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圣”欧阳修：集中祭文多

袁行霈主编、洪本健解读的《欧阳修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遴选了欧阳修的诗55首、词24首、文69篇，萃集了欧阳修作品的精华，集中墓志祭文类的文章有16篇。而在斯范注译的《欧阳修文》（长江出版传媒出版）中，45篇文章中墓祭类就有18篇，占了百分之四十。翻读这些作品，真是让人感叹“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

大宋天圣八年（1030年），24岁的欧阳修以第十四名进士及第，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任西京留守推官（掌管审案、刑狱，相当公安局长兼检察长），由此开始了41年的宦海生涯。正是在西京留守府，欧阳修结识了谢绛、梅尧臣、尹洙等才俊，开启了宋代诗文革新的新篇章。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满即将离开洛阳，作《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一口气写了十位诗朋文友（包括他自己共十一人）。诗中评张先说“子野乃秃翁，戏弄时脱冠。”这个张先不是写“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那个“张三影”张先。宋朝有两个张先，名相同，字也相同，都是子野。张先当时任河南府法曹参军（相当于司法局兼公安局局长）。张先性格沉静，话不多。有一次，梅尧臣等人一起喝酒，商议着给大家起绰号，张先得了一个“默老”的雅称。“默老”留名主要是因为欧阳修写的《张子野墓志铭》。欧阳修在墓志铭中评价张先“质厚材良”，说张家虽然与皇后家族联姻（张先的祖母是孝章皇后的妹妹），累世高官，但张先为人低调，“服操履甚于寒儒”“好学自力，善笔札。”才能得到王曙、钱惟演、宋庠等重臣的赞誉。欧阳修的这篇墓志写于张先死后的第二年康定元年（1040年）安葬之际。十年间，欧阳修已经历了夷陵之贬、胥氏杨氏两任夫人去世，和西京留守钱惟演、判官谢绛、推官张汝士等人的离世。他已不是留守府那个快乐无忧的青年，不久前刚为“文中虎”谢绛写了墓志铭，现在又要为张先写铭，他已深深体会到人世无常、聚散无定。“然后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得，为可惜也。”他将这种感情写入张先的墓志中，将谢绛（字希深）、张汝士（字尧夫，洛阳友人中最早去世的）并叙，达到一文哭三友的效果。通过对西京洛阳故友的怀念、自己仕途曲折坎坷的感叹，营造了一种悲凉的气氛，读之辞情并茂，荡气回肠，令人沉痛感伤。《张子野墓志铭》是欧阳修散文名篇之一，多种版本的欧氏文集都录入。

“逢君伊水畔，一见已开颜。”当初欧阳修在去西京留守府报到的路上，偶见一人在伊水河畔吟诗，两人相见互报姓名，对方是河南县主簿梅尧臣，双方一见如故，结下终生深厚的友谊。梅尧臣的第一个妻子是谢绛的妹妹，岳父谢涛是真宗朝名臣。谢涛看中梅尧臣的才华，将女儿许配给他。虽然梅尧臣科场不顺，家境不好，但谢氏知书达理，夫妻恩爱。庆历四年的七夕，谢氏死于途中的官船之上。梅尧臣十分悲痛，作悼亡诗“结发为夫妻，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欧阳修应梅尧臣之请为谢氏写了《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南阳县君”是朝廷对谢氏的恩封），序文以梅尧臣的口气，叙写了谢氏安贫知礼、明理识人、忧世知足的美德，饱含着梅尧臣对亡妻的深情，读之令人动容。嘉祐五年（1060年）四月，梅尧臣病故，欧阳修先后作《哭圣俞》诗、《梅圣俞墓志铭》，又为梅尧臣长子梅增求官，以慰亡友。

尹洙的“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用说天下人都知道，这些对于一般君子而言是难得的美德，但对尹洙来说都是“末事”，而他的大节才是最值得书写的，“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这是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阐叙给尹洙写墓志的立意时说的，也是对朋友的最高评价。尹洙比欧阳修大六岁，是天圣二年（1024年）的进士。在西京府时，尹洙是欧阳修古文写作上的引路人，又同是庆历新政的坚持支持者和参与者，两人结下兄弟之谊。尹洙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有经世济国的政治韬略和宏大抱负，“喜论兵”，《宋史·尹洙传》全文引录他的两篇边防文章。西夏元昊反判，尹洙出任秦凤、泾原经略安抚判官，成为韩琦的副手，向韩琦和范仲淹推荐了狄青。狄青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后任枢密院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成为朝廷最高军政长官。在宋夏好水川之战中，尹洙冒着杀头的风险发兵救援，被贬为濠州通判。后因筑水洛城之争，被仇人控告乱花公使钱（和滕子京的罪名一样），贬到均州负责收酒税。此时，庆历新政失败，新政人物贬的贬，罢的罢，星散四方。在均州，尹洙受到知州赵可度的百般刁难，连生病了都得不到如意的治疗，于是范仲淹上书朝廷请求把尹洙接到邓州治病。由于拖延了一百多天，庆历七年四月，尹洙到邓州后就死了。尹洙一生两袖清风，身后家无余财，在范仲淹、欧阳修、韩琦、梅尧臣等友人的帮助下灵枢才得以还乡。当时，欧阳修被贬滁州，作《祭尹师鲁文》。受范仲淹之托，庆历八年，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是欧阳修精心撰写的力作，高度赞扬尹洙的才干和美德，重在突出尹洙的忠义大节，表达对故友深切的同情和悲伤，“简而有法”。后人称赞“欧最得意友，亦欧公最着意之文。”然而，尹氏家人看不到铭文的深意，觉得行文简略而不满。而欧阳修后作《论尹师鲁墓志》时自信地说：“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尹洙的兄长尹源和欧阳修是同年，也是欧阳修在洛阳时的好友，卒于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作祭文及《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欧阳修还为尹氏兄弟的父亲作墓志铭，可见欧阳修与尹家交情之深。嘉祐四年（1059年），欧阳修不计前嫌为尹洙的儿子尹构求得一个官职。

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交谊深厚，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神道碑铭，韩琦为欧阳修作墓志铭。欧阳修与范仲淹相识于天圣九年（1031年），在政治上，欧阳修是范仲淹坚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然而，为范仲淹写的碑铭却因一句话引起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不满。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恩怨一言难尽。吕夷简深得刘太后和仁宗的信任，先后当了二十年宰相。但作为政治家，范、吕的矛盾主要是政治观点不同。景祐三年，范仲淹因吕夷简第三次被贬。康定元年，吕夷简向仁宗进言，称范仲淹为贤人，任命在西北的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面谢吕夷简的好意，两人为国事解仇。吕夷简因病致仕（退休）后住在郑州。庆历四年，新政受阻，范仲淹以河东宣抚使的身份巡视边防，途经郑州与吕夷简相见，两人高兴地说了一天。数十天后，吕夷简病故，范仲淹作《祭吕相公文》，称赞吕夷简“君臣之际，始终尤难”“保辅两宫，訏谋二纪，云龙协心，股肱同体”。可以说，欧阳修是那一段史实的见证人，也是范仲淹和吕夷简关系的知情人。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死于赴颍州任的途中。当时欧阳修正在颍州为母亲丁忧守制，作《祭资政范公文》。不久后，范仲淹的家属请欧阳修为范仲淹写墓志铭，因欧阳修迟迟未动笔而改作神道碑铭（神道碑铭立于墓前，而墓志是埋于墓中）。范仲淹是当朝十分重要的政治风云人物，给范仲淹写神道碑铭就意谓着要对三十年来的历史作个总结。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范仲淹，又能弥合新旧两派的分歧，于国于私都有利，欧阳修十分慎重。深思熟虑之后，欧阳修二年才成稿，并把初稿寄韩琦审定。《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遵循“铭近于史”的原则，从“此系国家天下公议”的高度，抓住国家大事，完美表现了范仲淹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品格，赞扬了范仲淹“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的大节。全文饱含了对范仲淹人格的由衷敬佩和去世无限惋惜的深情。不想，范纯仁对文中“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一段不满，他说我的父亲从未与吕某和解过，要求欧阳修重写，欧阳修说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不肯更改一字。结果，范家在刻碑时删减了二十多字。欧阳修知道后十分气愤，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欧范两家因此绝交。后来，在“濮议”中，范纯仁对韩琦、欧阳修多次进行人身攻击。以至韩琦叹说，我与范公情同手足，待纯仁如亲儿子，他何以至此！而梅尧臣更是据此说这是因为范仲淹教子无方。

石介与胡瑗、孙复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当时的人说石介最有学问，欧阳修文章写得最好。石介大力倡导古文写作，积极支持庆历新政，和欧阳修是同年好友，欧阳修贬夷陵时，石介于洛阳途中迎接。庆历新政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被夏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惨遭陷害和诽谤，并牵连到范仲淹、富弼等人，是新政失败的重要诱因。石介含冤死后，两次差点被破棺验尸。被贬滁州的欧阳修知道石介的奇冤后悲愤难抑，作诗“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篇，开篇未及读，涕泗已涟涟。”表示“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去信主动要为石介写墓志铭，这在古代是十分少见的。但当时石介妻儿被流放异地羁押，欧阳修的心愿直到二十一年后的治平二年（1065年）才完成，作《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清初孙琮评论标题说：永叔不录其官，不表其字，而特以徂徕石先生称，便有不尊其位而尊其德之义。

治平三年，苏洵去世，应苏轼的请求，次年，欧阳修作《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刻画了苏洵作为一个杰出文士的形象。

作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追悼父亲欧阳观而写的墓表，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欧阳观卒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欧阳修当时不满四岁，根本无法知道父亲的生平事迹。《泷冈阡表》避实就虚，通过母亲郑氏之口，从侧面入笔写父亲及父亲对自己的期望，构思巧妙，即突出了父亲的谦、孝、仁，又写出了母亲的贤、勤和教子有方、深明大义，达到了一碑双表的效果，被后世誉为“千古至文”。康熙帝评论此文称“情文深婉”。父亲的仁义深深影响了欧阳修，因此欧阳修一生为官坚持为政宽简、不扰民的理念，“治郡以减事为主”，颇有无为而治的味道，深受百姓拥戴。文中“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成为中国敬老孝悌文化的名言。据说欧阳修常悔自己书法不好，从不书碑，但《泷冈阡表》碑是他亲自书写的，并请人镌刻后运回泷冈。目前，《泷冈阡表》碑保存在江西永丰县欧阳修中学的欧阳文忠公祠内，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碑志文（墓碑、墓志）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到南北朝时书写的体例、内容已大致固定。如墓志铭前面的为序文，最后的为铭文，序文主要写亡者的生平、世系。唐宋时期，社会经济上升，丧葬文化复兴，带来碑志文写作的兴盛。据说韩愈为人写碑志赚得盆满钵满。碑志文是欧氏散文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居士集》和《居士外集》中，不含祭文，碑志类文章共有110篇，墓主不仅有王公大臣、贤人名士，也有好朋故友、至亲近戚，以及像梅尧臣妻子谢氏这样的命妇等其他人物。这主要是因为欧阳修德高位重，当时的人以请他写碑志为荣。而且在西京友人中，欧阳修是最后离世的，为朋友写祭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欧阳修在碑志文写作上也致力于艺术革新，不拘泥于定制，纪述墓主生平事迹时，一改流水账式的叙述行事，明确提出“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特别是纪实求是，突出特点，且写作手法多变，并借以品评人物，表达人生概叹，抒发对死者的哀情，常写得辞情并茂，一往情深，韵味无穷，把原本枯燥的应用文写成了感人的抒情散文，留下诸多经典名篇，形成独具特色的古文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