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不仅为粤东地区带来了便捷的交通,为粤东地区繁华城市群体的诞生创造了契机;而且为周边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遗址。在东江革命红色历史中,当以震惊中外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最能集中体现惠州东江的历史文化价值。
最难忘的除夕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踏上撤往内地之途。为了确保营救途中的安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一方面派精干的交通员给被护送人员作向导,分批接送,护送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走山区和农田小路,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同时,派便衣武装人员,一个站段一个站段地护送,对沿线的维持会、伪宪查、土匪做统战工作,争取为营救做掩护工作。
一路艰苦跋涉之后,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夕凌晨,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惠州城的东湖旅店和水东街“东和行”,两地距离很近,都在东江边上。时值春节,这些文化名人中午各自做了家乡的特色过年菜,在惠州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据茅盾回忆,这一年“逢到惠阳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冷”,因此这个新年,也格外让人怀念。
当时到达惠州的文化名人有邹韬奋一家(包括邹家华)、茅盾夫妇、胡绳夫妇、戈宝权、张友渔、千家驹、于伶、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杨刚、胡风一家、廖沫沙、周钢鸣、丁聪、凤子、张铁生、黎澍、蓝马等人,还有以英国赖特上校等为首的一批英、美、印军官和国民党第七战区余汉谋的夫人、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及家属随从等人。
最安全的木船
据茅盾的《脱险杂记》记载:“当时惠阳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窍脉的人就不大能够雇到。”这是当时对东江航运最生动的描述。
其实,早在194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为这场大营救做准备工作。时任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的卢伟如就接到上级命令,伪装成香港富商,提前租下惠州东湖旅店的二层,同时经营“东和行”“源吉行”两家商行。
当时,煤油、布匹、药品、留声机等战时紧缺物资十分紧俏,卢伟如一方面上下打点关系,取得张光琼等国民党官员的信赖和得到情报,一方面拉他们入股,帮助他们运输私货,一起做生意。这样一来,“东和行”“源吉行”的商船在东江航道上便能畅行无阻。
在茅盾的回忆录中,“后舱较小,可也塞进了男女老少14人,有一次甚至塞进16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板找‘封条’来的,另一位是他的朋友。”这位能替船老板找“封条”的人,就是负责接洽的地方党组织成员,陪同他们乘船北上。除夕当天下午,先期到达惠州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便匆匆前往惠州的渡口所码头,登木船离开惠州,北上老隆,也就是现在的河源龙川。
当时的木船,前舱坐人,后舱运货。当时前舱已经挤得满满的,男女老少都有,都是逃难的人。后舱在“理论上”是不再招呼客人,以运货为主。这些货物主要是乘客的行李、“东和行”“源吉行”的货物,还有国民党军官的私货,因此几乎不会被拦查。将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放在后舱,虽然拥挤,但是更为安全。
由于当时受到敌人的“烧掠”,船只不得已延期到正月初三启航。当时天气寒冷,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也不能上岸上行走,只得在船舱里呆了两天。
飘不散的炊烟
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乘坐的船底平、肚阔、两头尖。从尖头到前舱的前端,长约丈许,这都是属于船头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前舱交界处最宽,约五尺,此后渐狭,渐翘而高,至尖端。船停时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别针钉蜻蜓似的就将船钉在浅水的东江上了。
行船不用橹,亦不用桨,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两组在船头上来来往往的撑,篙长丈余,坚木制成。撑时,以篙入水中。撑篙者如为四人,则分两组,左右列,各组之二人一来一往配合。工作紧张的时候,但见那丈把长的高翘的船头上,船夫们往来上下,看似杂乱,但其实他们各人的动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起稳向前。
当时正值春节,多北风,东江又处于枯水时期,行船由惠阳至老隆,木船须走十至十二天。当时的惠州东江,没有航道管护的部门,因此,这一路非常不易,掌舵的非内行不可,要能熟识“航线”。
有些地方表面看是宽阔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条狭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碰到暗礁就会搁浅,进退不得。到时只能减少船的载重量,雇人下水把船抬起,才能出险。因此,船行的速度很慢,为了找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过夜,尽管天一亮就开船,却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间得除去船上吃饭时间,大约一个钟头。
船上只有两只小的行灶。从早上起,除了船家,还有前后舱四十多个客人就分批来使用这个颇为原始的烧饭工具。后舱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分两组打伙食,一共有七组之多。
灶在船尾,因此前舱五组人烧饭必须以后舱为走廊,川流不息的人,捧着锅子、木柴、菜蔬,淋着水从后舱那帮客人的膝上跨过、跳过、腿旁踹过、挤过,油汤滴滴嗒嗒,把一间后舱淋个不亦乐乎。那飘不散的炊烟,有一种味道,生而闻之,久经鼻孔,浸入记忆的沟痕而成“味锈”, 令这些文化名人一生无法淡释,那就是惠州东江炊烟的味道。
瘦狗垅惊魂夜
在惠城区横沥镇东北与博罗观音阁镇交汇处的东江边上,有一个小村庄叫做增湖村,村子与东江的交界处有一条隆起的山脉,细长而挺秀,如同一条瘦狗,因此当地人称之为“瘦狗垅”,改革开放之后,改名为“瘦狗龙”。
瘦狗垅,离惠阳府治八十里,曾经是拦江劫掠者出没之所,后来水匪被剿灭,但还是会有流匪来此抢劫。因此船家除非不得已,一般是不敢泊瘦狗垅宿夜的。
大年初四,早上从水口出发,水口至横沥仅二十里,中午十点半左右到横沥。吃罢午饭,十二时又从横沥出发,当时北风很急,行船艰难,到瘦狗垅时天已黑,因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不得不在此寄泊。
为了安全起见,船家请客人们公摊些钱出来,给在岸上放哨的人作点心钱,于是每个客人出一元。时值正月,江风刺骨,乘客冷得瑟瑟发抖,在船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夜。
后来,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有流寇一路跟踪行船,打算在此抢劫。但是同行的护卫人员提前和当地武装团伙进行了接洽,码头周边也加强了武装护卫,这才使得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瘦狗垅上过了宁静平安的一夜。
在大营救中,惠州东江为中心的“中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江游击队依托惠州东江毫发无损地把“香港文化精英”全部送达目的地,被称为东江纵队战斗历史上一部恢宏的革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