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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一望无际的老河套看不几块冰，整个河床就像一片大大秃疮，只有北部一条瘦瘦的大溜，能够证明老哈河的存在。嗷嗷的老北风就像进入无人之地，把我家后屋的梁檐吹得就要上了天，就连麻雀也绕过我家到别人家的房檐下栖居了。父亲给火车站干活，跟人家要了两麻袋煤，每天早晨起来烘一阵，勉强让屋里的酸菜缸不上冻就行了。晚上睡觉前，母亲要准备两筐碎柴，比如麦芒、淤柴等，点燃后塞进灶堂，然后堵上灶门，如果遇到风大的天气，还要把烟囱板插好，让这些碎柴慢慢燃烧。尽管如此，外屋的水缸还是冻上了厚厚的冰茬。
父亲从外面打牌回来说：“锥子挖不动地皮了，在外打工的人也都回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的人们开始进入了漫长的“猫冬”的季节。
“猫冬”，是北方根据季节的变换，尤其是从立冬开始一直到春节前后，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像猫一样蜷缩在家里。人们常说的“冬仨月”，就指的这个季节。当然了，猫冬也不是无所事事，人们在寒冷的冬天会提前储备一缸酸菜，腌上一缸咸菜，有的人家还储备一些干白菜、茄子干、豆角丝（晾干），主食的米面也都趁着冬天来临之前进行加工储备一些。
我们小的时候，在寒冷的冬天，我可以跟着哥哥他们一起到北面的大溜去滑冰。冬天的河面干净透明，透澈清凉的哈河水背冻成一米多厚的天然滑冰场。浅水处还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石、水草、树叶，一些不会游动的小鱼就像化石一样留在冰层中的气泡中一动不动。我们在冰面上可以打出溜滑、打冰嘎、滑冰车、打片子，你根本不用在意寒风的凛冽，玩热了，还可以解开棉袄的扣子，直至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都已经疲倦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有时候遇到下雪天，我们就在五大爷家后面的一个菜园子里“打姥爷（游戏名）”、“抓小偷（游戏名）”、“撞拐（游戏名）”、“杀马仗（游戏名）”……其实，那个园子是平永峰和他老母亲家的园子，夏天的时候可以种菜、种烟，到了冬天，那里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有时候一些大孩子也会参与进来，他们永肩膀驮着我们在一起杀马仗（两个人一组），或者杀马仗（三个人一组）……双方征战不休，厮杀声、呐喊声响彻云霄……平永峰排行老小，外号叫“老嘎达”，后来他年龄大了，到外地当了养老女婿，他的母亲也搬到平永贤三儿子家居住。后来他们的房子卖给了我的一个叔伯哥哥叫陆相忱。陆相忱买了那个院子以后，又进行了改造和扩充，变成了陆相忱家的院子……
时光的车轮进入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那时候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逐渐普及，那代人的游戏逐渐从户外转向了户内。然而这些东西，毕竟还是少数人家的“奢侈品”。对于那些无所事事的大人们，猫冬的习俗基本上就是打牌喝酒、谈婚论嫁。半夜里，张家丢了一只鸡，李家丢了一只鸭，大多是被这些打牌输掉的“赌徒”给偷掉了。有一次我们的邻居宋书记家丢了一只鸡，码脚印码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很显然，那个“偷鸡贼”一定是从我家的院子进去又出去的。因为宋书记家是黑色的铁大门，一般人是无法直接进入的。
说到打牌，就要有“局家子”，相当于现在的棋牌室。这种局家子最好是一个光棍，因为那时候农村打牌的人都是男的，打牌过程中免不了会唠一些荤素搭配的“猛料”。说到局家子，就不得不说一下宋景。按乡亲拎，我是要叫四哥的。宋景四哥的年龄和我父亲一般大，黑黑的瘦瘦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是一个很懂农村世故的人。宋景四哥的老伴去世早，几个姑娘出嫁以后，儿子也成家另过。他老来无事，喜欢热闹，就招引一些人到他家打扑克。一入冬，他就把小屋烧得暖暖和和的，不用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们就凑到他家打牌。当然，“灯碗子”钱是要抽的，谁赢了，就给他扔个块八角的。
俗话说：“赌场无父子。”父亲和哥哥也都是这里的常客。宋景的儿子叫宋建东，皮肤和他老父亲一个颜色，人送外号“黑人”。“黑人”打牌输了，就跟他老父亲“借”，说是借，输了也就输了。“黑人”为了戒赌，竟然把自己的手指用菜刀垛掉了一节，然而，赌还是没有戒掉的……
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徐”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在大队或村委会工作。“大徐”按老乡亲拎我是要叫二哥的。徐二哥个子瘦瘦的高高的，说话总是露着一口嬉笑的金牙。徐二哥家有一个貌似天仙的姑娘，经人介绍与村里的另外一个当官人家的儿子结了婚。由于门当户不对，徐二哥家姑娘结婚的那天，腰上扎了好几层腰带……大约不到一年的光景，两家终于从秦晋之好，成为了陌路之人。从此以后，徐二哥就不在村委会工作了。后来，徐二哥呆着没事，就成了这些打牌人中间的一员，而且成了这里的常客。
人们吃完晚饭，没事就往宋景四哥家聚集。有时候人不到齐，会扯几句闲篇。比如谁家的媳妇跑了，谁家的媳妇生了，谁家的谁订婚了，都是其中的热点新闻。我第一任的媒人正是徐二哥和宋景四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