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票散记

在我孩提时候，最快活的日子是跟父亲到生产队里领糖票，最想吃到的莫过于糖霜（白糖）。

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凭票供应使农村生活显得按部就班，单调清苦，有许多事情想都不敢想，家家户户使出全身解数，一年下来能保住鼻子下面那一横——吃饱，就算不错了。

记忆中村里有家代销店，店主人姓朱，为人很清正、很和善，我们叫他朱伯伯。朱伯伯的店里可买的零食有芝麻饼、马蹄松、稻草绳、纸包糖、薄荷糖之类，其他的还有落家生（花生）、烂花豆、橘饼等。

我时常捏着一枚一分钱硬币，跑到他的店堂前，踮起脚尖盯着他的零食发愣。朱伯伯见状就会笑吟吟地问：“你想买什么东西吃啊？”

我喃喃地说：“买薄荷糖。”然后把手心里那枚汗涔涔的硬币递给他。薄荷糖一分钱两粒，有四个尖角，很好看，小孩子经常去买。这东西不仅便宜，而且吃得嘴里凉丝丝的，呵一口气，满口糖香，至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但那时的孩子几乎没什么零花钱，就连廉价的薄荷糖也不常买。

那时的糖霜倒是很诱惑人的，孩子偶尔趁大人不在家，便在家里翻箱倒柜找糖霜瓶，找到后倒出一手掌瓯糖霜，连忙咂在小嘴里，“稀里哗啦”连嚼几下，一边“咕咕咕”地咽下口水，那真是世上最甜最美的享受了。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常有，因为糖霜是凭糖票购买的。每年的糖票按人头计算，好像是每人八两，一年两次分发，每次每人四两。记得上半年通常是在端午节前分发，可能考虑到村民要用糖蘸粽子吃，下半年是在冬至或过年的时候分发。

家里有了糖票，就可以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里买粉糖（红糖）、砂糖或者糖霜。糖霜买来后除了自家人用一点外，基本上是留着待客用的。倘若走亲访友，便把糖霜端到朱伯伯的代销店里，花两分钱买一张纸蓬，包一个纸蓬包，拎在手里当伴手礼。

在所有的票据中，父亲把糖票看得最宝贝，总是把它放在一个旧的钱包里，常翻出来看看，担心会飞了一样。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离我们村有二三里路，家里要买糖时，父亲便叫我跑腿，我自然乐此不疲。

每次糖买回来以后，父亲便奖励我一碗糖霜茶，说糖霜茶滋补，人会变聪明，读书也会进步。父亲一生除了烟酒之外，就是嗜好糖霜。每当农忙时节，干农活干累了，就泡碗糖霜茶喝下去，说自己的筋骨就灵活多了，干农活也轻松些。只是一年的糖票根本不够用，有好几个月吃不到公价糖霜，真的熬不住，只好到黑市上买私商糖霜，那价钱“老”，一般的人家不敢问津。

母亲怕我们偷吃，总是把糖霜瓶锁在谷仓里。只有等家里来客人，母亲才把糖霜瓶端出来，泡糖霜茶招待客人。客人走后，我和弟弟抢着喝碗底剩下没喝完的。过了几个月，瓶里的糖霜见底了，母亲会叫我把瓶子拿来，用开水冲泡干净，等待下一回再装糖霜。有一回，母亲让我冲泡瓶子，我立即把开水冲进去，不料开水太烫，只听见“砰”的一声，瓶子裂开，糖霜水流了一地，使我心痛了好几天。母亲见我这样，就安慰我说，下次买来糖霜分一个瓶子给我存放。

有一次，父亲叫我去供销社买糖霜，我兴冲冲地把钱和糖票塞在上衣口袋里就出门了。路过石板桥时，我发现桥下的水沟里有几条鲫鱼在游来游去，霎时来了精神，赶忙下水去捉鲫鱼。我在水沟里蹚来蹚去，那鲫鱼一闪一闪的，好像跟我捉迷藏似的，怎么也捉不着。就在我全神贯注的时候，上衣口袋的糖票抖落在水里，惊出一身冷汗，顾不上捉鲫鱼了，急忙去追赶那被水冲走的糖票。我追了十几米远，在一处草丛里找到它，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小心翼翼地把糖票捧起来，轻轻地摆在路边的石头上，又用手在上面罩着，生怕被风吹走，等待阳光把它晒干，然后攥在手心里，快步跑到供销社把糖霜买回来。

直到1976年，被父亲视为珍宝的糖票不用了，改以生产队为单位直接分配，数量还是按人头分，每人每次四两。那年初夏的一个晚上，生产队里通知分糖霜，我和阿清哥一起到代销店里把糖霜抬回来，抬到半路在一个叫和尚田的地方歇一歇脚。

阿清哥悄悄地对我说：“你想不想吃糖？”

我盯着糖霜馋馋地说：“想。”

“那趁现在没人看见，快抓一把放在嘴里吧。”

“这样行吗？那你也来一把。”于是，我俩慌慌张张各抓一把糖霜往嘴里咂吧，边嚼边相视一笑，结果呛个半死。

现在，全家一年到头用不了一斤糖霜。想想我们过去买糖吃糖的经历，尽管有点滑稽可笑，却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生活体验，成为了美好的记忆，使我更珍惜眼前拥有的恬淡而温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