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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这个词在中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含义。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大量农村人口由于各种原因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些人口往往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居住条件，因此被称为“盲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这一群体的身份标签也在不断演变，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盲流”一词，也逐渐被“农民工”或“打工人”所代替。
孙海义，应该属于我们哈河岸边第一代打工人。孙海义的父亲叫孙连生，是一个退伍老兵，高高的个子，有一点猫腰，他是黑小我大哥的岳父，因此我管孙海义老父亲叫三大爷。孙海义排行老六，身上有五个哥哥，还有几个姐姐。而他们家住在九份地，归白家店（村）管辖。那些年，我们八家河套地好的时候，他们那还几乎颗粒不收。就是这么一大家子，不说别的，就说几个儿子娶媳妇，无论如何都是要命的。然而，三大爷虽说算不上英年早逝，却在人生的道路上早早地退场，剩下孙三娘一个人执掌着这个家。如果稍有闪失，出一两个光棍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孙三娘是一个干净利索的老太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非常有人情，就想我们这些晚辈，到他们家串门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张罗几个像样的菜，然后坐在那里和你唠嗑。
我是1992年高中毕业那年，学校补充教材的时事新闻，以及收音机里不断传来上海杨浦大桥、徐浦大桥投产竣工的消息，我当时对邓公的南巡讲话的理解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而就在此前几年，孙海义就有了农村人进城的意识，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却跑过赤峰、锦州这些所谓的“大城市”，而且他善于发现一些新鲜事物。记得那时候，他有一个傻瓜照相机，也是我上下村子拥有照相机不多的“人士”。他骑着一个自行车，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走到学校、建筑工地、甚至田间地头给人家拍照，很像一个小资青年。他照完一卷胶卷之后，就去赤峰的照相馆去冲洗，回来的时候，再向被照相的人收取点差价。虽然赚不到大钱，却也在农闲时节填补一些散碎的银两。
也正是那时候，他结识了一些外出打工的老板，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他们哥几个，包括孙海庭、孙海山、孙海江都跟着他一起到砖厂搬过砖，也正是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甚至通过打工赚来的钱讨了老婆。
哥哥说当年出去打工也是跟着孙海义他们一起过去的。当时孙海义领着锦州砖厂的刘建军和一个付砖的董师傅一起来的，在我五大爷家，也就是羊倌我大哥家（孙海义的姐姐家），吃了饭，还喝了酒。那年七月，哥哥也从砖厂请假回来收割小麦了。记得那时哥哥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掖在腰里，下身穿着一条宽大的老板裤，腰上还扎了一条新皮带。很显然，这是他从砖厂回来刚刚制买的一身行头。从样子来看，已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那时候，哥哥家的小孩才刚刚会走路，他就在院子里领着儿子转圈，不时地传来欢快的笑声。嫂子看着哥哥的样子，也露出十分欣赏的面容……
俗话说，麦熟三晌。老河套一马平川的麦田就像金黄色的海洋，波涛翻滚，村里人看到这场景都是满眼的喜悦。早晨四五点钟，父亲就把我和弟弟叫醒了。一来麦地离村子的距离有点远，二来早上没有太阳，可以免受太阳的炙烤。因为麦田里川豆子，所以割麦子的时候要倍加小心。麦子收割以后，豆子也开始封垅。父亲依旧市主力中的主力，他在前面三根垄，我跟着父亲也是三根垄，弟弟在后面两根垄。父亲在前面开始磨刀休息了，太阳也露出了粉红色的霞光，瞬间，大地又开始冒出了热气。这时候，河套川的人们逐渐热闹起来，有的套着毛驴车来的，有骑着自行车来的，还有的带上几个亲戚过来帮忙的。总之，麦收的季节总是把老哈河畔装扮得热热闹闹，毕竟抢收不等人啊。
等小麦收割得差不多了，父亲便到后面打捆，我在前面开镰。父亲便开始赶着他心爱的马车出发了，我们坐在车上，看着他那神气的样子。到了麦田以后，父亲先是把马卸了，把缰绳拴在车辕上，然后在地头割了一些水草放在枣红马的跟前。我们开始接着头一天的茬继续收割，等干了一起活的工夫，父亲返回开始装车了，而我和弟弟依旧在前面收割。
有时候忙不过来，父亲还会喊上我。他在下面往上扔，我到车上进行摆放，麦芒扎得浑身又痒又痛。拉麦子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麦田里的土质松软，车轮碾过以后会陷下一条深深的车辙，马和人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父亲赶着马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父亲搬着车辕桩在喊“驾”，枣红马在前面使劲地拉，父亲和枣红马一样，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父亲把这些麦子拉到我们自家的场院，母亲在家中一边给我们做饭，一边给小麦进行翻晒，因为新收割的麦子容易返潮生芽子。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几年我们河套川小麦的收购价格是三毛九，四毛，四毛二。这让我想起了叶圣陶先生《多收了三五斗》。我来不及和父亲继续劳作，便开始收拾行囊，和哥哥一起外出打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