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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婚姻虽说完成得不是很顺利，却也真实地体验到了农村婚姻的所有流程。我从砖厂打工回来得时候，我把从肚子里省下来的300多块钱，交给了母亲。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第一次挣钱，说什么也没有要，而是叫我先到供销社买两瓶酒放到柜子上，还说：“这是脸面问题，别人看了好看。”我赶紧跑到供销社买了两瓶“套马杆（酒名）”放到柜子上。母亲说，“你这身衣服还是你去砖厂时候穿的，你拿着你挣的钱出去买身新衣服吧，尽量买好一点的。”
听了母亲的话，我坐了公交车去了新惠（敖汉旗政府所在地），逛了几个商场，买了一身新衣服，外加一双皮鞋。看看好像还需要点缀点什么，于是就跑到一家眼镜店，把自己在砖厂被人打掉一条腿的眼镜修了修，然后又去了一家理发店理了一个发。我在理发店里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颇有几分满意，就去新惠中学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
我们原来高三九班的一个槽子吃饭的刘同学、韩同学，他们已从木头营高中转到新惠中学重新“备战”了。他们在外面租房住，轮班做饭。几个老同学见我过来都很高兴，他们还买了酒，我们又一起诉说着当年的一些往事。刘同学说：“咱们班的那个谁到商场上班了，有一次我们去商场还看见了她。”韩同学说：“你有没有对象呢？咱们班的那个谁不念书了，我们一个村子的，给你介绍介绍吧。”刘同学说的那个谁，曾是我心中的最爱，而韩同学说的那个谁，我曾是她心中的最爱。那些尘封的岁月又不经意间闯入我的心扉。所谓的情感往事，从我离开学校以后，才觉得那些都是空中楼阁。我知道，我兜里有的只是在砖厂里拉水坯车挣来的300多块，又花掉100多块买衣服的剩余。
所有的结束和终点，都必将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第二天一大早，我趁着刘同学、韩同学他们去学校早自习的空档，悄悄地替他们叠好被子，打扫了房间，然后又帮他们把门锁好。我一个人出了门，打了一个三轮摩的去了汽运站，然后坐班车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八家村。
父亲和母亲已经在家里酝酿好久了。他们一看到我回来，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他们对我的这身行头也表示满意，一套是军装，一套是西装，尽管都是杂牌，在农村也算是很上档次了。为了增加一些点缀，我还把刚修好的变色镜戴上，自认为是一个知性的小生。夜已经很了，父亲和母亲还在为我的婚事着急。只听父亲说：“咱门家穷的原因是供儿子念书了，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门头偏高一点的，人家才不会嫌弃咱们家穷。”母亲也抽着旱烟说：“相华订婚的事最好在年前，明年下了秋结婚。如果过了年，相华就是24（虚），结婚就得25（虚岁），而25本命年是不能结婚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父亲从外面领回了两位 “贵宾”，一位是我们村子在银行退休的老干部石俊臣，另外一位是在村里开配种站的于跃友，他们都住在八家供销社的那条街，也是村子里有着影响力的人物。母亲把提前就杀好的公鸡准备好，嫂子过来帮忙，哥哥也过来陪酒。酒就是我打工回来买的那两瓶“套马杆”。母亲站在地下听这些人说着闲话。酒过三巡以后，父亲就让我给两位贵宾满酒，然后就着酒话让二位看着有合适的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最后，大家把焦点落到了石俊臣的亲家张振玉的老姑娘身上。“好像还没有找呢，但还不确定。”石俊臣若有所思地说。张振玉原来在我们供销社做收购员，也是石俊臣的亲家，显然是门头不矮。大家就就开始敬酒，于跃友三哥赶紧说：“找没找你给问问，至少有个人眉目，来整一个。”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想当中那么顺利。没过几天，石俊臣那面传话过来说，人家张家的姑娘已经找对象了。
没过几日，父亲又从外面领回家一位“贵客”，名曰宋清，好像当时在七八队当过队长，说是孤山子那面表亲家有一个姑娘，不知找没找（对象），帮忙问一下。母亲又奉献了一只公鸡，我也是满怀希望地敬酒。记得宋清临走时和我父亲说：“老叔你就等着听信吧。”差不多过去十多天了，父亲就过去问宋清有无结果，宋清的回复是，他们本家的一头毛驴丢了，他这些天帮着出去找毛驴，结果就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了。
年关越来越近了，按照我国民法典规定，男性结婚最低年龄为22周岁，女性结婚最低年龄为20周岁。然而在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年轻人大多是先结婚后办证的。如果到了22周岁，你还没有订婚，那就叫“过站”。如果“过了站”，就要定性为“光棍”。过了年我就23周岁了，我的“未婚妻”一点眉目还没有。说老实话，我在外面读书那几年，也曾有人给我提过亲，都被父亲婉言拒绝了。而如今，我却成了村子里的边缘人物，甚至村里的好多人都不认识我。
父亲再也坐不住了，他吃过晚饭，早早地去宋景家打牌了，说是打牌，其实在给我散布征婚信息，虽然不是文字性，却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征婚广告：“某男，22周岁，高中毕业，身高170厘米，想找一位年龄相当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