那个久不住人、已经荒芜的农家小院，并且从小在农村长大，经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乃至包产到户，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

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想法不仅有些浅薄，有些不切实际，甚至是有些可笑了。因为我从来就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工人，十七岁就招工进了钢厂，后来又调到了邮电局。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干活泼辣的农村女子。在农村管这种家庭叫“一头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经常是下了班就骑着自行车回家来干农活。也有人羡慕我们这种家庭，说是旱涝保收。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下地劳动就带着我。那时是生产队，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也就是所谓的大生产运动吧，上千人在一面山坡上一字排开，挖土方的挖土方，运土的运土。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仍觉得那场面是极为震撼、极为壮观的。

对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就是队里改善生活。到了平整土地关键的时刻，各队都铆足了劲想争第一。为了调动大伙的生产积极性，队干部商量后，提前放出话来：“都把头发丝挽起来好好干吧，若是进度赶到前头去，队里就宰一头猪，煮一锅大烩菜犒劳大家！”

于是大伙都天天盼着，每天天不亮便拉着架子车，扛着铁锨镢头到工地上去，不用队干部督促，干得热火朝天，一个比一个卖力。

大人们干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就在一边玩泥巴，一边玩一边扭过脸看着他们。他们头上冒着热气，大口大口喘着，衣服全溻湿了黏在身上。脸上也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被汗一洇，就成了大花脸。但他们依然干得很起劲，队干部不吐口话，没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记忆犹新的是，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想起要吃大烩菜，便比什么都高兴。

真到了那一天，出工的时候都带着孩子。

母亲挤在人群里排了半天队，分到半碗烩菜，两个馒头，过来拨给我和姐姐、弟弟、妹妹吃，她就在一边看着。姐姐掰了一块馒头给母亲吃，母亲说她不饿。

工地上，上千人手里都端着饭碗，分了烩菜，领了馒头便过来给孩子吃，大人在一边看着。

那时一年到头都是青黄不接，我至今仍记得挨饿的滋味。平时别说吃烩菜，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所以，吃烩菜馒头的时候，我们也顾不得大人到底饿不饿，只是想着，要天天能吃上烩菜该有多好啊！

这种机会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夏天碾麦子的时候，龙口夺食，队里会支起铁锅，炸了油饼、馓子犒劳大伙。虽说没大烩菜好吃，但已经很知足了。

这种艰难的日子，直到包产到户后才稍有改观。

大概是自己吃尽了当农民的苦头，母亲一直希望我们兄妹长大后能离开农村，像父亲一样，到外面去谋份差事，端上一个轻松点的“铁饭碗”。后来，我们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土地，她又天天盼着我们回去。实际上，母亲的内心一直是很矛盾的。虽然农村很苦，当农民的日子很难熬，但她却至死都没离开过农村，没离开过那片土地。我知道，她是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的。如今，她就长眠在那里，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回去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儿。

我是十九岁参加工作，离开农村的。

因为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那片土地上，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没中断和农村的联系，逢年过节会回去看看他们。

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回去帮家里干些农活。后来父母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不种地了，我也就很少回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土地，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了。

但农村依然是我忘却不了的地方。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从未嫌弃过，或者说瞧不起过农村、农民。我也没觉得因为自己是一个农民而丢人。

我觉得劳动是光荣的，农民是值得尊敬的。曾写过不少关于农村、关于农民的文字。写过农民的不易，写过包产到户时他们的喜悦，写过他们和土地的感情，和牲口的感情。

我始终觉得，离开了那片土地，我就和农村和农民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我的那些文字也总是停留在表象上。

柳青是我非常敬重、非常崇拜的一位作家。

当年下乡吕家碱的柳青曾经历着一场艰苦环境的考验：没有星点的油水、天天白水煮洋芋、大半年不带重样的腌白菜、粗糙高粱米。昏暗狭小的土窑洞，与世隔绝的山窝窝，找不到人可以交流思想。这让最初胸怀高远、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柳青，内心充满孤独、寂寞和迷惘，时常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两三个月之后，大病卧床的柳青，又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放弃还是坚持之间，犹豫、彷徨的柳青认真地为自己做出了抉择。他认为，“在革命队伍里知难而退是莫大的耻辱。坚强的柳青站立起来时，将自己真正融入到农民之中：白天一道下地耕锄，吃在一锅里；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和农民就睡在一条炕上。

1953年，时任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县委副书记的柳青，辞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带着家人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在此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柳青就生活在这里。他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剃着光头，穿着对襟黑袄，常戴一顶当地农民喜欢的帽子。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交易情况，他也和农民一样把手缩在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

正是因为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和农民打成一片，知农民所知，想农民所想，他才写出了史诗般厚重的《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和郭世富、郭振山，以及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梁大老汉、改霞、素芳、生宝妈等个性鲜明，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最近，看了作家王满院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我和他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距。王满院出生在关中农村，长大后上了农林学校，毕业分到农科所。不久抽到调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南村下乡。后来又到区农技站、区农牧局工作。再后来步入仕途，当过镇长、镇党委书记，区委副书记，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父母官”。

读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他一直和农民在一起，在为农民做事情。他知道农民心里想什么，要什么。因而他的作品《片长》等一经发表便引起强烈共鸣。在写岳父的一篇散文中，他写到，和妻子正谈恋爱，当她决定带自己去见家长时，他有点紧张。她父亲是国家干部，而自己父亲是农民。她家里经济条件好，自己家里很穷。

准女婿第一次去岳父家去，该送什么呢？他没有送烟酒、点心，而是买了30斤“陕单9号”玉米杂交种子，作为拜见老丈人的见面礼。没想到岳父对他拿的见面礼很满意。正是因为一直没离开过土地，没离开过农民，他才很清楚同样从农村走出去的岳父真正喜爱什么。

改革开放，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的农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村村都铺了柏油路、水泥路，装上了路灯，修了健身广场。农业产业化，正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离开农村，在城里买了房子。但很多老人还是选择了呆在农村，他们不愿离开农村，离开这片土地。

其实他们的内心一直是很挣扎的。

家乡的一位老叔曾给我算过一笔账：当下一亩地年景好的话能产八九百斤麦子，顶多能卖一千块钱，刨去人工、化肥等费用，几乎是亏钱。

但一年又一年，他们还在种着地。在他们心里，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荒了土地。

现在，已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很久的我，还是想回到农村去，回到那片土地上去，真正融入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