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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是这架巨型机器中的一个个小小的零件，只要被安装到这架机器里，你就身不由己，必须随着机器快速的旋转起来，否则，你就有可能被当作坏零件折卸下来，扔进垃圾箱里去。
我一直是一个状态良好的零件，从来没有偷过懒。所以，从周一开始，我就投身到了快节奏的工作之中，母亲就交给田嫂了。
一日，公司保安打电话说，一位女士找我。我当时想，会不会是田嫂带着母亲来了？
当我走到公司门口时，才看清了来人。
来找我的人是文丽，我的妻子。
我很惊讶，跑上前去，抓住她的手，激动地说：“文丽，你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怎么不直接回家？”
这时，一个异国男人走过来，一把把我和文丽的手掰开。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我大声喊道。
“他是我的男朋友。”文丽说，声音不大，但我能听清楚，可我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文丽，你说啥？我没听错吧？”我急了，声音比刚才更大了。
“你没听错，陈然，我们离婚吧。”我听着文丽的话里每一个字都像钢刀剜我的心。
我的脑袋空白了，几秒钟，也许是十几秒后，我突然拉着文丽手走向一旁，我不知所措，也没有目的，只是想让文丽远离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文丽被我的举动吓着了，使劲地要甩掉我的手。
那个男人冲过来，要把文丽从我的身边拉走。
文丽是谁，是我妻子，我当然不让了。最终动起手来，我们都被请到了派出所。我和那异国男人都有外伤，好在都不太严重，派出所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教育，并作行政处罚处理，对于离婚事宜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看着文丽跟着别的男人走了，连头也没回，我实想不明白，一万个想不通，以前清纯可人的文丽，哪儿去了？出国才三年多，她怎么变得让我无法正常面对了。
她是谁？我是谁？他又是谁？带着这些疑问和头上的伤，我神情黯然的回到了家里。本不想回家，我不知道如何给母亲交代，可我又能去哪儿，只能像一头败下阵来的斗牛，把屈辱和不甘裹在皮囊之下。
那天，我回家比较晚，母亲和田嫂一直在等。看见我头上的伤，两个人都很紧张。
母亲上前端详着我，问：“儿啊，怎么啦？要紧不？”
田嫂也关切的地问：“陈先生，你这是怎么啦？”
我面无表情，说：“不碍事，你们不要紧张，咱们吃饭。”
这顿晚餐三个人全程没说一句话，我勉强地塞了几口，草草地就结束了，搁下碗，上了楼。我看不见母亲，可以想像得出，母亲惊愕的眼神一直把我送上了楼。
没多一会儿，母亲敲开了我的房门。
母亲坐在我的床前，注视着我，说：“我的儿啊，有事跟为娘说说，不要一个人扛，这样会伤身体的。”
母亲渴望知道真相，我也想知道真相，可我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母亲是我现在唯一可以倾诉的人。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握住母亲的手说：“老太太，不管有多大的事，您都要挺住。”
“我的好儿啊，为娘我活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事没见过，我挺得住，你说吧，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母亲安慰我。她老人家一个人，早早的承担起了全家的重担，什么风雨没见过，她不止一次说过：我吃的咸盐比你们吃的白米多。
“文丽，她回来了，她要和我离婚。”我缓缓地说，语速尽量放慢，看着母亲那饱经沧桑的脸，想从中捕捉到一丝一毫的惶恐和不安。
听了我的话，母亲没有言语。
过了好一会儿，母亲说出这样一段话来：“雀儿离家太久，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你得帮帮她，你要让她知道，一家人都在念着她，等着她，我们大家都离不开她。”我们老家把鸟儿叫雀儿。
我听懂了母亲的意思。
第二天，我请了假，专门去了他们入住的酒店，我想和文丽认真地谈一次，毕竟我们三年没见面了，沟通需要有一个过程，昨天是我冲动了，没管好的自己的情绪，责任在我，这个我承认。今天，我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坦然面对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一切，只要能找到让我心服口服的答案就行。
我通过酒店前台打电话把文丽约出来，我在咖啡厅里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文丽如约来了，温文尔雅，风姿绰约。
我赶紧起身，上前双手扶椅，让坐，和从前一样。
“你来了。”我问，“在那边好吗？”
我竟然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我很好，你怎么样？”文丽问。
“我，就那样吧。”我正在努力搜寻可用的词语。
这时，我看见昨天那个异国男人又出现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拉了一把椅子，直接坐在文丽身边。
我做出无奈的手势，示意文丽让他离开：“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我不需要旁听者。”
文丽用外文对那男人说了几句，但那男人固执地摇摇头，说出了两个我能听懂的单词：“NO！NO！”
我有些愤怒，但极力保持克制。
我告诉文丽：“请你告诉他，你现在仍是我合法的妻子，他无权干涉我们的谈话自由，否则，我将不客气。”
我觉得自己是对牛弹琴。文丽对那个男人说了许多话，可那个男人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无法继续下去的谈话。我意识到文丽遇到了危险，是不是被人控制，是不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些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充斥着，让我无法冷静。可眼前的现实必须冷静，我，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对文丽说：“是这样，你和他先沟通，我去一趟洗手间。”
我选择了报警。我说，我的妻子被一名外籍男子控制，失去自由，有危险，请求援助。
不到五分钟，五名警察就赶到的酒店咖啡厅，把我们围了起来，周边也拉起了警戒线。
“谁是陈然？”警察问。
“我是。”我站起来回答道。
“请出示身份证。”
我递上身份证。
“谁是你妻子文丽？”警察讯问道。
我指了指文丽，说：“是这位女士。”
文丽已经站起来了，她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个外国男人也是一脸懵。
“你们是夫妻，如何能证明？”警察继续讯问道。
“我这儿有结婚证。”我从包里取出了结婚证。今天出门前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当时没多想，总觉得万一用得着呢。不过，还真用上了。
警察看了一下结婚证，然后对文丽说：“这位女士，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
文丽把身份证和护照一同递过去。
“你和这位先生是夫妻？”警察问文丽。
“是。”文丽回答道。
“那么这个外籍男士是你的什么人？”警察指着外籍男人问文丽。
“朋友。”文丽回答。
“只是朋友这么简单吗？”警察进一步核实情况。
“就是朋友，是男朋友，我这次回国就是准备和我丈夫离婚。”文丽回答道。
随即另一名警察向外国男人索要了护照。
“文女士，我需要提醒您一下，离婚是您的权利，未离婚前，仍是婚姻存续期，责任和义务您应该清楚，我希望您遵法守法。”警察说完，又指了指我，继续说：“陈先生报警，说你受到了胁迫，这件事我们需要调查，请您和这位外籍男士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
“陈然，你怎么能这样？”显然，文丽生气了，好像受到了委屈，眼泪快溢出眼眶了。
我说：“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这个男人跟你形影不离，我们连单独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怕你有危险，我也是没办法呀。”
“都别说了，陈先生，你也必须配合调查。”
我和文丽，还有那个外籍男人一同被带到了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