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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百多年前德国的一个小镇上，那里的居民每天以一位哲学家出门散步的时间，来校对钟表。虽然农科出身的年家庆，不见得知道这位哲学家的故事，但他却像这位德国哲学家那样，一直保持着近乎机械的早起习惯。五点半起床。五点四十走出家门，散步。七点早餐。七点半，再次走出家门，散步。八点十分，走进办公室。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数十年如一日，这个习惯几乎雷打不动。
那位德国哲学家，以钟表一样精准的生活节奏，成就了关于理性的不朽名著。年家庆不是哲学家，他像哲学家一样规律地生活，不是为了构筑什么理性的理论王国，而只是为了表示对理性的尊崇。在他看来，理性就是秩序，就是控制力，而这是驰骋政坛的男人必不可少的品质。然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只要一开启工作模式，无论身体，还是灵魂便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那千头万绪永远办不完的公务和毫无规律可言的应酬。这无疑是对理性致命的摧残。也许，一开始他只是把早晨这段自由时间，当作检验他身体里的理性功能是否存在的手段。久而久之，这检验就成为了一种习惯，而这习惯也就成了他具有哲学品质般理性的明证。
他的第一次散步是轻松的。他相信步行是最好的运动。这次散步纯粹是为了自由心灵，强健体魄，线路也是固定的——沿着校内的环形大道走一圈。这条环形大道就像城市的外环路，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校园的周长和边界。坊间传闻，它是专为年家庆散步而修的。其实，这种传闻未尽准确。准确的应该说，由于年家庆爱好散步的习惯，使校园里的那些断头路相互贯通起来，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这个千亩校园因而也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微缩版。现在，校园里任何两个交通点，都可以直接连接，畅通无阻。这是年家庆众多杰作中的一个杰作。每次他在校园里散步，就像是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作品，成功的自豪滋润着他毎一个细胞。
他在环形大道上散步，有一人独行，也有结伴而行。他长着一张川剧般富有变化的脸。在他独行时，那张脸是凝重的，严肃的，象征着他的身份和地位。而在他结伴的时候，那张脸却是和蔼的，亲切的，像是邻家大叔。他会和同行者，一起愉快地谈论时政新闻，家长里短。谈到兴致处，还会爽朗地笑上几声。可谈着谈着，他会突然静默下来，恢复了严肃的神情。这时，同行者便会知趣请辞。他也会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奉上无限慈祥的一笑，算是对请辞者的恩准。来去聚合，沉默谈笑，全由他随心所欲。所有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他是这块领地的主宰，独一无二的王者。
他的第二次散步，与其说是散步，不如说是巡视。线路也是随机的，有时是食堂，有时是教室，有时是宿舍，时而还会专门光顾公共厕所，小商小贩的摊点，等等。这种散步得来的信息，会成为他的意见、谈话、批评、表扬，会议内容，甚至为成为他的计划、规划和施政纲领。总之一句话，会成为他的管理。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他也不相信什么管理科学。他就像一个老中医那样，凭着望闻问切，准确把握着校园的命脉，把这个千亩王国，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
不过，今天却是个例外。今天是离预计的教育部本科水平评估365天的日子，他要举行一个纪念仪式和誓师大会。他将近耳顺之年，已到了职业生涯的临界点。这次教学评估，可能是他最后一个需要完成的光荣使命。他在内心没有简单地把之称为“任务”，而是“使命”，足见这件事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因此，吃过早饭，他取消了第二次散步，径直走向办公楼。
他来到办公室坐定，下意识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是他习惯的温度，他知道马陆已经来了。马陆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他喝下去的不是茶，是白开水。与他理性主义的早起习惯不同，在饮食上，他则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主义者。他毫无理由地相信，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因此，他从不喝茶，也拒绝任何饮料。不过，他对水温的要求却像早晨起居那样严苛，喝到口中，不能有烫感，也不能有凉感，是那种刚刚好。这刚刚好，就是人的体温。多少年了，他一到办公室，就能喝到这样一杯和他体温亲密无间的水。不容易啊！这要归功于马陆。在年家庆心中，马陆是一个少有的尽职尽责的干部。可这种尽职尽责，有时也会成为摆脱不了的感情包袱。
年家庆提前来办公室，是为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做准备。讲话稿马陆已经起草好了，他也浏览过。此刻，他拿起笔，在稿子上纵横捭阖，不几下，就把它弄得面目全非。他心满意足地把笔放下。现在，他面对的稿子，经过他浓墨重彩地勾画，原来枯燥的文字，已注满他的情感和意志。他看看表，觉得马陆该来了。每天上午进入办公室，等他喝完那杯体温温度的白开水后，马陆就会来请示工作。果不其然，他的眼睛还没从钟表上移开，马陆就出现在门口。他招手让马陆进来，从衣柜里拿出一条领带，颇有兴致地说：“马主任，来，帮我打打领带。”马主任？这个称呼让马陆吃了一惊。以前年家庆只在公共场合这样称呼他，两人单独相处，都是直呼其名。这突来的变化，让他不安。他一时弄不清这变化是正向还是负向。但系领带这个亲密举动，抵消了他的怀疑。他愿意相信会是一个好的兆头。
离开年家庆的办公室，马陆一直在思忖。一般在重要的场合，年家庆都会系一条红色领带。上行下效，红领带就成为重要会议不成文的惯例。今天的会议如此重要，年家庆怎么会打一条蓝领带呢？他在犹豫，他到底是打一条红领带还是蓝领带。他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镜子中的他，相貌平平。和他平平相貌一样，无论出身、人脉和能力，也都毫无优势可言。他这个外省的文科生，也仅是凭着那么一点运气，才坐到办公室主任这把众人仰慕的交椅上。但是，他知道如果能把一件事坐到极致，就会像铀裂变一样，产生无穷的能量。他能这样做的一件事就是忠诚。党政办公室主任，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是学校的朝中宰相。学校中层不知有多少人在觊觎，有多少人在虎视眈眈。然而，马陆就是凭着把忠诚做到极致的本事，熬过了三届领导，成为这个中枢机构的不倒翁。他向人们证明，忠诚也可以成为一种演技。到现在他也弄不清，年家庆酷爱体温温度的饮水嗜好，是自己精心算计形成的习惯，还是来自于他原本就有的天性。反正不管怎么说，它已成为维系他们关系的紧密纽带。这纽带给他以自信，最终让他选择了一条和年家庆同样的蓝色领带。
誓师大会在行政楼前广场举行。会议前十分钟，校领导们在一楼大厅里已经聚齐，等候着年家庆的到来。这种等候是一种象征。既象征着对权威的尊重，也象征着领导班子坚如磐石的团结。仪式，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它能像显影剂一样，把一个团本被日常事物所遮蔽的精神气质显露无遗。校领导们一个个西装革履，仪容整洁。但常务副校长孟凡俞虽也身着西装，胸前却是空空的，没有系领带。副书记朱景云挑衅地问他为何不系领带。孟凡俞装糊涂说，他接到的通知是正装出席，没有说要系领带。朱景云就笑他连正装也不懂，然后长篇大论向他讲起西方礼仪。孟凡俞想竟有这么好为人师的人，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个大学副校长，还是常务的，怎么可能连什么是正装也不懂。装糊涂就变成了无赖式的反击：“朱大书记，你知识渊博，你讲的很对，但你那一套是西方礼仪。本人是中国公民，别说我没打领带，我不穿中山装，就已经给面子了。”朱景云作无奈状，摆摆手道：“好好，孟大校长，你牛！可你别给我牛，等一会儿，你对着年书记牛，那才叫真的牛！”话音刚落，就见马陆陪着年家庆从电梯里走了出来。众人肃穆。孟凡俞见状，立刻从裤兜里掏出领带，系在脖子上。慌乱之中，领带的后边套在了西装衣领的外边。朱景云看到后，也不向他提示，只抿着嘴想笑。不知为何，他总是巴不得孟凡俞出点洋相。孟凡俞出点洋相，他就会心生无限快意。
誓师仪式在唱国歌中拉开序幕。原本拟定的是奏国歌，年家庆在审阅草稿时，大笔一挥，把奏字改成了唱。一字之差，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在今天的正式仪式前，宣传部专门安排所有参会人员，进行了唱国歌的排练。仪式进行时，校团委又组织大学生校合团前来助唱。全场国歌一唱起，誓师出征的悲壮氛围一下就出来了。在那一刻，马陆明白了年家庆为何要选一条蓝色领带了。红色代表着喜庆，而蓝色则代表着沉郁——一种内敛的力量。他扫一眼全场，除了年家庆，他是唯一佩戴蓝色领带的人。这让他满足，让他坚信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一种暗示，暗示着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希望能借这意义非凡的场合向众人传递这种暗示。这就是他选择和年家庆打同一条颜色领带的目的。而现在他做到了。
在这种悲壮的氛围中，年家庆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虽然拿着手稿，但只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完全是脱稿的，从头到尾没看稿子一眼。他先是和大家一起回忆学校发展的光荣史，讲如何和大家一起过五关、斩六将，爬雪山、过草地，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沮丧，所受的那些苦、那些累，所结下的那些情，那些谊……最后，他则像是一个临危受命、再次披挂上阵的将军一样，誓言要带领大家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短短数十分钟的演讲中，他浓缩进了自己一生的抱负、意志与情怀。演讲过后，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让他满足，让他陶醉。他感到，他就是一个神圣的教主，在他的虔诚布道下，整个学校的灵魂正完成了一次洗礼，一次伟大庄严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