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麦

快放学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看是父亲的电话，赶紧接了。父亲简单问了放假的情况，末了又说，要是没啥事儿就回来割上一天麦子。以往无论活儿有多累，父亲从没有和我们打电话说过。这次有些客气地说让回去割麦子，就知道一定有事儿。我忙不迭地说:“中中中，能回去两三天。”父亲在那头好像松了一口气，那就行。

回到家才知道果然有事儿，原来是连着下了几天雨，又刮了一场大风，麦子倒了，收割机指望不上，只能人工收割了。弟弟埋怨父亲，你不是勤勤吗，地里的粪堆恁厚，麦子长恁凶，不倒咋的？说谁谁家的地薄，麦子稀，一根儿一根儿的，就壮，就不倒。母亲说不怪肥厚，是品种的事，说“豫麦一号”就能倒，“百农”就不怕风刮，那谁家谁家种了“豫麦一号”的就都倒了。父亲啥话也不说，只管闷着头去割。因着麦子全倒伏在地，就得蹲着身子割，两天下来，腰椎病犯了，疼得哼呀嗨呀的，没法子，这才张口打了电话。

二姐三姐也回来了，说的情况大致一样。到家就换衣服，换鞋子，拿镰刀，手套，草帽，亏得姊妹们在家时都干过活儿，会出力，一人一畦，半天也能割五六分。弟媳也加了进来。弟弟一股劲儿嘟囔，手上倒没停下。除了往回推，得空还割几铺。只是个儿高，人年轻，又不愿弯腰，一边割一边埋怨，割多大会儿埋怨多大会儿。父亲沉着脸不吭声儿，只管割着。开始还坐了个小板凳，后来嫌麻烦，顾不上一步一移，就蹲着割。再后来一条腿蹲着，一条腿跪下支着，轮替着挪动两条腿往前割。

姐姐、弟媳和我都不说话，憋着气往前割。我们理解弟弟，更心疼父亲。这时说什么都不管用了，只有用足力气，多割麦子，让父亲宽慰些才是正办。这季儿孬好就卓了，不能误了下季儿点种玉米，不能让父亲心焦。谁都没有说，我知道，姊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往回走的路上，本来有些弯腰的父亲显得更驼了。两手倒背在身后，深灰色的长袖布衫湿一片干一片的，松松垮垮地斜搭拉在肩头。本来有些外八字的脚看起来更明显，抬不开步，像是蹭着地走。在拐过二十四亩地，经过核桃园时，父亲停下来，用拳头使劲顶住后腰，让我们先走，他要歇一歇。我回头看见父亲坐到树下的一块石头上，脸色幽黑，悬眉塌眼的，苍白色的头发竖立着，皱纹里沾着一道一道垢泥，似乎比以前更深了。

我们也累得不行，早早的就休息。第二天窗户刚刚有了一点儿亮意，迷糊中听见街门的响声，忙穿上衣服出来，看见母亲在忙活。东屋外的石条上放了几张已经磨好的镰刀，刀头还湿着，刀刃薄薄的泛着青光。没有看见父亲，顿时明白。可这时去地也太早了些。

顾不上细拾掇，擦了一把脸便出了门。麦地在通往东坡走的桥底下，离家不近，我们一路疾走。

天已大亮，鸟声一刻比一刻清脆。杜鹃的叫声尤其鲜明朗利。“光棍背锄，麦黄杏熟。”四节一拍，连叫几拍，有一不容置疑的稳当和紧迫。

不敢耽误，麦子黄了，杏儿熟了，都到了时节。过了时节，就会烂掉。这样一想，人的脑瓜子就清，脚步儿就紧，耳朵也就特别管用，在抬脚放脚的空当里，就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响动，有规律地间隔着轻微的“咔嚓”声，从地头传来——父亲已割了好远。

麦子倒了一片一片的，根有些腐烂，麦穗瞧着不小，一上手就知道不搬称，没份量儿。这几天太阳好，之前倒下又被父亲扶捆起来的麦子，从黑暗中爬了起来，竖起了脑袋，一步一步地等到了这个时刻。那些顽强没倒的，麦穗本来已变黄，吸足了雨水，又返了青，飒爽爽的让人觉得好可惜。麦垅上的粪堆冒着白气，发出复杂的气味，也没影响老鼠下手，照样在麦地里做窝生仔。普通镰刀已不济事，多亏弟媳从娘家带了一种把短牙长的锯齿镰刀，连扯带拽，让人省了不少力气，这样麦茬就高，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后来加上大姐一家人，又把另几个女婿叫回来，大伙儿一起，总算是把麦子割完了。收麦后，二姐把父亲接走，请人打了封闭针，再三嘱咐不能再累着，别种麦子了，他嘴上应着，第二年收罢秋，又找人悄悄地把麦子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