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

春来临前，是冬。在冬里，最令我怀念的，是儿时乡村的腊月。

腊月，乡村是要杀年猪的。那猪从年初，就承载了父母巨大的希望。因此，他们便用心喂养它。青菜叶子、红薯、玉米……反正在乡村被称作好的猪食，都会被双手捧到它面前。

养年猪是养讲运气的。如若养到一半，它染了病，一个家庭就如临大敌。乡村倒是有兽医。自小，我便看父亲同他们打交道。他们来时，父亲老远就迎出去，递烟递火。待将他们引到猪圈旁，便不开口，生怕打扰他们诊断的思绪。现在，我都忘了兽医们长什么样子了，倒是记得他们手上的针筒大得吓人，好像那筒子一旦推出去，就得胀爆猪肚子似的。那针尖，用“吓人”来形容，又显浅薄了。每当兽医先生把针尖举在空中，我就像听见猪骨头断裂的声音似的，心里不由得为它捏一把汗。

有几年，用父亲的话说，运气特别差，那猪养到几十斤，就渐渐不进食，某天清早去瞧，就直挺挺静悄悄地躺下了。若遇着这事，父亲母亲便会在深夜哀叹时运不济，说着说着，父亲竟然也垂下泪来。在我的印象里，是少有事让他这样动容的。

当然，坏运气也并非赖在我们家不走。大多数时候，我们家的年猪都能无恙地长到腊月。那时节，父亲每给猪喂一勺食，便直着身子在旁边看好久。那种享受的神情，似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但父亲的这幅“名画”是不允许讨论的。孩子们看他愉悦的神情，要追着问猪的重量，这时他便侧过头，抛给我们狠狠的眼神，要我们中止这个话题。按乡村的风俗，在年猪面前讨论它的重量，是极犯忌的事。父亲喜欢养狗，说他们通人性。所以，我们揣摩，他养的猪也是这样。

杀年猪是要看日子的。进入腊月，各家就预备着和杀猪人预约日程。我们家杀年猪，一般是在腊月中旬，父亲说，这个日子不早不晚，最适宜。在我们小孩子看来，却巴不得这一天早些来。倒不是我们不可怜猪待宰的命运，实在是这种同情，被杀年猪那天的热闹和丰盛比下去了。

一大早，我们就得在院坝外的竹林里做准备工作。那土灶原先是有的，但一年过去了，须得重新挖出新的轮廓。灶挖好，我们三兄妹便忙不迭地从厨房抬出大大的铁锅。冬天冷，我们都喜欢烧水的工作。常常是杀猪人还未来家，铁锅里的水已烧得翻滚。

结婚那年，母亲19岁，父亲24岁。在那之前，母亲是高中生，父亲是不愿老实学农活，到处乱窜的小青年。对他们来说，结婚是幸福的事，同时又有令人苦恼的事。因为他们不得不和爷爷奶奶分开来过，不得不亲自伺弄自家的几亩田地。最初那几年，庄稼之于他们，比现在城里孩子的几何题还难。每到庄稼疯涨的季节，村人路过他们的田地，都忍不住打趣，说他们的庄稼面黄肌瘦，完全是营养不良。父亲觉得没面子，狠命地学，总算渐渐悟到真谛。而在养年猪的这件事上，他同样经历了这样艰苦探索的过程。还好，后来，他也可以跻身养猪能手的行列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农村人，无论男女，似乎都要学得十八般武艺，才能在农村立足，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综合素质过硬”。

再说回杀年猪。当杀猪人到家，气氛就热络起来了。按照惯例，父亲要用最好的猪食喂一次年猪，并很不舍地对它说：攒劲儿吃嘛，都是好东西。等到它饱餐完毕，圈门就打开了。父亲进去赶它出来，圈门外请来帮忙的邻居早等在那儿。就这样，前呼后拥，大家夹道迎接年它的出现。等它走到院子里，精壮的男人们便一齐上前，提尾巴、抓后腿、抓耳朵，把它往石板上抬。这个过程往往不那么顺利，年猪好像预料大限已至，总拼命在人群里左突右撞。只要它一冲起来，人群里就爆发嬉笑怒骂，孩子们也围着尽情蹦跳。这就像一幕精彩的戏剧，铺垫，冲突，悬念，圆满大结局，都有了，所以人人都喜欢。我虽然喜欢这个过程，但总不忍看年猪被杀的那一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大人们驯服了年猪，高呼这句话时，我就背转了身，躲过这极残酷的一节，直到人们评价这猪杀得好不好，再转过身来。

在乡村里做杀猪人，也是不简单的事。一个村，往往不只一位杀猪人。进入腊月，他们便默默地磨亮寂寞了一年的杀猪刀。但并不是所有的杀猪人都能等到接踵的邀请。如若哪一年他们没有快准狠一刀结束年猪的生命，次年便会受到冷落。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也是个高压行业。

杀完年猪后，还有许多环节。我隐约记得，有趣一些的是，杀猪人还要把一根胶管子一头插入猪腿，一头放到自家嘴里，然后鼓着腮帮子，拼命吹，直到猪肚子像气球似的胀鼓鼓地才算完事。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我们那儿，也不是每家人都养年猪的。有年猪的家庭，通常整个儿留下。而没有年猪的家庭，看哪家杀年猪，便通通围过来，暗自合计要买哪个部位用作年夜饭。这正合父亲的意思，他养年猪，原本就计划卖个好价钱，以备整个家庭来年不菲的开销。有些年，往往杀猪人刚分解完年猪，邻居们便几乎预定完所有的肉了。父亲自然乐得不行，忍不住摆手，抱歉说要预留几斤送杀猪人，再留几斤做年夜饭。

也有光景不好的时候。比如，年猪杀完好一阵子，还剩一大半未卖出去，父亲就得忧心忡忡地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反正要卖完计划的量，才回家。他压根儿不知道，我们三兄妹总巴不得那年猪一两也卖不出去，那样我们就可以整年都有肉吃。只可惜，那种愿望太过奢侈。

杀年猪那个时节，我总最羡慕前院的黄老爹。他们家每年都杀年猪，又因为人口少，不需要卖年猪攒钱。杀完年猪，他们家浸染冬日阳光的院子里，总挂着一竹竿红得惹眼的香肠。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那七八节香肠，看起来未免太过寒酸了。

如今，我进了城，孩子们也几乎不回乡村。在我，杀年猪成了珍贵的记忆。在他们，那好似虚幻的故事。想来令人遗憾。值得宽慰的是，现在物质丰裕，人们已不再有类似“三月不知肉味”的馋劲儿。甚至许多人不再青睐我们那时最爱的肥肉。颇有“挑肥拣瘦”的意味。而我的孩子，更是提到肥肉就皱眉。所有这一切，还是因为遇上了好时代，否则，他们的生活词典里，仍旧会牢牢地嵌上“饥不择食”这样的成语。愿所有努力生活着的人，都能永享这好的光景。而那些曾经历的艰辛，但愿不被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