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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冉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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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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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坐在其间安静的听众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农历九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多少农忙的金黄,也没能拦住我呱呱坠地的步子。按理来说我是果实,是父母结出的第一粒爱情的果实,应该是最醇正、最醇厚的果实,却像是嗅到秋收的气息似的,那成熟的、芬芳的、热闹的大地。在众人收获的时候,我的出现近似于急于等待收割。

我不知道在母亲封闭的窟窿里呆了多少月份。原本应该如人们常说的九月怀胎,然而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是——八个月,不足月就呆不住了,硬是从那个柔软、多汁而温暖的宇宙里喘息着蹿出来。有经验的老人常说的“七成八败”指的是早产儿。而怀胎八个月存活的孩子在民间是个奇迹。

究竟是谁叫我这般激动呢?那是一粒那么瘦小的肉团!我该等到那些羊水嘘嘘地冒出热气,等它们自然地烧开了,再奋力地蹦出来。在此之前,我应该悄无声息地在肚子里好好呆着,等喝足了露水,长得再结实一点儿之后再出来。然而我偏偏走神。我应该是不愿意蜷缩着睡过去。四周静悄悄的,饿得眼冒金星的我便舍了那圆形的柔软建筑,迫不及待地出来了。我那么急于与世界相互辨认,是否得益于身体缺锌的缘故?那些缘由有人说是缺钙,有人说是缺锌,类似于她头盖骨还不够硬实,后脑勺上一圈没长出来头发的枕秃现象等等。我出生的时候性子是有多急呀?母亲说,九妹只哭啼一声,就没有第二声。一声啼哭刚冒出来,立即就乌青了脸色,声音哑了下去。

然而我确实是太着急了,未足月就蹦出来,出生的第一个月就生了唇疮。我成了唇角开出来两朵小花的那个小小的人儿,然而与世界,与所对之物的游戏,都成了一种失落与无奈。我用奇怪的表情对着母亲的乳头,因为受伤的裂开的唇角在违心地抗议着。我只能一遍遍地用啼哭告诉母亲,我不断缩小、变瘦的过程。这种对视漫长,让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带有锯齿的,支棱着伸向世界的那些触摸游戏,最终都变成药物与针剂扎向自己。吮吸母亲的乳汁时,疼痛的针扎感让我退却;我饿得只能枪毙奶水,转而指望米糊时,热烫的米糊一口接不上一口,让我诉之于世界的只剩啼哭。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围着那一碗米糊一口接着一口地不停吹气散热,“哇——”地一声啼哭,说不出的那是我的感动,还是无奈?而常常隔三岔五的感冒、发烧,扁桃体、咽喉合并发炎,让人一刻也不得闲。我言语稀疏,仅以一声啼哭抗议着这个世界,也对话着这个世界。这让我那位从山西运城退伍转业归来,曾经带过排的父亲也无可奈何。

“就是那么一勺米糊,配以一勺药水,一浆一水地喂大了九妹。”母亲常常这么说,“九妹真是小呀,细小胳膊,细长腿儿的!不止如此,她还有一颗“扑扑”乱跳的小心脏。”小心脏儿打小就神奇,就要着急着比别人多跳那么几个蹦跳。我姥爷家的邻居有位老奶奶头一回见着我,就说:“可心的人儿。”与我逗乐,触着那颗乱跳的小心脏儿——“呀,这小姑娘家的,心脏咋跳得这么快?”

何止是心脏跳得快呀!我念书也要比别人要来得早!未及龄就赶着来注册了。挤在一堆高出自己一个头的同伴群里,水草一般,只要一拨弄,里面的内容便随之显露出来了。

面试时,老师一眼就瞧见了细如灯芯的我,招呼着我过去,问了几个小问题后,一切妥当。正准备注册时,那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教师翻开户口簿——“唉呀,这岁数还不够呀!先到一旁等等吧!”她扶了扶镜框,又再度确认了一下,摇了摇头。

乡村小学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上仅有三幢青砖的两层楼房。教学楼的那幢叫八间楼,另一幢教职工宿舍是旧式教堂的楼房,还有一幢是老教堂,常年锁着门。一扇扇圆弧形的彩印玻璃窗掩得严实,有些已经残破,但在周边精美的浮雕的装饰下仍旧显得很富丽。尤其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幻莫测的光线将它们色彩斑斓成一面面古画。这幢老教堂在当年的村庄里,在与周遭多数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和简朴的砖瓦房的对比中脱颖而出,更显豪华。然而,那里没有人进去过。大块大块的墙砖不动声色地以一种寂然无声的神秘感,让人油然而生出一份未曾有过的庄严感。

僻静的小学与山下的小路隔开了两处光景,静悄时还能听到山下传来的叫卖声:“冰棒——,绿豆冰棒——红豆、红枣冰棒——”空气里都是老树的味道,“沙沙”地响着,筛出许多绿色的清风。那些年老的大树,据说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我那时候还不能推测一棵树一年能粗壮出多少腰围来,却还是很认真地瞅了瞅它壮硕的树干,又仰起头望了望高得顶到天上的繁茂的枝叶。原来,这是一所老学校。难怪青砖、墙缝都带着一股子暮气。我不吭声,多年来体弱多病的缘故早就养成了一种由来以久的静默感。父母的同事都说我安静,其实不过是因为身子骨弱,没有同伴那些醒耳的大呼小叫,也没有他们类似沸腾的上蹿下跳,总觉得血液里有股蓝色的冷静。

我抬头看了看父亲,父亲冲我点了点头,把我的小手牵住。注册的那个教室不过十平方米。那几名老师似乎各有分工:有的看成绩单,有的检查户口簿,还有的拿眼神上下考量着,再细问了几个小问题当作面试。他们像一堆擅长品鉴的鱼食者,有的偏爱鱼唇的柔韧口感,有的钟情于自然环境中生长的眼窝周围那几块蒜瓣肉,还有的则仅看中鱼身的肉质湿润。

继续再等。我与父亲被推来搡去的人群不断搓洗着,搓得衬衫都皱出了褶子。父亲就把我抱起。高处的空气畅快多了,我还是好想到室外去透透气,却又担心被叫到时,因为没有听到而被别人占走了名额。于是,我和父亲就这么眼巴巴地站着,看报好了名的同伴拿着一张收条,胳膊抡得呼呼生风,像一尾鱼有力的尾鳍搅得水花腾跃。

等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我的脑门发晕,汗花沁出了额头。发黄、稀少的头发越发得妥帖了,被汗水挂布在脑门上。闷热的小教室里只有一台嗡嗡作响的台式小电扇,仅对着注册的三名老师吹。电扇只有小脸盆那般大小,还不及教学楼旁边的那棵老树的腰围粗。

我的脸色发白,开始迷糊。这时,听到父亲与老师的一段对话:

“我这女儿,虽然年纪小,但是学习成绩还不错。您可以再检测一下她的水平呀!”父亲诚恳地对老师说。

“测过了。可是年龄着实太小了!”注册的女老师抬眼看了看课桌前那个瘦小却清秀的我,有些惋惜地说道。

“您不妨让她试读看看。如果果真是年龄小,跟不上学习,您就让她回幼儿园再读。这样,我们也不会介意。”父亲的坚持妥妥的像一个军人,镇静得不卑不亢。

就在那个还没有开始限龄读书的年代里,我成了这个班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因此静静地坐进了一年级的教室。后来的课上,我仍旧静静地坐在第一桌,成了一年级班级里的班长。黑板不是十分平整、光滑,老师拿着粉笔“嘎吱嘎吱”地磨出声响,粉笔灰簌簌地往下掉。我细声细气地读书,一笔一划地写字。课桌上常常有洞眼和裂缝,稍不留神作业纸就会捅出一个窟窿,还会折断了刚削好的笔尖。我拿本旧本子垫着写字,静悄地写字,像猫爪子中的那个腕垫,软软的,让人舒服。

九月,桂花开得喷香,我也小如一小粒桂花。那颗着急的心脏还是一如既往稀薄有力地蹦跳在胸口。过了九月九,第二天生日就来了。那么容易记住的日子像镜头闪回多次,打着漂亮的漩涡。母亲说:“你是九月生的女孩,就叫九妹吧!”配合她的讲述,若干年后,我倾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命运交响曲》,胸口就有个小风箱,小风箱拉动的声音似乎也带有奔跑的风。

我仔细地听,把耳朵拉长,把耳朵养大了。

后来,听人说孩童满月时抓周,若是抓个笔杆、书本的,家人皆大欢喜。父母听闻皆笑,日后只要能有份月月领薪的踏实工作,就足矣。我的耳朵里有风谷,风谷里有回音。那时我还不懂拿笔杆子是什么意思。

班里有个娴静、文雅的女孩叫雅燃。她和我是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俩家的父母都是同一单位的。雅燃的父母都是干部,她父亲的衬衫口袋里常插着只英雄钢笔。我觉得雅燃秀雅的模样更像是将来要拿笔杆子的。印象中的父母都在单位里干着体力活,常年穿旧衣、破工装,那是离拿笔杆子八字都搭不上一撇的工作。唯有在父亲纠正我的错别字时,他那一手漂亮的硬笔字才亮相出来,像石蜡燃烧时焰心冒出来的一点谧蓝,不多,却很美,比学校老师写得还美。

我们所在的学校长在山坡上,父母所住的宿舍也长在山坡上。每回从这个山坡沿梯下坡,走过中学校园操场上的那块平地,再从那个山坡上坡,我都要歇上几口气。胸口的风箱呼呼地拉动时,风声也一阵一阵地涌。学校里上课、下课都听从钟声的指挥。挂在教学楼旁的大树上的那口老钟,撞钟的木棒有碗口那般粗,钟声响时空气像漾动的水纹,一波五波的钻进耳鼓。教学楼里也常常能四野听风,那些风声被下课时间挤墙根的同学“唉——哈——”的筛挤声一寸寸地挤成扁平,尽管使劲地从教室门口破裂的细缝里塞进来,但是已经没有多少声势了。我会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呵着小手,看他们挤得两腮帮子通红,哧哧地往外冒气:有的被挤得嘴歪鼻子斜,有的硬是被同伴筛出了队伍,还有的被挤断了裤腰带,单手扯着裤口嘟嘟喃喃……“咯吱咯吱”地轻声笑着,一个弯月的弧度。

同学当中大多数人家是务农的,工人子弟的不多。农家地里的红薯、山芋、甘蔗,山野中的柿子、橄榄、杨梅、枇杷……野生的蓝莓、草莓也常常从他们的书包或者破洞的口袋里随着时令被魔术般地掏出来。最美的零食是地瓜干,据他们所说是从猪嘴里抢食来的。他们讲述的世界是另外一个迷宫,一部分露在外边,一部分隐在他处。我的惊诧与疑问激动成挂在半空中的蝌蚪迟迟没有落下来,就像得知他们眼里的香馍馍竟然就是自己每个早晨可用饭票买到的松软的大馒头。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粮票决定了我以及那些工人子弟的胃。我的胃里有一面蓝色的湖泊,但只是微微漾动一下波纹。

日光温和,漫过校园里的一溜篱笆树,清凉的树荫伸向校园一侧围篱的尽头。跑惯了山野的同学们似乎也有着山野里的葱茏的草木之气,生机勃勃的挥发不尽。他们嗓门粗、劲儿大,课下都像拖拉机“扑扑扑”地往外吐着热气,给整个略带旧气的校园安了马达。偶尔有人还拖着鼻涕虫像喘气的排烟口,鼓出个空气泡来……就像树上挂满的鸟鸣,草丛里也挂满虫鸣,整个校园都是热闹的。

每时每刻的每个角落都不缺少声响。即便是雨天,虫声不见,鸟啼不闻,但孩童的打闹声也片刻不得消歇。我极少掺杂在他们中间。下课时间,和雅燃一起做做作业,聊聊天。我们都是柔软有鱼鳞的人,炎热的时候在荫凉的静水区,严寒的时候在深水区。一样安静的人,看一群烫油锅似的“吱吱”作响忙个不停的同学,反倒觉得自己像山野间的米苔,静悄地看篱笆树的黄金叶及草尖上的露珠,以及厕所围墙的残垣断壁上总是悬着珠帘的蜘蛛网。

学校的操场很小,同学们极少上体育课,偶尔跑跑步,跳跳绳,玩玩游戏。我的胸口躲着一只猫头鹰,多运动几下猫头鹰就开始抗议。然而我没有吱声,看榕树上的垂须拂起、飘动、舞蹈着。我的身体也有根须,而且这个根须不断地在触碰我,时不时的像母亲给我织的毛裤裤脚上的那两只麋鹿抬头够一够那空中的簧片。

那一年,很难得的下了一场雪。雪簌簌地落,给整个操场洒了一层薄薄的糖粉,就连那几棵老树也妆了白眉。然而下得实在是太文雅了,没有多少气势就消停了。我见过更多的雪,用不完的雪。那时父母在化工厂上班,敞放在原料车间的盐堆白花花的,像一座座小山。通向工厂的山路弯弯绕绕,用一根根条石铺成,仅够两人并行。路边的枝条在月光下都是清一色的灰黑色。父母上夜班时,我和弟弟都是随身包袱。车间的四面不砌墙,八方来风。我困了就在那些小山上躺着,或者睡觉。”用那么大的一座盐山当床,原本足够她打好几个滚儿,压根儿不用担心会掉下来。“母亲说,”盐多好,能消炎,还凉快。夏天不容易长痱子。“就这样,安妥地把我交代给了盐保管。

为了避免睡着时蹬丢了被,着了凉,母亲将我粽子般裹结实了,还给系上漂亮的带子——一条粉色的绸带。夏天裹一被单,冬天裹一毯子。我醒时也只能乖乖地侧头看周遭。困了就又再睡,醒了就左右打量。昏暗的光线中,忙碌的身影看上去都相似,都穿工装,我常常分不清谁是谁。有沉甸甸的盐山做褥垫,躺在上面就如一绽银子般安静地码放在月光下。

等父母忙乎完了,自然会过来瞧瞧。那些永远化不了的盐山,一批用完,又会运来一批。因此,我常常睡在不同的“雪山”上,身下是绵绵不尽的白雪。弟弟更小些,母亲将他放在另一侧的工具柜里,并锁了柜门。母亲没把我和弟弟搁一块儿的原因很简单。有一回,母亲让我看着弟弟。看到即将从床边滚落下去的弟弟,我及时出手相救,弟弟没拉住,反倒连人带被子的一道儿被他拖到地上了,弄得母亲一阵手忙脚乱。工具柜开裂得四通八达。这样倒好,冬天可挡些风,夏天还能透气。但是因为离烟囟较近的缘故,他被母亲从中抱出来时,常常被灰尘裹成了一个“黑人孩子”,一双转动的眼睛还乌黑闪亮的。

见识了那么丰厚的雪矿,我看到薄薄的雪屑滋味平淡得多。撑开双臂比划,又拿迈开的双脚丈量后,我告诉雅燃,盐山如何起起伏伏,如此壮观。若是往火焰里加盐,噼噼叭叭地响如炒豆,火苗还能燃得更艳。说着,说着,笑得眉眼也弯了。睡在盐堆上,当四周寂静无人时,我的小猫头鹰也呜呜地伏在胸口四顾仓皇。不过,我抿了抿嘴唇,不说了,继续笑了笑。

有趣的语文课上,同学们用“像”字来造句。我写“高高的盐堆像一座闪闪发亮的雪山。”蔡老师在本子的一侧画了一个小笑脸。因此,我喜欢上了造句,像家里养的那几只不停做着加法的下蛋的老母鸡。它们觅食时在草丛里,在墙根边,迈开的小细腿到处乱跑,后来长了小翅膀,边跑边飞,飞到低矮的屋顶上,躲到半人高的草堆里,找也找不着。有的温顺,要下蛋了就自觉回窝里去;有的犟脾气,走哪儿,下哪儿,甚至下到草丛里,让人费神地找。但是,它们都听家里长辈的话,好像是他们的另一批小孩子。只要听闻母亲或者父亲“嘱——嘱——”的一召唤,全都撒开腿地跑过来。天色一昏沉,也齐刷刷地奔着它们的家里去,老老实实的,几乎不用特别提醒。母亲每天上班回来,给家人做好了晚饭,往往顾不上吃饭就先到鸡圈里去做人口普查。有时,让我在一旁举着手电筒数数。蛋,捡了几个?鸡,回来几只?

别小看母鸡,它在家里可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下完蛋,就能轻松地得到一小把谷子的奖励,每年还能获得一次抱窝当母亲的机会。公鸡就有点儿尴尬了,虽然它长得那般高大、俊美,但奖赏的事儿似乎总轮不到它。尽管它在阳光下燃点起那么多耀眼的光彩,从鲜红如旗帜般立起的冠子到七彩油亮的尾羽,每一缕被晨光唤醒的部位都光芒四射。它打鸣时,尾羽翘立的弧度极其完美,让我禁不住想起那些年竹头做成的一种带哨音筒的气球。气球使劲吹胀后放出气体时会发出近似鸟鸣的声响,让装饰在一侧的孤零零的彩羽也抖擞起来,轻轻浅浅地发声。

每次上课,当我细声叫“起立”的时候,也学阳光下打鸣的公鸡,拉直了脖子,仿佛这样就可以把喉咙撑得大大的。然而声音的确是太细了,像春天里孵出不久的雏儿,浅黄绒毛,球儿般大,细细碎碎地“叽叽”小叫。领操时的那个漂亮女同学,顶着“鸡冠花”——马尾顶上安着的大朵绸花,随着做操的动作一颠一颤地舞蹈,喊拍子也喊得特别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个操场的人都跟着做动作,像一群规规矩矩地跟在母鸡后面的小鸡雏儿。

山坡上的学校有无数只粉笔、铅笔撅嘴、揪嘴、扁嘴,静悄地叼准在每个人说话的指尖。除了笔尖沙沙,日常的我也少言语,像母亲支棱起的豆角架。收割的成绩倒还过得去,偶尔像架上的直棱棱的一条是100,打卷儿发青发红的是90。不管怎么说,历史成绩比较友善,常常换来半个鸡蛋的奖赏。

过生日的那天,母亲给我煮了一碗细润、滑爽的阳春面,一粒水煮蛋出水芙蓉般搁在正中央,再弹上几朵青嫩的葱花,清清白白的一碗面便游龙过江而来。阳春面是精粮,微微几朵金灿灿的油花漾动,就能摸出日子里的暖来。母亲将面碗捧到我面前时,笑盈盈地说:“吃——吃了这碗生日面,你又长大一岁了!”说着又往碗里加了一小汤匙剁得细碎的萝卜干。水煮的蛋白光滑柔软得像一团暖暖的雪,呵一口含在嘴里,就化了。萝卜干爽爽脆脆地在口腔里鸣唱,我的唇角又开了两朵花。“又长大了一岁!”

“可不,去年的毛裤你今年穿就又短了!晚上,妈给你拆了裤脚,再添织些上去!”

我把背直了直,想起注册时那比别人矮一个头,小那么一点儿的情形,又笑了。胸口的猫头鹰安静地睡着,胸膛的风箱也安静、平缓。添织的毛裤裤脚上的那两只麋鹿蹭地而起,更上了一层楼。它们从原来的地方跑上去了一寸多,而脚下又添了几朵小草、小花的点缀。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盏昏黄的白炽钨丝灯下的时候并不多。不是母亲去上夜班了,就是父亲。为了照顾家里,他们特意岔开班。一盏白炽灯就是夜晚里的阳光,在灯下学习“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父亲教我唱着歌儿就学习了课文《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个发光体,那里的太阳热烈而金光万丈。父亲用他军人的眼光给了我另一双眼睛和另一副耳朵。那是一种形式,也是内容,歌唱仿佛有远伸的树梢,生翼发声。报晓的公鸡每天凝视着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专注的眼神是否也如同此时唱“太阳升”那般激动。这既是个傻问题,也是一个执着的问题,但却是我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

我只能转念去问父亲。

“排长带几个兵啊?”

“近三十个。”

“咦——那么少。”我偏过头去数数,手指折一折,“38人。”

父亲曾经是“王排”,却不是“王牌”,只是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工,而且工厂里有不少职工都是和父亲同年退伍转业回来的军人。加减法一做,居然比不上一个一年级班长所管辖的人数。

“是啊,还没你厉害。”父亲知道我又在做加减法,摸了摸我的头,笑了。

我反倒有点儿尴尬,脸红了,故意去倒搪瓷大茶杯里的水喝。

那些天空都连在了一起,以往是家里、学校和工厂,如今还有一个神秘的天安门。老师拿一张大彩图往黑板前拉好的一根铁丝上一挂,再用一个大夹子固定好。就这样,“天安门”图文结合地与同学们打了个照面,算是认识了。胸前的红领巾与挂图上的国旗遥相呼应一下,就算是参与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N亿分之一了。课本一页页地翻,太阳依旧升起,东方像是一面大海,建筑物从彤红色的海面升起,太阳光芒四射从头顶漫过。天安门从此成了海报语言,东方精神的象征,植根在书籍里的精神建筑。

每当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的眼里就升起一颗滚烫的太阳。这简直是愚人的自娱,然而在每个走夜路,或者是骑在父亲肩上走夜路的时候,“太阳升”是多少盏灯,迷人的射线照得四野灿烂。歌声在空气中相遇,摩擦起电。

这下子好了,不止天安门驻扎下来了,连打鸣的公鸡也住下来了。每个清晨刷牙洗漱时,面向太阳,我哼着迎接日升。若干月份后,母亲要将那只公鸡作为春节“送节礼”送人,我百般不舍,抱着公鸡稀罕了一番。大红冠子花外衣的公鸡是贫瘠时代的宠物,自从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唱成每日晨曲后。然而母亲说:“母鸡能生蛋,能供给你每天早晨的那份蛋花粥。”这句话让我无可辩驳。一朵朵金色的、白色的蛋花浮起在盛着白米粥的碗里,那样美丽而香醇的早餐,让人无法拒绝,更不能替别人一口否决。母亲又说:“还有每顿午餐或晚餐里的半个鸡蛋。”那是一道荤菜,一个盘子里横着切好开的两半鸡蛋,我和弟弟就这么较比着半个鸡蛋里是尖头一端好,还是圆头一端的更好些。然而一想到公鸡要送人了,我还是闭紧了小嘴,唇角的两朵花黯淡得萎缩起来。

是的,精神大厦里那只迎着日升报晓的公鸡终究敌不过物质粮仓里日进一蛋的母鸡。看着公鸡被装进了筐里送了人,我黯然了好几天。好几个早晨,刷着牙,迎着旭日东升,久久没有听到鸡圈里“喔喔”的打鸣,也久久没有唱那首歌。母鸡依旧下蛋,没心没肺的,好像不曾有过这么一个伙伴。我们依旧能有半个鸡蛋的晚餐,隔天的早餐里有蛋花粥。母亲安慰我,明年孵蛋时又会有一批新的小鸡仔,还会有更漂亮的公鸡。我就那么画饼充饥了好几个月,等待着春天里母鸡孵出来的那群鸡雏儿,“啾啾”鸣唤着似曾相识。

天空依旧每天早晨把太阳吐出来,晚上又把太阳吞下去。我依旧早起,看母亲把鸡圈里的母鸡赶出来喂食,在微曦初露的晨光中端出一只小板凳来,有模有样地晨读。

这很符合母亲的节奏,因为她不允许我们睡懒觉,早起早睡,既省电费,又有助于学习。

“早晨的空气多好啊!多吸几口,人会变机灵。”

“早晨时分,人脑的记忆最好。”

不知道母亲的那些理论是从哪儿来的,但她和父亲一向以身作则,每日早起,数十年如一日。家里有一大堆的家宠要他们喂养,鸡啊,鸭啊,兔啊,一到时间就起哄。兔子是特别自爱的家伙,把自己一身雪白的绒毛梳理得干干净净。抱在怀里鼻息咻咻,小巧的鼻子瓷做的一般精致。但是没人敢把它放出来,那长相乖巧的精灵一蹦三跳的,逮也逮不着,追也追不上。后来还养过两、三次猪,因为猪肉好卖价钱。猪若饿了,能拱出圈门撒野乱跑,闹出个大动静,非劳思动众不可。

相比于鸡、鸭、兔,我对猪的认识知之甚少,因为它的住宅离得实在远,在厂区偏僻的一间搭建房边。腰粗腿圆的猪总被看管得紧,不只是掩上门,扣上栓,还得加把粗壮的锁。大概是一年养一头猪吧,好像一直都是只养一头。猪太能吃,到哪里找那么多吃的?父亲垦荒辟地种了点儿红薯,叶子、茎、花和果都供给了它了。这些还不够,还得上食堂,拣别人倒掉的剩饭、剩菜,再买些谷糠和切好的红薯叶子煮好了,拌好,让一大脸盆的荤素搭配的糠饭麦香绵绵,谷香撩人的。猪被养得圆实、光润了,就卖了,给我和弟弟交学费。但是,这些得由母亲陪着屠宰师傅去卖。

“为啥?”

“小孩子不懂,这些年实兴一种说法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

“资本主义是谁?像猪尾巴一样宰割下来吗?”

母亲忍俊不禁,“平常你言语不多,在学校也没这么多问题吧?”

那年头,除了国家认可的供销社、百货商店,小摊小贩都成投机倒把。父亲是正式工,而母亲那时还只是家属工。类似于偶尔拎半桶河砚子到河对岸的鱼市旁,以一斤两分钱的价格出售,这样的事也只能母亲去。母亲有着类似于扛鼎的力气,想必是从肩挑百来斤的盐酸坛子历练出来的。一个个盐酸坛子跨江越海,乘坐着渡轮而来,再由渔船载着,渔民撑篙划桨的将它们送到化工厂附近的一道浅湾。我的母亲和厂里的家属工就用一根肩担把它们一坛坛、一罐罐地从山脚往山上的厂房里挑。一个空坛子三、四十斤,双肩挑起来的四个坛子百多斤。每个坛子都有一侧“耳环”,绳子绕过“耳环”将两坛合系在一端。瘦削的母亲肩挑四坛的背影在树影下移动,在阳光下移动,在风雨中移动。山间风声灌耳,树叶密密鸣唱,母亲一手搭在前两个坛子的系绳上,一手搭在后两个坛子的系绳上,像一枚粗糙的骨针牢实地一步一铆移动在缓步上升的山坡上。每一个坛子从船上取下到岸上2分,从山脚挑到山顶的厂房4分,还得轻拿轻放,要保证坛子不受伤,不裂不破,方才能取到6分钱的工钱。倘若一个不留神,让坛坛相抱撞了个叮咚脆响,四个坛子的意外就直接让2毛4分钱的点滴雨露中途夭折了。

走山坡的路显得特别漫长,常常走到半截胸口的猫头鹰就抗议,它呜呜叫着山风一般。我时常走着走着就落在后头,虽然两手空空。然而母亲停不下脚步,在前头大声喊着我的小名。我回答的声音刚从嘴角跑出来,被山风一吹就没影儿了。母亲只好在坡头较平缓的地方放稳了坛子等我,有时老半天没见着人影,就焦急地撂下挑子,回头找。夏日里灼目灸人的阳光似乎要从蓬勃的丘陵、参差的厂房提炼出什么似的,包括这些挑着盐酸坛子爬坡的行人。而秋冬时节,密林开始空疏,愈显得遒劲。在冷灰的树影下顽强流过的生命仿佛也为我的生命植入了根基。

早晨的空气草木般清新,露水般晶莹。我刚洗过的脸,拧得不够干的毛巾上,都挂有湿嗒嗒的水珠,犹如晃着夜露未干的青草、绿叶。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一早起床就得端着蒸笼,踩着垫在灶台旁用来增高的砖头,为家人做饭了。”母亲嘴上说着,手里的活儿也没停歇。时间一把把地从她的手指缝间过,长蔬菜,长家禽,长毛线活儿,生长一批批蓬勃的生命。植物的成长符号,动物的生长秘码,这些生活的内容占满了她的双手。

我一边读,一边背。看书时,眼睛被书页吸附住了,但背书时就左瞧右看。走道边的灶台上沉重的木质锅盖从缝隙处不断地挤出气泡,发出“咝咝”的轻响。稍后,蒸汽又用力地呼吸着、活动着,木质锅盖起起落落地颤动,发起“扑扑”的响声,雾气随之弥漫将米粥的香气扩散到四周。母亲掀开锅盖,搅了搅正在沸腾的米粥,并用锅铲架起5厘米左右来高的间隙。水汽仍不断升腾,“咕咚咕咚”冒水花的铁锅像一台蒸汽火车继续工作着,迷雾遮挡了周围的视线,母亲的身影也在雾状中朦胧地美丽着。在隆冬的早晨,泛着米香的水雾迷迷蒙蒙的,能让空气也变得温暖而糯香。

“早晨空气好。”的确不争的事实。这在课本里得到了应证:“早晨空气好,小学生起得早。整整齐齐排好队,大家都来做早操。伸伸手,弯弯腰,天天锻炼身体好。”

整齐排队做操的还有那群驼背、弓腰的母鸡,短腿儿迈步,一步一点头,喉咙里“咕咕”作响地配合着喊口令。最有趣的是,它们会时不时扇一扇,掖一掖绒毛遮蔽的胳肢窝,仿佛腋窝里夹着个圆乎乎的蛋,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生怕掉落了似的。

我们的华校长待人和气。他常常习惯性地在腋下夹本书,或者夹份讲义大跨步地走进教室,而且一边走,一边侧着脑袋观察我们。这种联想滑稽得很,我使劲忍住笑,怕有不恭。然而那个年纪的孩子调皮得很,课下时间左腋下夹着课本学着那般模样,还不忘用右手的五指梳理了一下为数不多的几撮留海,再顺势往后一甩,引得旁观的同学阵阵发笑。风声传到了老师耳边,手里又多了另一样利器——教鞭。上课时带来,下课立即带走,神圣得如同法杖。老师一怒目,雷鸣即起,教鞭点得黑板和课桌嗒嗒响。上课时偷偷吃山稔子的罗同学,猛得被叫起回答问题。一开口就兜了底,舌头也是黑的。而后教鞭就雨点般落在他的课桌上。

贪嘴的罗同学零食最多,然而都在塑料袋子里装着,煮花生、炒黄豆陪着课本,将精神、物质两手一道儿抓。同学们的书包也都是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有手缝的布袋、现成的塑料袋、草编袋,拎小篮子的也有,更有潇洒的直接抱着书来上学的。课本确实也没有几本。我的书包算是规矩的,帆布质地,翻盖正中还有一颗红五星。那是父亲当兵期间用的那个绿色斜挎包,在装课本与文具之前,它曾装过三枚空弹壳,质地坚硬,手感光滑。时间给它们穿上了绿锈,曾经如何飞行,如何振翅,如何像凌霄花般擦燃那些年轻士兵们的青春时光,都静静地裹在那层氧化了的表层下。那是父亲退伍时,特意留作纪念的东西,既是一份记忆的储存,也是一份精神储备。背着军用斜挎包,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女兵,背的水壶也是草绿色的,挂带还是绿的。装壶热水后,它就浑身滚烫。不只是它自己发烧,隔着一层衣服还能烫着皮肤。

那样热烫的记忆丛生在我的童年时光。我是父亲最小的听众,关于火箭炮的威力有多大,能不能打下天上飞的飞机。我一向是个好听众,在学校里如是,在家亦然。然而走神好比电光火石,总能绑架我的胡思乱想。比如火箭炮的威力简直堪比后羿的弓箭,射得下九个太阳,或许还有白云、星星。允许战利品再浪漫一些,美妙一点,可以捡几颗星星串项链,拾几朵白云当帽子。那些只言片语不断地脑海里拼接画面。然而我无法垒建起父亲所经历的时光,空白那么遥远,仍旧一块一块的在旧时光里休眠,却借着异想在新时光里复苏。

被子弹擦燃过的天空,后来常开花在头顶上。坐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唱夜曲,背课本里的《小小的船》,仰着头看夜空,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夜灯一盏盏地亮,月亮在游动,星星一颗颗地闪,和眼眸交谈,直到全都落进抬头仰望的眼睛里。那是一面令人眩晕的屋顶,硕大的夜空顶着一顶满是钻石的王冠,无边无际。来自宇宙的地图,神秘地排列着不同的形状。勺状的七星体隆起的圆弧柄握在谁的手上,又在浩渺的夜空中舀起了什么?猎户座有没有上好的皮弹弓?天上的红灯与绿灯轮流亮起,走在路上的那些人低头时会不会看见地上的人,就像这时正抬头仰望天上星星的自己?

“别看星星了,早点儿去睡觉。明早早起读书。”这是母亲常说的话。灯绳就在母亲的床头边上,掌管着光明的开关。

灯绳一拉,所有的事物就都得乖乖闭眼睡觉,包括床下的木箱子、排队的南瓜。狭窄的筒子楼里,每一户人家都像鸽子般装在一间房里。两床、一桌、一柜、一橱,把房间拥挤得狭窄而有暖意。除了住人,也住南瓜、地瓜。人睡在床铺上,南瓜、地瓜就睡在床铺下的地板上。地瓜俏皮,偶尔发芽就顶出细藤条来打招呼。扁圆形的磨盘南瓜则沉稳,一个就有十来斤,抱着满肚子的金种子静悄地囤着。最初收割下来的南瓜是深绿或者还带着些微浅黄,越是蹲得久了,就越是金灿灿的。

我刚躺下,盖好被子。灯绳就答应了,眼睛还没来得关上,耳朵更是没法闭上。我的床冲着窗外,玻璃窗上的树影摇晃。

“妈,树枝一直在动。”

“那是它在写字。”

“黑影子还在晃。”

“那是它用来写字的毛笔。”

母亲起床把窗帘放下。屋里黑得没有光,也没有了影子。“睡吧,这回它不写字了。”

我把眼睛关得紧紧的,耳朵还是没法关上。走廊外有人在走,风在游动。我把双手放在胸口的那只猫头鹰身上,呼吸关得细细的,都不震动空气一下。根须绵延,天线一般支棱在室外的接收器还没有收回来,月亮正挂在正上方的夜空,树叶摩挲着细响。我的猫头鹰低低地在夜空下飞。

有时候,我会梦见蛇,父亲说:“那是因为你把灯绳一般的带子握在手里了。”有时候,我会梦到自己在飞,鸡毛一样的鸟羽飘飞。他们更正我说:“那是因为你睡着时无意间叼住了自己的头发。”这是什么逻辑?总之噩梦也好,美梦也罢,被他们这么一解说无数幻相都跌回了现实。

宿舍空间有多狭窄,飞出去的想象空间就有多广袤。

关于将来做什么,父母从来要求不高,但是告诉我的时候表情很严肃:“你若是不好好学习,将来没有工作,可是连农民都不如。那些农民还能分到土地耕种,你呢?打算买块地来,自己种粮食吗?”

这样的话石头一般嗑着我。不过,我也因此深深地牢记着,愚木脑袋也不敢怠慢,也得努力发电。领“三好学生”奖状的日子浮浮闹闹的,一年一次。标准的着装——白衣蓝裤白鞋,蓝天白云般清爽。我把这天说成是“晶”天,加了化学偏方的时间是有甜分的。因为三好日子的叠加,而让生命的土壤也变得亮晶晶的。把奖状和奖品抱在胸前,白色短袖衬衫把它们抱得结结实实的,贵重得让胸口的猫头鹰一道儿驼回来。那一天,母亲会往面粉里打个蛋,将面糊贴着锅撑开,打薄,果子煎饼金灿灿得满是生香的太阳色。这样的一张红色奖状也糊在墙壁上,贴得紧实紧实的,站在那儿,时刻瞪大着眼睛监督着我。

糊好后,母亲对着奖状端详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鸡蛋给我。鸡蛋应该是早上煮的,它已经是离了热水的寂静,却又被母亲揣在口袋里捂得温温的。这就是家里的领奖方式。颁奖完毕,母亲没有像老师那样有许多致辞,只是用一砖一瓦的词语,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明年,再贴一张,贴到它旁边。”这样的话,第二年再重复一次,颁奖的方式也重复一次。母亲把方向的指针调好了,每回我都得极庄重地点了点头,沉甸甸的,不敢偏离,好让她满意。虽然后来常常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褪下那身蓝天白云,母亲擦擦洗洗、晒好后就将它们收纳到两个铜锁的枣红色大木箱里。那是父母结婚时唯一的家当,沉甸甸的带着古老的味道。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它一直高踞在三面橱的顶上,在地面始终没有落脚的地方。它所展现的姿容就是要大人立在一根大长凳上,掀开厚重的箱盖,才得以一见天日的。我够不着,也无需去看。每一次开启,掏出的是去年的衣服、布鞋。再一次开启,纳入的是今年的衣服与布鞋。它们往往呆在里头大睡上一年,再现身的时候,鞋短了半个指甲,挤脚了;衣服短了小半截,九分袖了。母亲的眼神瞬间黯淡了。“才一年,就又短了!”

“等等,我再试试。”我用食指勾起鞋后跟,往上用力一提,大脚趾微微弓起,“好啦!之前没拉好。”我冲母亲释然地笑了笑,穿好布鞋就上学去了。

我不喜欢见风就长的脚丫,但是想压也压不住。一两个月后,充填进去的脚丫终究还是描画出了破绽,当大脚趾如芽胚一般从布面上撑破了一个小天窗,那个暂时遮掩的姿势还是尴尬地从若隐若现直接公之于众了。

父亲蹲下身去,拎起那只破洞的白布鞋,瞧了瞧,放下。双手互相拍了拍,问我:“脚疼吗?”

“还好!”我低头,看到几个脚趾头忸怩了一番,又安静了。

“明年,买新的。”父亲说完话,就没再多言语,一转身就不见了,应该是又去干活了。

父母总有忙不完的工作。除上班以外,种菜、养家禽,父亲有时还到河里捞河砚子。谁说日出而作,就有对应的日落而息?上夜班与白班轮换着上,越发瘦削的脸上顶出了铜铃般的眼睛。无休止的工作使他们的脸色看上去是总也抹不去的腊黄痕迹。我看到过父母结婚时拍过的一张彩照。那时候照相馆的师傅常给照片化妆。照片上的母亲桃红的脸蛋,衬衫领上托出了一张粉扑扑的脸。父亲也一样,穿的是军绿色的军装,显得特别精神。上了色的他们,幸福从暖色的笑脸里透出来,粉红粉红的,美得使人恬静。

那天傍晚吃晚饭时,我舀了两口稀饭的调羹刚放下,一抬头就看到父亲额头鼓着一个大包,中间结痂的部分像褐色的树皮龟裂着,还带着点儿暗紫。

“爸,你额头怎么了?”我伸手去摸父亲受伤的额头,父亲躲开了。

他的手掌轻轻地挡在额头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没啥,磕着了!”

“大人还能那么不小心?平时不是总交待我们小心走路着?”

“是,以后一定小心!”父亲一笑,伤口拉疼了他,笑容瞬间被牵强地凝滞住。

晚饭后,我去问母亲,才知道那天上午父亲去猪圈里喂猪时,头晕,额头磕着了粗糙的砖壁。母亲也是下午四、五点钟时去喂猪食时才发现地上有一滩凝了的血。

那天打着手电到鸡窝里捡蛋时,我发现手电筒照过的地方,蛋壳里的一侧是空的,能透出亮来。大部分的面积是暗影,是鸡蛋的实质所在。那亮的部分简直是蛋壳里的天空,更多的是浑黄的大地。鸡蛋的世界在一片混沌里,没有那么多梦幻的天空,没有可以飘飞的蒲公英和遥望的星星,像我每次望着天空做梦,被父母一语道破的拽回地面一般。我有些黯然地想着忙碌得像陀螺般的父母,工作、养家,寄钱给老家的父母。家就像一个幸福的牢笼,牢牢地把他们锁在蛋壳里。然而母亲告诉我,鸡蛋需要母鸡的帮助慢慢孵出稚嫩的翅膀,翅膀湿嗒嗒的,长大后还要不断练习试飞。有的鸡永远只能在地面扑棱,而有的则可以飞上屋顶,飞到更高的树枝上,捉也捉不来。

“那不是飞鸡啦?”

“等到它想回到地面时,天色暗沉时,它也认窝,认家,认伙伴,自然就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觉得我们都是从泥土里生生挣扎出来的。小窗子上仅有的一盆太阳花,原初是从别人那里折下来的枝条,谁知入土就开始魔术,不断地在最狭小的地方顶出各色的花盏。

也许是住在山上的宿舍,工作在山上的厂区,在灌木与丛林、岩石的海洋里生活得久了的人们,总有一种粗糙而结实的沉静。父母的这种感染力也延伸到自己身上。磁带在循环,片盒中的两个转轮在转动。除了山,就是山。学校、宿舍、工厂,它们搬运着我的记忆,也搬运着我的成长。

生活庞杂地循环着,忙碌的日子去去来来。时间不知不觉中长了一岁,周围的事物也长了一岁。流动的时光里,一程一程的生命如同来自魔瓶一般。捂着瓶口的大手微微开启,一些人涌出来。之前不知他们来自何处,后来不知他们去向哪里,像化工厂的那些工人,来自五湖四海的,带着各地口音的。后来有些被我叫着叔叔、伯伯、阿姨的人,如雅燃转学一样,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一转身就没了音讯。

许多年过去了,那年我尚在读小学。那些条石搭建的厂区里忙碌的身影,那间老式教堂旁的教学楼,以及旧年的宿舍楼,仿佛灯绳一拉就开启的画幕,部件一般安置在我躯壳里的记忆。我是坐于其间安静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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