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生活现实的触心之痛 ——读陈镇朝长篇小说《无法回避的疼》

源自生活现实的触心之痛

——读陈镇朝长篇小说《无法回避的疼》

黄春龙

现实主义力作《无法回避的疼》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改革开放过程中上升与失落场景的巨型画卷，它以主要人物阿佬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通过纵横交错的构思和葫芦串式的表现技巧，将现实生活中的各式人物以讲故事的形式一一呈现，构成一张巨大的人物关系网及事件链接锁链。以阿佬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主结构，通过牵引、铺叙了各式人物的兴衰成败及喜怒哀乐，给读者展示出生活现实中各个角落的人物心态；而来自生活现实沉重的一面似一把无形之剑直抵作者心底，不管是对人物的叹息、同情还是讽刺，都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在作者敏锐的目光里看到的被小说化的生活现实，留给他的情感主调是一种触心之痛——它源自于富含作者人生经历影子的主要人物阿佬曲折多难的人生、也源自改革开放中浮现的种种丑陋之风。从这一点上来看，作者既有着敏感多思之心，又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思想，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如此，一个凭良心写作的作者也如此。

小说给读者展示的更像是一场社会发展的悲剧：在经济上升过程中人性的光辉与失落都分别呈现出来。实际上，生活现实中 “悲” 的因素可能会比小说化的“悲”的情节多得多。毕竟小说作为生活现实的艺术体现与生活现实存在着距离，小说已然展示了“真实”的生活，俨然便是生活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以巨大的震撼。

西方美学家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中写道：“悲剧愈接近真实，离虚构的观念愈远，它的力量也就愈大，但是不管它的力量如何大，它也绝比不上它所表现的事物本身。”这段话不仅表现出博克对于文艺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也表现出他的艺术比不上现实的看法。笔者也曾有观点认为：尽管是最好的文学作品，一旦它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出来，相对于生活真实来说已然劣品（见拙作《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然文学需要以物的形式传播达到某些效果，便必然会以艺术真实的形式表现出来。《无法回避的疼》恰是以最贴近生活真实的艺术表现，展示了一幅令人沉思的社会生活的巨型画卷，而此画卷中又蕴含着作者对诸多问题的关注及思考。

一、从人物关系中窥视错乱的生活现实

小说《无法回避的疼》一开始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它以葫芦串式的艺术表现手法，让出场人物环环相扣，一一展示了各式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及性格特征等等，在比较简单的铺陈之后，又以同样手法着重以事件来表现各式人物的特征，表现或披露他们各自的善或恶。在人物链条中，小说以阿佬为中心，以与之关联的人物作为这个中心的外围而加以铺陈，构成复杂的人际关系来表现小说主题。

1、作为教师的阿佬与堕落学生（艾丽为代表）之间的纠纷，是教育差劣风气的表现。

小说中的教师阿佬是一位有责任心、工作勤恳的骨干教师，他经历了许多曲折，从海南回到家乡玉港中学任教。阿佬这个主要人物身上呈现的是一派对学生负责、热心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平凡教师的代表；阿佬的学生艾丽则是当前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这种特定历史时期走向叛逆甚至堕落的学生代表。小说的第九章写到作为初三女生的艾丽对老师阿佬的不恭言语以及她与男生之间“不知羞耻”的挑逗。她在校园中出名，在校外更出名，并获得“一流”的外号。

所谓“‘一流’，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指她的身材也行，指她的服饰也行，指她的语言也行，指她的行动也行，指她各方面的总和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只是玉港这帮小青年心眼中的‘一流’就是了。”可见，这样一个“身材高挑，又发育得早，再加上爱打扮”，被蔡封刀说“从里到外看起来完完全全像‘鸡’”的女初中生，正是当前社会风气影响下某些学生的必然产物。如果仅如此，艾丽仍不能被贯以“坏”的品质，把她与她所制造的“十万支票”案联系起来，便可知作为坏学生的艾丽，确实逾越了太多青少年所不能逾越的道德及行为界限。艾丽冒充药商葛材之女轻易地从刻印佬处刻得一枚“葛材之印”的印章之后，便很顺利地用偷来的支票到银行领出了十万元，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就成功。

然而，作者并非只是给读者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艾丽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艾丽作为一名出格的“一流”学生，在学校里得不到有效的教育，与官权当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小说中的艾丽正是分管教育的副镇长艾铭之女，在言语劝导无效的情况下，校方当然不能用其他严厉的措施以至得罪上级。而在常人看来是一件巨大盗窃案的“十万支票”案中，为“保护”女儿，副镇长艾铭断然找到葛材“私了”，并利用自己的权力让派出所人员将此事大化小、小化无；其他人因了艾铭“副镇长”的职位而无一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件重大案件在艾铭等人的操作下消失了痕迹。在法制社会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为事件恐怕并非只是个别现象，从中我们看到了当权者的行无忌惮，受权者的胆小怕事的畸形现实。

以此私己手段办事的艾副镇长恰是管着教育领域的领导，不言而喻，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如此之徒权掌下，教育走向何方应当不是很难猜测的问题了。小说情节作为情景展示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于现实的诸多无奈隐忧。

2、作为平民的阿佬与当权者的对峙，正是不务正政之风的体现。

小说第二部《相机事件》讲述了阿佬蒙难，被人陷害之事。因为一部与己无干的相机，阿佬被非法拘禁了一天，并受饥渴折磨，且被非法勒逼九百元，更甚的是，因相机一事，阿佬的住宅、商店被封八个小时。作为公务人员的派出所办事员，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当众诬蔑、侮辱阿佬的人格，严重影响了作为教师的阿佬的公众声誉。作为受害者阿佬，代表的是一个清醒者，他毅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叫阵镇政府，以此抗议漠视公民权利的粗暴执政者。在和平年代的中国大地，在法制不断健全的当下，却依然有不把民众呼声当作一回事的政府人员，这正是小说作者心中的难忍之“疼”。

原来，有恃无恐知法犯法故意陷害阿佬的源头来自镇委书记宁导颛的公报私仇。曾与阿佬有过仇怨的宁书记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无中生有地把阿佬整治一番。尤为可笑的是，这位高高在上的宁书记原来只是与阿佬一样在海南农场以工代干的教师，且因为增资一事把自己的人格、名声早早出卖了的私己之徒。他的从政之路全凭他的各种“手段”。一个道德素质低下、心胸狭隘、见利忘义的小人物一旦得势，便玩弄权术，行以公利私之举；而他的得势，恰恰表明了社会不正之风仍旧不减。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过程中，有心机者择机钻缝，得到自己想要的权或利，这虽是小说力笔揭露的小人物丑态，实则透露了作者对生活现实的不满与忍痛之心。正因为不满与忍痛，小说给了这位高高在上的宁书记一个令读者都很乐意接受的结局——玩火自焚，终因好色栽在发廊小姐小米的手上。这其中蕴含着作者的社会期待——当权为非者、不务正政者都应得到相应的惩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既是作者的社会期待，更是千万人民的期待。由个别到大众，由典型到一般，小说作为一面镜子，照亮生活现实的暗淡，以引起读者怒其不争、痛其不正的情绪。

然而社会现实不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也不是理想中的乌托邦，在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情态下，利益往往主宰了某些人判断是非的目光，正是源自于作者内心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失望与深痛，小说在最后一部中插写了“祸不单行”的阿佬之妻倪玉被车撞的事故，让苦苦挣扎、诉求的阿佬看透了事情的内幕——掌权者可以以权谋利而毫无良心上的不安，有钱能使大事化小，呜乎了之；并且一切事情真相的证据都被掌权者一手抹掉，让真理只埋在阴暗里及人们的推测中。至此，善良的、老实的阿佬内心的疼痛实际便是广大民众的疼痛，而疼痛的原因，恰是腐败、贪婪、自私等等失落的人性的抛头露面。

3、作为月兰会会头的阿佬与会员之间的矛盾，实则是经济上升时期国民劣根性的披露。

整部小说重点揭露了月兰会的运转以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在文学作品中首次给读者展示了规模宏大、场景惊人、矛盾复杂的民间畸形集资月兰会现象。有着集资性质的月兰会的兴起凸现了独特地方的人们在经济生活改善中的精神向往：即希望通过便捷的途径获得巨大的利益。月兰会从自助的性质向投资的性质转化之后，便让别有用心之人看到了可乘之机，抓住月兰会的非法非保障性，大肆施展手腕掠夺钱财并大度挥霍：只要月兰会不倒，他们就可以长久地享用别人的钱财，假如月兰会倒下，别人也无法追究其犯罪责任。太多人抱有此想法，使月兰会倒下成为必然，且因了它的不良因素，对发展中的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对人们良好的人际关系、经济状态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纠纷、仇怨、生死、别离等等便是月兰会倒下之后的惨状。在众多会头中，以阿佬（实际上是其妻倪玉）作为重点叙述对象，以阿佬与会员之间的是非作为牵引月兰会全景的线索，主要从阿佬与月兰会会员因倒会落下的经济纠纷着手，反映人们性格中普遍存在的劣根性。

会头们大概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广大会员交代：自杀、潜逃、听天由命、阿佬既不能自杀，也不想潜逃（放不下家庭），只好听天由命。他一次次接受会员无休止的吵闹、围攻，接受一切可能危及性命的后果，其妻被迫流落他乡艰难度日，其子女提心吊胆、终日不宁，其自身工作、生活无法正常进行，麻烦不断。小说深度披露的正是人们在经济利益面前的种种劣迹。如王锐飞、卖菜婆这样没文化没资本的老妇人，竟能以会头的身份挥霍着似乎使用不完的钱财，而对月兰会的运作原理却一无所知。另有相当部分会头及会员都只是盲目从众心理所致，流露出人们普遍存在的妒忌、贪婪心理，而本质上却是愚蠢无知。当然也有如刻印佬这样精明的会头和会员，以猎取获得更多的资金作为自己行动的最终目标，这是他们利用月兰会的不保障性进行的投机、冒险行为的表现，其本质是低俗的实利主义在作怪。而像阿佬这样诚信、负责的人群，只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接受一切苦果。

通过月兰会事件，暴露出可悲可恨的国民性，尽管经济生活正往良好方向发生巨变，但披在华丽外衣底下的本性依然在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公德丧失、人情冷落等。丑陋的“本质”成了小说“疼痛”的根本缘由。

二、从社会人文风气中披露失落的人性光辉

小说以改革开放东兴县的发展作为大背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其他时候潜隐的社会风气、人文风气问题逐渐呈现，构成发展过程的极不和谐因素，阻碍甚至危害经济建设的成果，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疼痛”，蕴寓了一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沉思及关怀，因为沉思及关怀，则希望将此黯淡因素披露于公众之前，供众人审视也好，批评指责也罢，小说作者意在以此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之人对诸多问题的个己态度。

1、民众呼声与官权主义的矛盾冲突

小说的第三部《堵路风潮》做如下描述：

“（第四十一章）东兴建县后的前几年，玉港镇一度呈现一派经济繁华的景象。

“当国家的金融政策做了大调整，严格控制放贷、缩贷之后,玉港镇十分之八以上的投资开发项目全都半途搁浅。那些再也贷不到钱的投资开发商，他们前期工程的欠款，还有他们所拖欠的农民工的工钱都挂着悬着……”

“（第四十四章）东兴建县的时候，玉港镇的土地全部都被征用了，良田全被运载来的黄土覆盖了，成了一望无际的一片黄色的荒凉。玉港人眼看着良田瞬间没了，既痛心疾首，又都在担忧：以后靠什么过活呢？

“掌握着征地款的各村村干部，这些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多少钱的泥腿子，当他们一下子掌握并控制着那么多的钱，当他们差不多成了“暴发户的代表”之时,他们捧着那么多烫手的钱，都傻了眼，不知怎么去花这笔巨款。分光给村民当然是不行的，政策也不允许；各村就按不同的标准，一个人口逐月先发几十元不等给其村民当口粮。

“许多人盯着这些钱都在打主意。镇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把各村的征地款集中起来管理，放贷取利。到处都在开发，到处都需要钱。有人就通过县干部、镇干部、村干部向基金会担保借贷，贷钱办厂、开发什么项目或投资房地产业。到处成立皮包公司,经理多如牛毛。这些人原本一无所有，有的只有一些裙带关系；有的原本连裙带关系都没有，只靠胆子大。这些人借贷到钱以后，就拿着别人的钱去拉拉扯扯，疏通各种需要疏通的关系，吃喝玩乐，桑拿洗浴，嫖赌按摩。玉港镇一下子涌现出一种空前的畸形的繁华景象。这些摆阔装阔的皮包经理，他们把钱不当钱看，大肆挥霍以后；然后又以贷还贷，贷新债还旧债。当国家的金融政策一调整，严格控制放贷、缩贷之后,许多人傻了眼，只好拍拍屁股，抛下一堆债务，抛下妻子儿女,自己带着小蜜或情妇远走高飞，不知去向。玉港镇各村的征地款，就这样大同小异基本都不翼而飞了。”

小说首先给读者阐明一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普遍存在的现象——盲目、铺张，以搞建设为由，以揽财为目的，最终多数开发项目未能建成，巨大资金不知所向，留下一片半开发的建筑工地。问题的根源在于严重的官商互利勾结，导致国家人民的利益损失惨重。其次，阐明了“堵路”事件的原因所在——土地全部被征用，人们却得不到征地款，掌握在官权手中的巨额款项通过各种变相手段，最后都不翼而飞，农民们愤怒的结果便是“堵路”的粗暴行为。“官逼民反”导致极度恶劣后果。其根源正是腐朽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肆意损坏公众利益的不当甚至犯罪做法，这种现象在经济落后地区尤为突出，小说以点带面，披露了以权谋利的本质问题。

在第四十三章作者还描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这样不正常的现象：“潮汕俗语云:正想绝种，倒想千丁。鲍发与溪浦村那些正想的村民不同，他开始是偷电，偷电力部门的电；被发现以后就收买管理者，合伙偷公家的电。鲍发的一个堂哥对他的朋友说，鲍发管电究竟赚了多少钱我们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但看到他所送的礼那真是触目惊心！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要送那么多的重礼！”“他上借镇委宁书记之威，下用自己的经济手腕”为他开辟一条通向成功的灿烂坦途。官商勾结，以利益为本，改革开放果实中生出的小小蛀虫，让明眼人内心深受触动，经济建设中的不和谐之音从人性的贪婪开始，又以贪婪作为不断掠夺的理由，穷穷不尽，让人心痛。作者借此力图揭露当下社会生活中令人深恶痛绝的现象，呼唤健康的民众呼声及正当的官商合作。

2、低俗之风的泛滥

在任何健康、正常、高尚的经济潮流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经济行为中的低俗因素，如借发廊之名行卖淫之实、淫秽场合遍地开花。在《无法回避的疼》中，同样给读者展示了在“东兴建县”后的种种低俗、不雅现象，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物质渐足过程中暴露出人性挥之不去的趋俗之病。

小说最先提到的发廊女是按摩小姐小米。小米是这样一个人：身材、脸蛋都不错，从湖北家乡随同学来到南方淘金，到了玉港当上一名按摩女；但她开始对顾客的动手动脚并不适应，在金钱的诱导下，终于也便接受了男人的骚扰，但她依旧守住最后的底线——只让摸不献身。小米的形象具有典型性，隐藏在她背后的是千万到南方来淘金的少女在梦想破碎之后，渐渐接受按摩、三陪、卖身等这些可以换取大量物质的生活方式。小米的可爱之处，在于她心里仍存有梦想，比如爱情，她与蔡封刀的缠绵就不完全是冲着金钱的；甚至她第一次献身也是作了打算的：做一次大的就摆脱按摩女的丑名，好好生活。

按摩女小米的意义还在于由她牵引出两个官场腐败人物：艾铭和宁导颛。

副镇长艾铭为了阻止宁导颛搜集材料整治自己，想出了让与自己早就存在暧昧关系的按摩女小米出手，拉宁书记下水。果然，贪婪女色的宁导颛为了小米的“处女”之身，既破财又落下了把柄，被艾铭牢牢地握在手中，再也不敢对艾铭开刀施压。而弱势的小米最后也避免不了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由是观之，作为政府官员的艾铭与宁导颛，头脑里装的低俗思想并不比想着如何从政为民的想法少，从而折射出官场社会中多少见不得人的低俗勾当。

除此之外，身材、脸蛋都不错的小米早已成了色男们欲念中的猎物，故而有发廊老板娘的丈夫刻印佬密约小米一幕的发生。可见，温饱思淫欲之念在人们思想中宛如蛀虫一般时刻在作怪，使看起来健康、体面的人物，实际存在一身重病。

3、失落的人文景观

稍加用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在刻意表现低级趣味的社会场合，以此作为对上升的经济场景中失落人文思想的揭露，向小说的主题——疼靠拢。于此便不难看出作者力笔描写那些场合的目的，它正是作者内心沉痛的因素之一。我们试想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人们生活渐渐富裕起来，精神文化向往却并没有同步“富裕”，在充足的物质生活中，无遗地流露出俗世中民众低俗的欲念，也披露了社会人群的精神面貌。

小说中直接且详细地描写了脱衣歌舞、裸体舞厅等情景。第三十七章写道：“所谓轻音乐，不是唱就是跳。其实对于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没几个观众是真正的内行，大家想看的，主要还是在那色彩艳丽的各式时装遮掩之下的那些清一色的青春美女，欣赏她们那漂亮的脸蛋和迷人的身材……观众又一次响起了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在掌声之中舞女们慢慢旋转起来，披着的红纱随之飞扬，舞台上飘着八朵红云；红云的下面，是八段雪白的肌肤和一对对颤动着的乳峰……”

第四十七章写道：“这个人物是我们早已认识的青皮小子鲍发，他所做的这件事是他领异标新、开创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举，组织、开办了一个裸体歌舞厅……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丝不挂,真真正正的全裸,裸女都是年青漂亮的女孩,伴舞的男子只穿一件三角内裤,出台人数或多或少, 舞着扭着,裸女们就会穿插一些挑逗性的淫邪动作,以引起观众的大呼小叫或鼓掌；有时裸女会用一些苹果、香蕉之类的水果,在其下体,甚至在其胴体周围摩挲来摩挲去,然后冷不防抛给观众,以引来阵陈喧哗。”

小说中这样的场合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的歌舞团，借艺术之名行下流之举；一类是本地的歌舞厅、酒吧，明明白白地以色勾引客人。相对于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说，对这些场合的描述可谓是蜻蜓点水，但它却清楚地告诉人们：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大众的精神向往由雅往俗。作者也点明：“（第三十七章）派出所那些土匪来得最勤；韩当、郭青他们不但有免费的优待票，还有红包收……阿佬心想，社会果真开放得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怪不得现在像艾丽这样的中学生,语言、行为会那么开放！”表明大众精神向往的低俗化，也有政府部门的责任。于是，作者借小说之语感叹：“钱，实实在在是一种多么多么好的东西啊！（第四十七章）”感叹不是因为羡慕，而是源自叹息——叹民众在温饱之后便毫无节制地为所欲为，实为穿着漂亮外衣的丑陋小人。

积极向上的人文景观被低趣俗味的欲念取代，反映了在经济大潮中公众精神危机的到来。拓而言之，即社会人群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终日沉浸于狂热的欲念中，表明当下人们已然失去生活目标，“上帝死了”，故而作者希望以此呼唤“神啊救救我吧”，以消心中之疼痛。

归而言之，小说《无法回避的疼》通过对官场的灰暗、人们的低级趣味向往、民众的趋利行为，暴露了人性低下、丑陋、私己、贪婪的本质，与上升中的经济生活相悖，这恰恰寄托了作者对人性光辉的回归的挚诚渴望。

三、从民俗风情中寻觅生活现实的温馨

笔者认为，《无法回避的疼》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表现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然而小说的批判光芒显然是不够锋利的。首先，小说以阿佬作为叙述立场，尽管表现出不少愤怒情绪，但更多的是面对挫折的无奈。阿佬作为小说正面人物的代表，体现在其身上的是民众无法实现愿望及对社会诸多弊端的情绪，以其曲折的人生轨迹反映人世多艰，人心莫测及繁荣世态下的灰暗色调，更多的是以展示的形式给读者一个交代，让读者进行理解——引起读者同情及认可要比批判现实的力量大得多。换而言之，即摆出一样东西在人们面前，请人们审视其价值，而非站在批判的角度斥言给人听。当然，对这件东西的价值作者是已经明确了它的审美取向的——理应得到批判与斥责。

其次，小说以“无法回避的疼”为名，重心在表现内心的疼痛；美好的东西被毁坏，心头在“疼痛”的环节重于斥责。从全书来看，“疼痛”作为一种情绪在正面人物阿佬身上随处可见。然阿佬在短暂的抗议之后依旧对生活充满信心，表现了“疼痛”停留在怒其不争，斥其不正的情绪中，而他依旧存在着憧憬。而对社会弊端，小说也使用了一些讽刺手段，如在人物名称上，艾铭即爱名、艾丽与爱丽谐音，蔡封刀之名也蕴含着从此改邪归正之意（封刀），但小说并未着力以细节刻画丰满的小人物形象，只是稍微详细地作了铺述，且大部分是通过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陈述出来的。

正因为作者并未对社会现实泯灭信心，于曲折腐败面前，作者才有心思寻索生活中可以慰藉心灵的因素，对民俗风情的细致描述，便可看做是作者在失望中温馨的一笔。

小说第二十章写元宵锣鼓：“打前站清道的是……跟在摩托车后面……保安队员的后面……老丈的后面……接下来才是锣鼓队……标旗的后面……花篮队的后面……锣鼓队的后部分是锣鼓音乐……接丝竹乐后面的是……”

描写有条而详尽，展示出一幅色彩浓郁的潮汕元宵佳节风俗画。

第二十三章对十五花灯的描述也同样精彩，让读者从中窥视出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表现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

除此之外，第七十四章还对桑浦山脉作了描述：“桑浦山乃粤东名山,横跨潮州、揭阳、汕头三市,方圆百里。风门径是进入桑浦山的必经门户,是桑浦山四道古径之首。……风门古庙前有湖,环顾四周,群山环抱,峰峦叠嶂。耳畔传来潺潺流水之声,阵阵清风,送来缕缕花香,沁人心脾。虽是冬季,但这地处南国海滨的山上,还葱茏四野,野花照样开放。……”

第八十章对民间龙舟竞渡作了诗意性的叙述：

……

五月扒龙船,

溪中锣豉闹纷纷；

船头打鼓别人婿,

船尾掠舵别人君。

……

——潮汕歌谣《正月思君在外方》

作者对潮汕民俗文化及地理特征的眷恋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理解中将零碎的描述联系综合起来，构成一幅宏浑的民俗风情画卷，且感受其魅力及美。同时，在小说矛盾冲突激烈的故事情节之间，民俗风情景观的描绘可以缓解正在进行的矛盾，以便于作者思路的调整转换，也使小说千回百转，层层诱进，激起读者更浓的阅读兴趣。从思想主题上看，笔者则将小说中民俗风情的描述理解为小说作者在失落的现实中寻索自我安慰的温馨因素：现实生活中尚存诸多美好的东西（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景观），怎能因某些不和谐因素而丧失信心？这也从侧面反映作者于内心疼痛之余，转向寻索温馨美好的生活智慧。当然，愈是温馨美好，愈与诸多问题产生差距，愈让人情绪不安内心疼痛。

然而，小说依旧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作者较多地以自己强烈的主观入主小说情节阐释生活情绪，这是小说创作忌惮的做法。潮籍文学理论家陈平原先生说：“以叙述者主观感受来安排故事，发展的节奏，并决定叙述的轻重缓急…小说才真正摆脱故事的束缚，得以突出作家的审美体验。”另外，作者在小说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上显得信心不足或者说低估读者的阅读审美能力，而采取显冗余的解释、说明、透析等做法，使小说丧失了“神秘性”和思想“空白”点。汕头文学评论家鲁澄南在《寻找叙述革命》（发表于1993年）一文中写道：“目前粤东小说可以说只有一种叙述视角，即全知形态的主观视角，它的叙述人往往像上帝一样对人物洞察入微，无所不知……”尽管《无法回避的疼》并未尽然如此，却不得不承认存在此诟病。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上述毛病能够遮掩小说的整体成就。小说深刻地披露了玉港镇人们的生存状况，揭示人们低俗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向人们阐述月兰会这一民间性非法集资事件的兴衰成败，暴露了改革开放过程经济发展中人们急功近利及贪婪的实利主义，展现被物化的精神思想的可悲之处，是一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杰出作品。

初稿于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修订于二零一二年五月

（原文发表于《揭阳作家》二零零九年第一至二期合刊本）

作者简介

黄春龙，1979年生于广东茂名市，现居汕头,毕业于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偏向于诗歌及散文随笔创作,倾力于文学评论与理论研究，已出版诗歌理论著作《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人物传记《舞者无疆》,有“抽屉”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数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潮汕文学院秘书长、汕头濠江区文学协会会长、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