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时间为1856年,距今167年。
托克维尔在《前言》中说,“本书并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对其研究。在写本书时,他力求不带偏见。他深入历史中询问,为什么大革命唯独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爆发?为什么革命在它打算摧毁的那个社会里完全自发地产生?为什么古老的君主制度会如此突然而彻底地垮台?为什么在革命后期人们似乎想重新找回一部分已经被抛弃的东西。”作者已经走得够远,还想走得更远。可惜,在本书出版3年后,他因肺结核去世。
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每部每章中,作者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材料。他阅读、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与指示、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进而勾勒出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在史实中寻找答案。
革命前,法国的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天主教高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农民、无产者在内的市民、下层人民。这三个阶层互相隔绝又互相仇恨。
传统贵族与王族达成交易,放弃统治权换取各种特权(如免税权),因为不再统治人民,他不关心其他阶级利益,蔑视政府官员,尽可能地获取经济利益。“这个贵族阶层发自内心地排斥资产阶级并与它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并脱离人民,最终在国民中间陷入孤立。”
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了约5万个新贵族。一些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群,利用国家财政危机,买得头衔,获得相应的特权。任何阶层人数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寻求更多的权力(利),也势必与既得利益者产生对抗与冲突,刻意与其他阶层保持距离。
农民是负担最重的阶层,承担各种赋税、徭役。可它们相对自由,有能力的想方设法到城市中去,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在政府中任职,因为可以免税。而留在农村的,好像过着局外人的生活,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社会的进步使其他阶层都变得富裕,唯独把乡村人民留在绝望之中。文明唯独遗弃了他们……压迫的真正表现,不仅在于对哪些不幸的人造成损害,而在于阻止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
“文人的生活几乎完全脱离实际,没有任何阅历可以缓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激情。他们没有想过,纵然是最必然的革命,也始终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他们大胆地提出革新方案,迷恋普适的思想和体系,更加蔑视古代的智慧,更加相信自己的理性。他们认为单凭理性的帮助和理性的力量,就能够让如此陈旧而负责的社会突然而全面的转变。可他们忘记了‘如果要求过度的自由和自主,你就会得到过度的奴役。’”
国王向臣民宣布国家遇到财政危机。在赋税征收和摊派过程中,是如何地不平等;是如何地卖官鬻爵、出租领地;如何地浪费和腐败。他指责一些机构造成人民的苦难,而这些机构又指责是政府造成这样的苦难。他废除一些机构,把它们连根拔起,在不久后,又恢复它们。他设立省议会,成为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剥夺总督的权力,却又让总督去监督议会。议会选举不准教士和领主参加,然而他们最后却成了成员,领主成为议会主席。吊诡的是,领主不可以参选议员,却有权主持议员的会议,同时又被禁止参与议会的大多数决定。
一切都陷入无序混乱、冲突对抗中。“每个人的处境都被扰乱,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工作都受到阻碍。”国家的基础开始动摇。
当国王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巴黎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立宪,并与军队发生战斗。此时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书本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调整作家们的思想,使其适用于自己的狂暴。”
最终,旧制度结束,国王在他自己改进的断头台上死去。
然而,不久后又诞生了一个更集权的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