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路遐思

2024年年底，我从冬日暖阳的南粤回到了雪峰山下的家乡。或许是带着岭南的温暖，回到家后母亲格外兴奋，在安排好家中事务之后，我打算趁着回故乡陪母亲的空闲，故地重游，从家乡洞口县黄桥镇赧水出发，北上洞庭，东到武汉，沿着蔡锷和袁也烈等家乡志士的步履，去到武汉的“宝庆码头”，探寻历史。

上次走这条路，还是2016年年底，转眼一晃快十年了。上次来是为了撰写《开国将军袁也烈》一书收集资料，当时的袁也烈任职叶挺独立团先遣军，是最早打入武昌的队伍。为探寻北伐军攻克武昌的资料，我来到了武汉，在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特藏文献室，收罗爬梳，整理历史资料，让时光尘封的故事，重新回归大众的事业，以至于在武汉逗留了一个多月，却基本没有机会逛逛这座历史悠久城市。因此这次来，一方面是带母亲走走，散散心，一方面则是弥补上次的遗憾。

偶遇蔡锷路

旅游第一站，肯定是吃饱吃好，因此我们来到了距离酒店不远的在汉口车站路下首，这里是一条百年老街，经历了武汉三镇的世事沧桑，见证了繁华变迁，看着整条街的老房子，我知道这里承载了武汉的城市底蕴，行来一路，好吃的老店目不暇接，令人流连忘返。

突然之间，母亲自豪地指向了我，说到“快看，这条路叫蔡锷路，你不是写过《儒将蔡锷》吗？”。我朝着母亲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在路牌上写着“蔡锷路”三个大字。我们兴奋地拍照留念，回到酒店查了资料我才知道，原来这条路的前世今生。“蔡锷路”东南端为滨江公园粤汉码头旧址，而今此码头现已不存。

这条路之所以命名为“蔡锷路”，主要是为纪念护国讨袁名将--蔡锷。在清代晚期，这里属于法租界内，原称为“福熙大将军街”，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式易名。因此这条街上有很多法式老建筑，现在这条路上居住的人不多，主要是小吃一条街，相邻都是一些老房子，看着这些老房子，品尝起小吃来别有一番风味。

当年，这里是水陆交通的节点，距离“宝庆码头”不远，正是武汉的繁华所在，最早的电影院中央电影院，解放后改称解放电影院，就是在这条街上．

探析宝庆码头

蔡锷与武汉的缘分，由来已久。在我撰写专著《儒将蔡锷》的时候，就曾看到过蔡锷的老师，著名的戊戌维新变法领袖，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所撰写的《梁启超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的演说词》，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蔡公自15岁就从湖南出来，求学无资，向亲戚告贷。到汉口、东京寻我，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正是在汉口借的这六元钱，才使得蔡锷有机会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三人一起，东走上海，在次年，也就是一八九九年，夏考入南洋公学，也就是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为什么蔡锷辗转到汉口“借亲戚洋六元”，这就不得不说位于武汉的“宝庆码头”。这里是赧水、资水、湘江、洞庭湖、长江水运巷道的主要集散地，许多宝庆府的人从这条水道出发，架着“毛板船”劈涛斩浪，往来贸易。宝庆府是湖南重要的行政区域，历史十分悠久南宋宝庆元年，宋理宗赵昀用年号命名自己曾领防御使的封地为宝庆府。其域内下辖一州四县，分别是武冈州、新化县、邵阳县、新宁县、城步县。当时有一句民谣，说的就是宝庆府，叫做“府到府，宝庆府；县过县，新化县。”说的就是宝庆府地界之广。民国26年，公元1934年改宝庆府为邵阳市，因此后世提宝庆府，多指邵阳市。这里资江与邵水交汇穿城而过，蜿蜒北去，江河流布，气候温和，风物怡人，物产十分丰饶。蔡锷就是宝庆府的人。

因此在那个年代里，蔡锷的亲戚和很多宝庆人一样，行船贸易，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财富，随着宝庆府客商增多，为了方便泊船，这里就形成了宝庆人聚集的“宝庆码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随着宝庆码头生意日渐兴隆，惦记这块地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势力最大的徽州帮和宝庆帮的争夺尤其激烈，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受新宁籍湘军将领刘长祐之邀，曾走访过宝庆码头，受到何元仑的盛情款待，该事被称为“丙辰盛会”。徽帮不甘心，时来侵犯，有了靠山的何元仑，以七旬高龄指挥帮众，迎战徽帮，双方血战一日，宝庆人最终获胜，一举奠定了汉正街宝庆码头的最终归属。

蔡锷从小也是听着“宝庆码头”的故事长大的，和宝庆乡间很多地方的人一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亲戚往来于资水湘江航道，去往“宝庆码头”行商，这样的亲戚一般都是比较殷实富足的，而蔡锷家则是贫穷的农家。“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亲王氏，辅助劳动。”因此他才如梁启超所说，会去“汉口借亲戚洋六元”。

正是这六元大洋，让蔡锷逆天改命。用这笔钱他来到了大上海，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一月余，忽接到恩师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的信，又得到同学唐才质之兄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转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首义前的雷声

武汉之行极大地开拓了蔡锷的视野，在这里“宝庆码头”亲戚借的六元大洋，温暖了他的内心，也开启了他的前程。

在武汉，蔡锷还有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和唐才常、唐才质两兄弟皆为至交。他们三人其实认识的很早，早在清代光绪二十三年，公园一九八七年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时，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当时他年仅16岁。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而唐才常的三弟唐才质则是他的同学。

唐才常和唐才质两兄弟出身富贵的知识分子之家，与谭嗣同是老乡。两兄弟慧眼识人，同时又各具特色。哥哥唐才常是独当一面的帅才，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弟弟唐才质则是个才子，曾任《东华新报》主笔、驻泗水领事。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他曾回忆那个时候的蔡锷“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

武汉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虽然蔡锷去到日本留学，但是与资助他的唐才常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唐才常也格外看好蔡锷，将其视为未来的希望所在。一九八九年，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商定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企图用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推翻西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重新当权。

一九00年在唐才常在组织“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组成自立军七军，入会者达10余万人。唐才常自任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定于一九00年八月九日在湖北的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在这个时刻毅然回国，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因康有为未按期汇款接济而延期。前军统领秦力山未得通知，按期独自在大通起事，战斗三天失败。此后唐才常身死殉难，蔡锷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这是蔡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军事起义，为他后来的军旅生涯解开了序幕，而这次以武汉为中心的起义，是介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间的一次全国性起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为十年后的“武昌首义”打开了契机。

结语

在离开武汉前一天，我带着母亲登临黄鹤楼，看着楼下的苍茫江水，还有远处“宝庆码头”的遗址，历史一幕幕，烽烟似乎还在激荡中。在武汉，蔡锷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提携，他也将这份善意传递了出去。

历史上，还有许多国共名将均出自蔡锷门下，例如李宗仁、白崇禧、朱德等，这些人对蔡锷的风评都如出一辙。朱德称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不为一己图私利。”虽然蔡锷的生命是短暂的，确如一道流星，划破沉寂的长空，照亮了中华大地。

回到酒店，站在“蔡锷路”，我不禁遐思，或许“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他的恩师梁启超这句评价，便是对蔡锷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