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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幽僻的林荫小道，从县城到这里不过几十分钟。
如果不是阿平无意说起，要找一个僻静的民宿客栈，我不会驱车来到这里，也不会在若干年后意外地见到这位腰缠万贯、春风得意的老同学，更不会在这春天的时节来到这里寻幽探奇。虽说它就在梵净山环线上，多数时候我们却是与之失之交臂、擦肩而过。
若干年前我是来过这里的，这里没有柏油路，当地人进出得靠双脚。
我记得刚刚上班那会儿，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清哥新建一个私营林场。他说：“你是学林业的专家，你得去给我们规划、指导一下。”
他已经办好一切手续，要将这些砍伐木材运往湖南，再进行植树造林。沟壑深涧两边全是松树、杉木，它们被砍倒以后全堆放在一起，像一个个的土山丘，那些已经削皮的原木，现在裸露出了皴白的肌肤，也让天空变得无比的敞亮。当我到达这里时，天色也晚，伐木工人已经下山，他们出于礼貌与我招呼后，十人围成一桌聚在一起，蹲在地上准备就餐。我被叫进一个棚子，里面坐着几个人，面前放着一盆猪肉，油光晶亮，一寸左右，每人面前放着一碗酒，他们那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情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见着他们豪爽地吞咽，热情地招呼，我也经不住劝，两碗酒进入腹中，我只觉得头晕目眩，肉的味道似乎也没有品尝到，就醉倒在地。
等我醒后，发现自己居然已经安全地回到自己的住所，躺在床上。想不到的是，床前是水，写字台上也摆放着一簇簇栀子花，整个房间香气宜人，像一个女子发出的气息。我感到口干舌燥，我摸索着起来，拿着早已放在桌上的杯子，咕咚咕咚猛喝了几口，却怎么也无法入睡。
我早早地打开办公室大门，坐在电脑面前，却不知道东方既白。
这时从外面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那人穿着一身得体的中山装，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说：“S”。他说：“能不能麻烦你把它转交一下。”
我一看是红头文件，不敢怠慢，双手接过。
他笑了笑，留下文件一溜烟走了。
事实上，我还未及转交文件，一大早就有人从各地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甚至靳风也来了，他说，你们把门守好，不管他们是哪里来的人都要购票，方可进入。
当我洗刷完毕，再出门时，只见几个有头有脸的家伙在大门口争吵了起来，我赶紧过去，才知道清婉站在门口将他们堵在那里，其他人也围了上来。
那几个人见势不妙，很不甘心地走了。
这群有头有脸的人中有一个是我的表哥，他把我拉在一边对我说：“你们以后要被公司接管了。”我并没有对这话当真，毕竟法律法规摆在那里，不是谁都能改变得了的。那时，再也没有人，跟我谈论这事，我也不想去过问这些事。我知道在同一体制下，于我而言，在哪家园子里不是种菜。我只知道，靳风自此也没有露面。据说他那一段时间一直坐镇北京，寻找解决的方案，这样的僵局一直维持到三个月后，就偃旗息鼓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来访，我的同学从屋里钻了出来，他唤我的名字，可我却很惭愧，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吧。”他拉我进屋，坐在宽大的沙发上。
我有些恍惚，这样精致的民宿竟然掩藏在这密集的群山之中。
远远望去红云金顶，它像一根雄奇的男根，直指苍穹，它在太阳光的照耀下，现出它魔幻般的身影。他在招呼服务员一声，端来了价格昂贵的陈皮茶，放在我的面前。我很反感这种作态对他说：“还是来一杯红茶或者绿茶吧。”
他的茶室整个墙壁都是书刊，透过宽大的玻璃橱窗，看得见人工修葺的水塘，明晃晃地呈现在我面前，几棵倒映在水中的树，有一种优雅的对称之美。园中葱绿植被回廊包围，蔷薇、月季在肆意开放，而起伏的远山就是落地玻璃窗镶嵌的背景。另一墙壁却是那些不知从哪来收集来的书法作品，有的张贴在房间的甬道上，有的甚至将诗歌摘抄在回廊上，一个个的客房以诗人的名字命名。
“你什么时候转身成了一个文化人？”他呵呵一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人总是会变的。”接着他又说：“还是来杯酒才对，你才是我们班的才子，我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
不一会儿，一个女子端出一瓶金樱子酒。
“来来，我俩先喝一杯。”
这家伙多年不见，性情依然干练豪爽，也多了些圆滑世故。
他说：“我把那些废弃的老房子全部买下来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外面的建筑鳞次栉比地分布在山腰上。这些房屋虽然骨架整体没变，却撤出了木板装上了落地窗玻璃，室内按照宾馆的样式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现代而不失古朴，侘寂而不失优雅。
这是一个因整体移民搬迁而废弃的村庄，建在沟谷的山腰上。
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挖到了第一桶金，又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了老板，他架着二郎腿，穿着一件价值不菲的中式大褂坐在宽大的茶桌前，可他穿着无论如何的儒雅、精致，也掩盖不了他刻在骨子里的商人气息。
我突然想起，这个家伙的父亲，一个专治毒蛇咬伤的名医。我问他：“你手握独门绝技，得到了真传。”他笑嘻嘻地说：“你提那劳什子干啥！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事实上，沿着这条沟谷一直往里走，翻过一个山头就是风鸣镇，虽说只是一个山头，它却像一个巨大的屏风挡在面前，沟谷纵横的山峦将这里与外面的世界拉开了无形的距离。
也许原始封闭，国民时期，这里曾种植过罂粟，新中国成立后被彻底铲除。我听老一辈的人讲，当年，这里被蝮蛇咬伤的人无数。他的父亲不知医治了多少人，从而声名鹊起。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学那玩意，即便学会，又何以为生。”
他见我对端出的金樱子泡酒无动于衷，竟亲自走进另一间房屋，抬出一罐酒，酒罐里豁然躺着一条蝮蛇。
“别人来我还舍不得，就是茅台也不换。”
在户外我们通常我会带一些雄黄粉洒在帐篷的周围，避免不期而遇的毒蛇。与蝮蛇相比，竹叶青多是盘桓在树干，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伪装色，根本无法判断它出自哪里？很多时候，它却能敏锐地感知人类身上所发出的气息，不经意你会发现它从你身边忽然出现，而吓出一身冷汗。在民间人们都说蛇是有灵性的动物，在民间人民都说，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有人将其打死，而是远远地躲避。
自从人们用它泡酒，做成五蛇酒或者做成美味的龙凤汤以后，它摇身一变，价格不菲。当然，在饥馑的年代，人们也不惜遭受生命的危险捕捉它，尽管人们畏之如虎，却想方设法寻觅它的踪迹。除了人类，鵟、鹰隼等猛禽却是专门捕食不寒而栗的蝮蛇，它们身姿敏捷，空中俯冲而下，口叼毒蛇，而欲食之。
我马上站起身来说道：“你这家伙，要是以前我非要送你坐几年大牢不可。”
他见我一脸的不屑，脸上顿时涌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当然，他也知道我这话有戏谑的成分。
“你不是已经调离这里了吗？”
那天他给我泡了一杯价格不菲的黄金茶，我并未因此而心情舒畅。
2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
一天夜晚，蛙声鼓噪，月光像往常一样不明不暗地悬挂在空中。
我刚下楼，就见一个人影躺在楼梯口的阴影下，他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吓了我一跳，我走近一看，是削老壳。你别看他个头矮小，浑身上下却充满力量，鬼主意也不少。
打开房屋，拧亮电灯。他的脸色像干煸的豆角，萎靡、蜡黄。我递了一支香烟给他：“从哪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却问我：“招待所还有空铺没有？”
“就是没有，我在楼板上也给你搭个地铺。”
我以为他病了，把他搀扶进了房间，他一下子就跌倒在床。当我正准备退出的时候，云哥来到我的身边，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对我说：“你这样招呼他，就不怕他死在床上？”我在心里不禁一阵呕吐，啥玩意，想当初他刚从广州回来的那阵，请你们去广州，来回飞机，包吃包住。反而是你们打得火热，变脸不能比翻书快吧。
我本想关灯，上床睡觉，却不自觉地又打开电脑。我不聊天，也不看新闻，仅仅只是打开着。月光悄无声息地透过窗户闯荡过来，除了溪流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什么声音，大地一片安闲静谧。
当年这个因为捕猎獐子差一点锒铛入狱的家伙，趁人熟睡，挣脱手铐，越窗逃脱，他南下广州……在挖到第一桶金，积累了一定财富，在过了追诉期过后，回到这里。他无不调侃地对我们说：“要不是你们苦苦相逼，我哪有今天。”他一点也不隐晦自己因祸得福的自得劲儿。
他满脸堆笑，诚恳又骄傲。
过了几天，他穿着笔挺的西服，头戴一顶博士帽，一副港客的装扮。他手中拿着拐杖，在我们的庭院敲得山响。
他说：“我看准一个项目，准备实施计划。”
“什么计划”
“搞漂流。”
我有些疑惑。
其实，他还未上马以前，这里早已有人捷足先登，赚得钵满盆满。我们有些人行事总不过大脑，老是想当然。或者因为短视，一哄而上，从而折本破产。在这偏远之地，资本运作，仿佛唯有餐饮、房地产，才是稳赚不赔的成功的案例。
我并不知道，第二天，X眼睛一眨一眨地拉他到一边对他说：“去西线，我负责跟你联系相关事宜。”
那时正值乡村旅游热，他一头扎了进去，他请人清理河道，买了100只皮筏子。邀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搞了一个仪式，搞了近百桌开业宴，当天就有几百人浩浩荡荡地从紫薇河漂流到永义。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月甚至数月，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遍地黄金。资金被套牢，生意萧条的景象让他灰心丧气。
没有调查研究，未经考察实施的项目，盲目上马，注定其失败的命运吧。
据我所知，西线河段，水流平缓，并无落差，并不适合漂流，况且外地游客游玩梵净山多半选择东线。
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染上毒瘾，如果不是我上厕所，看见他躲在厕所一隅用锡皮子吞云吐雾，不是他那脸色蜡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个瘾君子。我们交集并不多，他更多的时候跟X在一起，两人好得像穿了连裆裤。那时，他的女人仍在外面打工，在她知道他吸毒后，全面地控制了他手中的经济来源。
有一次，我问他：“你有那么多的钱怎么用？”
他嘿嘿一笑：“喝酒，打牌，嫖人呗。”当然，他没有说吸毒。
在贫困落后的梵净山区，像这种事例俯拾即是，在他们有限的认知里，并不知道财富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在外翻砂、挑汉、放鸽子……在积累一些原始资本后，或许因为无聊，或许因为……有些人染上了毒瘾。他们穿着光鲜的衣服，吃喝嫖赌无所不作，甚至还有些人以毒，养毒，锒铛入狱，甚至死在毒瘾上。
我有一个叫毛麝的朋友，有一次他妻子对我说：“你见到他时，劝劝他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再吸毒了。”她顿了顿又说：“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关进去，最好是送进戒毒所。”
想不到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病入膏肓。当他死在病床上时，他的妻子满脸凄惶地对我说：“还是你们好，饿不死，也撑不饱，钱那东西真是害死人啊！”
我不敢去剖析这深层次的原因，毕竟这是极少数。当人们富裕起来以后，他们需要怎样的精神世界呢。
吸毒是条不归路——那么，是否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文明似乎与金钱并没多大关系。
当年保护区实施GEF项目，我们曾经对当地社区做过调查，社区中80%的青壮年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文化普遍偏低。村庄多是妇孺、儿童，你看见的院落青苔密布、荒草丛生，就是一些修建好的建筑也无人居住。多年后如若不是精准扶贫项目的实施，一个个的村庄会不会自然消失呢？
我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大山，我被它无所不包的沉默所震撼。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这样站在窗前，凝视着虚空却又无比坚实的世间。仿佛世间从来就是这样世事纷扰，不可捉摸，只有溪流还一如既往地向前奔流。
多数时候，我会沿着溪流的那条路慢慢地行走，有时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相对而言，我与同村里的春狗一起散步反而要多一些。
若干年后，我在梵净山门口见到他，他已经成为一个环卫工人，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我们无意聊到毛麝。
他说：“你不会想到吧，毛麝那又漂亮又有钱的老婆嫁人了。”
我说：“她嫁给谁了?”
他说：“老P呀。”
老P是乡里有名的混子，恶少，除了赌博，好吃懒做，30好几还单身一人。世事轮回，他真是捡了个大漏。
有次，我去鱼泉沟，刚走进河口，我就看见一个幽灵似的人物——削老壳，几年不见，像死鬼一样，他躺在村庄一棵大树下，半死不活的样子，我就猛然想起鲁迅的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来。更何况那是改革开放的年头，有些人并没有在历史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实，这也不过一小股浊流。相形之下，多数人却与之走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勤勉劳作，终至发家致富——有人成为企业家，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有人返乡创业，带动一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当年我曾奇怪地认为，一个人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有些人一辈子也摆脱不了上辈人留下的基因。
这是一个荒唐的谬论——因果循环，种下什么因，真就有什么果？我们的一生都会在世界这个无形的大海里泅渡，有的人顺利地上了岸，有的人却被风浪所淹没。我想，在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有着太多的变数和可能，都有着不同的际遇，像一个被机器咬合的齿轮，留下的仅仅只是岁月的零星碎片。
有次，我们在一个人的作品研讨会上，讨论一个人的作品。有人说：“现在的人过多地关注细致微末、鸡零狗碎的东西，缺少现代意识，抒写因苦难而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因而失去了史诗般的大气。”我却不以为然，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人的经验，也是民族的经验，世界的经验。当它们汇流成河，何尝不是历史，一部史诗。
动物学家一直在强调物种的天敌，而我们人类的天敌呢？
打败我们的也许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
梵净山九十九道溪流，那是诗人特质的说法。
就如上古时期的《山海经》，往往将神话与传说，想象与现实神奇地糅杂在一起，人神合一，奇诡、绚丽，成为我们追溯历史的滥觞。
那天我走出鱼泉沟，翻越了一个个山峦，蹚过一道道溪流，我浑身汗湿，竟无一干爽。
若干年后，常棣问我：“你还记得我们的鱼泉沟之行吗？”
“记得。”
他要我谈谈向导、谈谈老陶。
我说：“向导兴国依然住在大河边，他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上山砍柴，下田耕地了，他有时卖草药，有时卖臭豆腐，他现在开了个小餐馆，就在景区门口，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老陶去世多年了，他的一家，早在整体移民搬迁之前，就率先搬到月牙河了，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
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实习时的生动细节不。我们小组负责两栖动物标本采集，你在外面前面带路，当电筒光照在一个石蚌身上时，你伸手一抓，却猛然发现一条毒蛇。”
石蚌，又称石蛙，无尾目蛙科蛙属的蛙类。尤喜栖息在海拔1500～2400米的水沟或山间溪流内。它们白天通常隐藏在石头下面，晚上则在岸边或石头上活动捕食。石蚌不仅是一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还具有一定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它们的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被誉为“百蛙之王”和“蛙中皇后”。
他说：“你很机灵、果敢，猛地一下就躲开了。”
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10年后，我们坐在省城桃园结义酒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有意安排。
那天我从鱼泉沟回来，他们制作标本，将剔除的肉体收集起来，就在我住的楼下，煮了一锅，喝酒、聊天，直到天明。
这家伙有着一张白皙英俊的脸。我就想起了那个远在苗王坡的苗族女生，躲在他身后，用爱恋的神情看着他，那应该说那是一个人的初恋。
我听人说这个苗家女子，多年后去了温州，在那里成家立业，最终成了老板。
直到今日，我也再没看到这个纤弱美丽的苗家女子。
他还说：“如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鱼泉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