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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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义，并非空洞，它存在于每个鲜活生命之中，总能在某些时候，无意间，想起一些人，他们身上闪烁着光，来自文学的光。
一
2022年1月4日，第一次见到老吕，是在我办公室里。新会员公示期一过，老吕便找来我办公室，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张照片，在审阅会员申报资料时，见过他这张照片，他叫吕兆望。之前，我在作协微信群发过通知，新入协会的会员可以带上两寸照片来我办公室办理会员证。
会员证上相关信息早已打印好，只需贴照片，盖钢印。没几分钟就办好一张会员证。我将办好的会员证递给他，他认真地翻阅证件上每个字，然后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内衣口袋。
我又从书柜里翻出几本书送给他，他接过书，仍然默不作声，只是对我微笑，那个笑至今不能从脑海中抹去，真诚。他把书放进包里，然后站到一旁，拿出手机划了起来。不一会儿，他拿着手机给我看，手机屏幕上几个放大的字：“我不能说话，非常感谢！”
我抬头望着他，一时语塞。他依旧微笑地看着我，另一手指着自己的喉咙。
老吕是叶青老师推荐加入县作协的。听叶老师说，她在编《今日千岛湖》副刊时收到了吕兆望的稿子，是手写的稿子。现在已经很少有手写的稿子，她便抽空看了一下。质朴的语言，文字间的真挚情感立即吸引了她，她利用业余时间将手稿敲进了电脑。然后提交发表。之后又陆续收到老吕的稿子，也一样认真地帮助输入修改刊登。叶老师说，感动她的，文字是一方面，更多是一位老人对于文学的热爱。
我误解了他手指喉咙的意思，以为他天生聋哑，于是也拿出手机想打字跟他交流。他很快又打完一行字给我看：你说，我能听到，就是不能说。
我惯例性地跟他说，现在是作协会员了，有空多创作些作品。他笑着向我谢过，虽是一些肢体语言，却能感受到莫大的诚挚。
那天晚上，老吕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今天很高兴，办了会员证。
2022年是淳安作协换届之年，县文联决定让作协出一本五年作品集《微动涟漪》，要求每位会员提供一篇在县级以上平台上发表或获奖的散文作品。收集作品这件事自然是我分内的工作，五年来哪些会员有哪些作品发表过，我心中有数。先在会员群里发征集通知，之后又单独联系一些仍没提交作品的会员。我也单独联系了老吕，他发给我一篇在《今日千岛湖》上发表过的散文《故土》。我留意过时间，他发给我的那天是2022年4月30日。
5月份，县文联要组织新会员培训。5月5日，我用微信联系老吕，问他是否有时间参加新会员培训班。他一直没有回复我。5月14日，新会员培训班结束后，我将四份培训资料通过微信发给他。仍没有回复我。
11月初，淳安文艺公众号开始推送作协会员五年作品集《微动涟漪》的文章，要求每个作者提供一至两张横拍的生活照。我再次向有作品收录在《微动涟漪》的作者索要横拍的生活照。一般先发微信，再打电话。自然也向老吕索要照片，因他无法发声，我只能通过微信给他发消息，仍然没有回复我。
11月8日，淳安县作协完成换届，为了方便开展作协工作，组建了“淳安县作协第八届主席会议群”。新选举出来的副主席吴祥丰在群里发了第一条消息：吕兆望同志已经去世，年初作为朋友，去慰问过家属。
我惊讶，1月4日老吕来我办公室办会员证的场景立马浮现在眼前。
“劳动节前后走的。”吴祥丰补充道。关于老吕所有的事情，时间都已经对上了。
那天他拿到会员证时，脸上的笑。又一次出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对于文学的执着与追求，在人生最后的时光，文学肯定给了他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给他的满足。
他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文字发表，拿到了一张对于常人来说，毫无价值的会员证。而这些，对于他来说，填充了生命中的某些空缺。
或许他在听到自己的散文《故土》将收录进《微动涟漪》时，脸上又浮现出了那抹淡淡的微笑。
二
老王是会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第一个给我发工资的会计。
1995年8月，办公室的同事带着我去他那里办理工资相关的手续。微胖的他，一头乌黑的短发。他笑着对我说：“以后不管当什么领导，可别忘了我是给你发第一份工资的人哦。”
那时的我，青涩又带有一丝怯意。在他略带调侃的语气中，也只能笑笑。
那天下班后，我沿着大道从单位大院往外走，正好遇上老王。他指着前面那栋大楼跟我说，从那楼下穿过去，更近！
作为一名菜鸟，我笑着向他道谢。
时间在不断重复的工作中一年一年流逝，转眼，我在第一个单位工作了20多年。老王也接近了退休的年龄。而就在那几年，我听到了关于老王一个不好消息，他得了不那么好的病，很难医治。
他很少来上班，偶尔见到他，原本乌黑的头发全白了。但他依然乐观，还跟我开玩笑，叫我当年在“千岛湖论坛”上的网名“拎壶冲”。
2019年，我转岗到了文联。老王也退休了，听说他一般都在杭州生活。偶然一次在千岛湖镇的新安大街上遇到他，他高兴地跟我聊当年的那些事。他问我有没有忘记，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管当了什么领导，都不要忘了他这个给我发工资的人。
我说，记得呢。但很遗憾，我没能当什么领导，跟多数人一样，认真做事，认真做人。
他说，他给很多人发过工资，但很多人都忘了，唯有我这个憨憨，他记得很清楚。
那一次，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聊起了很多人，聊起了很多往事，仿佛二十多年时间被压缩在了我们语言的瞬间。我偷偷地看了看他，气色不像是得了绝症的人，这让我由衷地高兴。或许是他这开朗的心态战胜那个很难医治的病魔。
等到了要分开的路口，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千岛湖》杂志能不能给我寄一份。
这事当然没问题，我就应承了下来，并向他要了邮寄地址。
第二天，我一到办公室就把他这个地址加入了《千岛湖》杂志收件数据表中。
一个月后，新一期杂志发行完之后的几天，他在微信上给我留了言：杂志收到，谢谢！
简单的几个字，也让我感受到守信后带来的愉悦感，给他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这个年代能够静下心来看书，看杂志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后来有次跟文联退休的王东林交谈时，提到了会计老王，他告诉我，当年文联刚组建，还在大院时，会计老王对文联工作很支持，尤其是在开支上都会给文联出谋划策。对于《千岛湖》杂志更是在经费上给予极大保障。
有些往事就会印证当下的行为，再想想老王向我索要《千岛湖》杂志时的情景，或许他心中也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文学梦。他与很多作家不同，他将这个梦化为支持与阅读。
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是他去世的消息。他终究还是败给了病魔。一本《千岛湖》杂志，也成为我跟老王之间，一种相互信任的载体。它的意义，在文学的框架内，又突破了文学的边界。
三
2021年的春天，我开始了一个计划，打算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走一走县城千岛湖镇上那些百级以上的台阶，并记录下来。
那时，县文联机关仍在李家坞公园内，便选择从枇杷园开始。枇杷园是排岭镇建镇以来，最早的居民区之一。从枇杷园到火炉尖，从城东到城西，老台阶，新台阶，只要进小区的，一百级以上的台阶，我都认真地数，上去一遍，下来一遍，确认无误后，再一一记下：阶数，起点，终点。
用中午时间走，用周末时间走。我走完了城区20余条百级以上的台阶，这期间文联机关也从李家坞公园搬迁到了新安东路491号。
台阶，一级复一级，一步抬一步，从108迈向更高的海拔，我用脚步在阅读这座城市。各种各样的台阶，连接起一个个小区，构筑起了这座山城。沿着台阶，走街串巷，走进了之前从未到过的小区小巷，走出了另一种乡愁的滋味，走进了一座城市的内心，也走进了他所说的文学意象之中。
每走完一座，都希望在床上的他能够醒来，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用脚步替他在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
2019年秋天，我在广场的路口遇到他，我们要到文艺讲堂参加一个文学沙龙。我带着他抄了一条近路，从淳建新村沿台阶走上去，在爬台阶时，我无意提及这座台阶正好一百级。他说，台阶应该是排岭一个很好的文学意象，我如果有时间，一定去走一走县城这些百级以上的台阶。
他总是那样，不急不躁，将内心创作出来的那些文学意象，一点一点地往外掏，那些文学意象在他的描绘之下，更加深刻。有时是语言，更多的时候是文字。
协会的人都喜欢叫他“鱼教授”，他在文学上总不吝自己所学，将写作的经验全盘托出。他对他人作品的评论，总能一针见血，点中不足的根源。2017年协会换届，他当选为作协主席。在他的带领下，完善了新会员的吸收制度，建立了年轻文学爱好者的培养平台，其中就有“一带一文学帮扶”，他自己带了两位年轻人，钱一君和冯湘婷。
他自己对于文学，几近痴迷。几十年，不管身处何职，从来没放弃对文学的渴望。中风、骨折，这些都没能阻止他对于文学的追求。自2017年以来，他计划用几年时间将淳安县23个乡镇全都走一遍，写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一个人的淳安地理》。
为了写好这本书，他走了300多个村庄。2018年，在走访王阜时，不慎摔下阶梯导致手臂骨折，但没等病情痊愈，他又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素材的收集中去。在他的眼里，再大的困难与他所钟爱的文学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2020年3月16日中午11点左右，他通过微信跟我说，他那组的冯湘婷同题散文也写好了，刚刚帮她改了下。就在这天下午3点多钟，再次听到他的消息，突发脑溢血，昏迷。
几天后，作协派了几位代表前往医院探望，他安静地躺在那里，任凭我们如何呼唤，他都无动于衷。
2020年5月，由他跟我一起联系的《江南·文学淳安》发行，这是他2019年一直念叨的事，跟他一起跑了《江南》杂志社当面对接了这项工作。我拿了本杂志去医院探望他。
我站在床头，看着他。他睁着眼。我不能确定他转动的眼睛，是否已经看到了我，或是认出了我。或许，此刻的我的身影，通过他的眼球，映在了他的视网膜上，就如映在墙上的影子，无法确认墙是不是对影子产生了意识。
之后又跟家明聊起3月16日那天中午，他告诉我，大概12点昌顺把《一个人的淳安地理》威坪篇的修改稿发给了他，还说就剩千岛湖镇没写了。不想这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流。
这个中午，能成为很多人最深刻的记忆，至少有我，湘婷和家明。他把那个中午全给了文学。
《一个人的淳安地理》成了他的遗憾，少写了一个千岛湖镇。很多文友建议由我来续写千岛湖镇，我说，不，就让他成为一种残缺的美，让之后读到他这本书的读者，不仅对他的文字产生兴趣，更对他的人生感兴趣。
在数台阶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会突然冒出：是不是等我走完千岛湖镇上所有百级以上的台阶，他就会醒来？
奇迹终究没有发生，我也不能确定我是否走完了所有百级以上的台阶。
但我坚信，我跟他之间仍有文学的意义存在。我来，他在，只是我们之间，已无法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或是他感知到了我的存在，却无法打开与这世界相通的那扇门。像镜里镜外两个世界，彼此感知对方的存在。
有时，我转过一些路口，便能想起他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那个微笑，一直浮在脑海中。
有时，生活并不因为部分的残缺而感到遗憾，相反，这种残缺却让人记忆深刻。残缺，它更具备文学的意义。就如他的名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淳安文学的意义。
四
2021年4月6日，一则关于良贵消息在作协群里刷了屏，黑白之间，那个有趣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闭上眼睛，那些片断又被一一串起，宛若他在群里所说的，“再敲几个回车键，人生又是几句新的诗行。”
2020年，带来的不仅仅是疫情。3月中旬，余昌顺突发脑溢血，昏迷。4月的一个下午，从阳光大酒店开完会，准备步行回单位。
路上，接到了良贵的微信电话，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透过听筒，也能感觉到他说话吃力。
他用断断续续的话语，询问了昌顺的病情。在得到我准确的反馈后，一声叹息，各种无奈夹杂其中。他向我透露了他近期身体的不适，说话吃力，连手写输入都无法完成。末了，他用吃力的话语叮咛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病情的严重性，以为是受疫情的影响，最多也就是“阳”了，也没再多细问，只是让他注意身体，并应承他，昌顺如果有好转消息，我就转告他。
而我不知道的，此时王良贵跟我通话，是在他第一次手术出院后不久，他患的是较为少见的胶质瘤。
而我知道这些，时间已经到了2020年9月17日，王良贵因病情恶化再次昏迷，需要第二次开颅手术。中国美院发起了捐款倡议。10月中旬，淳安作协也发起了捐款倡议。倡议发出后，我接到了来自宁波商会同学的电话，询问了良贵的情况，他说想在商会也发个倡议为良贵捐款。
另一位同学也给我来了电话，说他有位亲戚也曾得过这个病，山东有个医生能治这病，十多年了，那位亲戚至今还很健康，并给了我那位医生的电话。我联系了良贵的爱人，将医生的电话给了她。
此时，我才回想起4月份良贵给我打的那个微信电话。
与良贵线上的交集要多于现实交集。2017年10月，我去杭州开会，会场就在西湖边上，离美院很近，顺便带了本自己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都市童话》给良贵。在他办公室里聊了很多，有对淳安文学未来的思考，也有对我个人发展方向的建议。唯独很少聊自己的事，只告诉我，刚刚换了岗位。临近中午，便留我去了他们食堂顺便吃点。
分别的时候，他说他还留着我的签名。一句话，我们第一次见面场景又跳出了脑海，很清晰，又有时间的质感，已经被记忆去掉了很多无关的元素。
在十字街的一个小饭店里，微醺的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位第一次见面的文友。他拿出一张纸，一支笔，递给我，示意我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瞄了一眼那张纸，上面还有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淳安作协的。他不苟言笑，却很真诚地看着我。
我写完自己的名字交给他，他说，还有笔名。于是，我又写下笔名一酸。
他收好写满名字的纸，放进了口袋。文联主席给我介绍，这位是王良贵，诗人。他自己补充道，郎不悦，肖遥……都是我。
这些名字我在千岛湖论坛、QQ群里早就熟知了，却想不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线下见面。我略显尴尬，端起满满一杯啤酒杯敬他。他摆摆手说，今天一杯啤酒的上限已经达标了，不能再喝了。见他脸色微红，应该不是假话，坐一旁的西楼还为他作了证。
手术很成功。所有认识良贵，关注良贵的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在他第二次手术之前，他的第二本诗集《火的骨头》由中国人口出版社正式出版。他第一本诗集是2015年出版的《幽暗与慈悲》，之前还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地点上的人物》。
诗歌对于良贵来说，是生命火炉里的那把柴火，用诗歌烧旺生命，烧硬精神，让火也有了骨头。
2021年，刚过完春节，收到良贵发给我的一条微信：阳光很好，我在小区晒太阳。
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庆幸他用晒太阳的心情战胜了病魔。我在淳安诗歌群里分享了这条好消息。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生活依然继续，时间再也无法回去，就如他的诗歌一样，在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把精彩的部分留给了读者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