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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的粉连纸本真是让人喜欢，32开，厚厚实实，应该至少用了5张整开纸吧，用一个学期不成问题。边边角角整整齐齐，和供销社卖的“算术本”基本不差上下。最关键的是，张老师会用红墨水笔在本子封面的左上角写上“奖品”两个字。想想看，每天在这样的本子上做功课能不用心，能不带劲吗。
我们和粉连纸有着特别的记忆。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基本上都在和它打交道，虽然那个时候供销社卖的本子也不怎么贵，但买来粉连纸自己装订，成本只有几分钱，还是没法比啊。老师们也都会体恤村里的孩子，除了作文、英语这些必须使用格式的本子之外，其他作业基本都可以用这种自制的本子，略微讲究一点的老师，顶多可能在封皮上有点要求，比如要求统一用牛皮纸或者旧挂历等等。曾经有一段很流行硬板夹，两块硬纸板在顶边或侧边装了弹簧，切割好的粉连纸整齐之后放在里头，既避免了纸封皮的卷曲破损，又可以反复吞吐节俭花费，内外兼得，让人满意。这种纸夹一般是用在数学科目，课代表常常搬了高高的一摞来来去去，虽然显得吃力，但给大家分发时，啪啪地甩到桌子上的感觉那是相当的威风。
粉连纸已经十分便宜，但我和二哥愣是发明了一种更为节约成本的方式。我们不会在开学的时候向父母要钱去买纸，而是在平时把所有能见到的一分、二分、五分的钢镚儿攒起来，然后像做会计的父亲一样，一毛或者五毛一摞地用旧纸包好，拿细线扎紧，整整齐齐放在我们自己的小木箱里，备用。
村里的小卖铺确实够小，小到连小卖铺也算不上，因为没有门脸，更没有招牌，店主是住在下头道区那棵大槐树旁边的老王头。老王头背驼得很厉害，小个头，腰弯的都快九十度，但人很精神，满头银发。老王头曾经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每年过年他都会穿上干净的衣服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然后挨家挨户去串门。我不知道他的罗锅是不是在战场上受伤造成的，据村里人说，老王头当年要不是实在害怕丢命，战争没结束就偷跑回来，恐怕后来定然会当个大官的，可惜了。然而，面对这样的说辞，老王头总是会露出他的龅牙，笑眯眯地说，你们懂球个屁。
老王头的外号叫“王老令公”，可见村人对他战场经历颇为敬仰，尽管是逃兵，可毕竟是保家卫国杀过敌的。村里在那个年代被征召入伍的有三个人，除了王老令公，还有“谦受益”（可参阅前章）家的曹老大。曹老大自从被征召后，一开始还和家里有通信，不到一年就失了联络，直到如今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家的后人们曾经多次找过政府，也都没有结果。后人们基本都在务农，也没有更大的本事去东找西找，本想着能弄个烈士家属，每年得点优抚什么的，奈何一点线索没有，怎么弄。前两年太原有个叫王艾甫的老人不知道从哪里发现了一份烈士花名册，愣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让很多烈士魂归故土，去年还被央视评为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会想起我们村的这位曹老大，册子里要有他该多好。另外一位当过兵的，是我家隔壁椽廊院里的老孟（可参阅前章），他也同样是偷跑回来的，但他从来没把纪念章给人看过，于是有人怀疑老孟是不是偷跑得更早，以至于国家就没给他发牌牌。
老王头之所以被称作“老令公”，还有一层意思是，他特别耿直敢言，常常对村干部的做法当面表达不满。这种硬折不弯的劲儿，大概很像北汉名将杨业，也就是后来归宋的杨继业，当年宋兵已经把北汉主子和都城太原均已拿下，但金刀杨令公仍旧据守偏城，振臂高呼：我却不降。
小卖铺里也就是点肥皂洗衣粉香烟果丹皮，然后盐油酱茶，村子小村人手里又缺钱，自然支撑不了多大台面。所有货品就放在他家窑后面的老木箱上，令公婆干瘦麻利，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箱子上的所有货品都是老王头从供销社背回来的。我们上学放学，时常能看到弯腰驼背的他，罗锅上搭着布袋，踟蹰而行，从石塄下面走过，进货去了。
我们用的粉连纸都是在老王令公家的铺子里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