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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乡胡乡长辞去了其乡长的职务，此后不到两个月，胡乡长因为心情郁闷，经常醉酒，遭意外而死。而胡乡长的辞职、到死去，可能与水若山间接有关。
那是零一年十月，全县对所有乡镇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因为局里人手不够，工作任务重，时间要求紧，水若山被临时抽调带一个组到新元乡审计。
审计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审计组吃住在乡里，临近外勤审计结束的那个傍晚，水若山与胡乡长一起在扬澜湖边散步。水若山说，“审计结果并不理想。”
胡乡长说，我也知道，“但很多东西并不是下面的人所能控制的。”
于是水若山很认真地倾听这位乡长往扬澜湖里倒的苦水。
我是本乡土生土长的，工作了二十年，干了三年的副乡长，当了六年整整两届的乡长，在同一个地方呆这么长时间，这在其他人身上是不多见的。没有当正职以前还不知道正职的艰难，当了正职才知道。这六年来我仿佛就是活在两个字中——任务。
首先是财政税收任务。九四年国、地税分家以后，税收任务就一直压在各乡镇领导的肩头上，收税似乎成了我们乡镇的事，跟地方税务机关好像毫无关系，他们只需要两倍、三倍于我们的工资，但税收由乡政府包干，钱由乡政府去收，他们只是负责开税票。
上面也只是想当然，税收任务每年都固定地按比例增长，从来就不考虑地方的实际税源，有移民建镇任务的乡镇都是按移民补助资金扣缴税收的。但这只缓解部分税源的问题，大部分的税收缺口是向老百姓摊派征收的。
屠宰税是按人头摊派的，外出打工人员的打工税是按人头摊派的。每年年关时，没有完成摊派任务的村，都是乡里组织力量到各村催收，没有钱的，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搬人家的东西，有捣蛋的，还有乡派出所的人把捣蛋的人抓来关黑屋。
唉，年年如此，老百姓都骂呀，什么土匪、比兵痞子还要痞呀，你可能也听说过，前几年一个乡还因此闹出人命来。年复一年，面对我贫困的子民，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两年的税收任务更重、更紧张了，老百姓的觉悟也提高了，要想按比例提高摊派的基数，简直不太可能，那就只好去外面找。真正的招商引资任务完不成，招商引税的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
招商引税，说得好听点是花钱去买税，正像你们审计组这次审查出来的，各乡都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将外地的税收引到本地来。
引税是有代价的，建筑业和运输业的综合税率都是6个百分点，我们就只有跟纳税人商量，我们负责开具税务结算发票，纳税人只须交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也就是只交一半，另一半即带征的所得税由乡里面用经费垫付。
同时，乡里还有奖励负责引税来的朋友，比例一般是纳税人实交税款的一半，也就是总税额的百分之十五多点。乡里也算了一笔账，垫付的所得税是整个应缴税收的一半左右，但完成了任务，县财政返回乡里的可用财力是百分之八十五，扣除乡里垫付的一半和引税费用的百分之十五，乡里也还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不管怎么说，钱还是弄了一点，也可以保证完成任务，不至于一票否决。
“但每个乡镇、每个县都这么做，不仅国家造成巨大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这是违法的。”水若山插上说。
我也知道这违法，我能不知道，县里的领导也知道，从政这么多年，当然知道这是违法的。想必你也听说过，去年南方某国税局来我们县调查，说怎么一下子有那么多的运输发票都是从我们县开出去的。
运输发票有7个点的增值税抵扣，提供运输的人只要交一半的税收，还有奖励，当然乐意到这里来开票啦，当时还把几个乡镇的领导吓了一跳，生怕查到自己头上，虚假的增值税抵扣，骗取国家税收，麻烦可大了。
但有人说，你们怕什么，能引税到这儿来，肯定已经做好了当地税务主管官员的工作，他们不认可，他所管辖的企业能通过税务检查吗，派人来调查，无非是做做样子，应付上面的听到风声便是雨的领导而已。
所以今年还照样引税，只不过不轻易给发票的抵扣联给人。现在有好几个乡镇都有固定的引税人，完不成任务的乡镇奉他们为祖宗，为上帝，我们都戏称这些神通广大的人是“引税专业户”，就像其他新兴职业一样，他们总是特别受青睐。
胡乡长在湖边的一块大石上坐下来，捡起身边的一根干树枝，双手只轻轻一折，将枯枝折断。深秋的晚风已有很浓的凉意，将胡乡长因激动而泛红的脸颊吹拂得更红且有烧灼的感觉。
水若山陪着他坐下来。这些情况他早已清楚，他在地税干过差不多两年，可以说体会更深，也因为此，他才离开了地税。只是没想到，他离开地税以后，情况更糟。
有的地税分局还借乡镇迫切完成任务的弱点，做税收上的纸上文章，从而收取乡镇的税收分成或弥补经费不足。依法征税和管理本来是地税机关的事，现在由乡镇全部包干了，一票否决呀，完不成就没帽子了。
所以辛苦收税的是乡镇，享受税收成果的是地税机关，有的地税干部一年也难得在乡里面住几天，但年均个人收入却是乡里干部的两倍甚至更多。这种不公平向谁去说呢？水若山不想去细想，他继续倾听胡乡长的诉说。
其次是招商引资任务，胡乡长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招商引资也会成为政治任务，也列入了一票否决。我土生土长在这儿，本地的自然资源我很清楚，可要到大都市去寻找那些见多识广吃四方的客商来我这个交通不便的湖边小乡投资办厂，我哪有这能力。
但任务又不得不完成，只有做做样子，跟着上面的领导去珠海、上海、厦门等地招商，一年下来，商没有招成，钱花了不少，花的那些钱，我心痛呀。钱丢在了水里，至少还能听到“咚”的一声响，可现在“咚”都不“咚”一下，税收任务没完成，招商引资没完成，全乡的干部都只发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我还白白地花了这么多的钱，年底我拿什么去发一点点福利给我的一年到头辛苦工作的同志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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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又下了任务，要我们乡到县城的工业园去买地，建厂房，招不到商就自己做，至少要让省、市领导来考察，看到我们县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厂房，至于是不是有真正的商在里面，来考察的人也管不了那么多。
没办法，向干部借资、集资，买了地，建了厂房，弄得我的干部怨声载道，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呀，有这样招商的吗，这与大炼钢铁和搞园田化有什么区别呢？
招商也和财税任务增长一样，只是外商投资额增长比例比财税任务增长比例更高，而要完成了招商任务，相应的招商带来的税收增长也更多。既然招到商了，税收肯定也得增长。
如此循环，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农民的税收负担也更重了。
胡乡长就坐在那儿，就近拣了块小石片，挪动身子将小石片横着使劲甩向湖面，他是想打几个甚至十几个漂亮的水漂。
可是不成功，小石片只跳跃了一下，便沉到湖底了。虽是10月中旬，湖水却干了许多，湖滩上的淤积物层次分明，有发白的贝壳，有枯枝烂草，但最明显的还是淤泥，是被日光和风干了的淤泥。
今年天干得自来水公司都取不到水，县城的居民都经常停水，守着偌大的一个扬澜湖却找不到水喝。
胡乡长继续说着，他还有好几个任务没有完成，比如党报党刊的征订任务，层层分解，到乡、到村、到中学、小学、到乡直各单位。
那些报纸大多数大同小异，报道的新闻各级报纸几乎都一样转载，倡导廉政建设的文章和案例几乎每张报纸和杂志里都有，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也常说。
但党报党刊和各部门的刊物也像财税任务一样，年年都呈比例上升，许多单位和企业都倒闭了，报刊征订数量却有增无减。还有，每年这么多的报刊杂志，那得毁多少林啊。
每年年底，各单位都将这些根本没人看，但堆放整齐的报刊按6毛钱一斤卖给收破烂的，卖了几百块钱就在元旦时加个餐，买点水果大家在一起过个新年茶话会。
现在的任务也是名目繁多，纪委监察局的有收缴违纪款的任务，检察院公安局的有收缴脏款的任务，你们审计的也有收缴款任务，土管、物价、城管、环保的等哪一家都有收缴任务。这是不是要人们相信，这是个邪恶的社会，是毫无法制的社会。
就好像我们的单位都肯定违纪，我们的干部都肯定违法，不违纪违法就不正常，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相信。连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也有收缴计划外生育费的任务，也是一票否决，任务分解到乡、到村。完不成任务就由乡里面用经费去垫。
上面的政策和法律，执法部门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人遵纪守法，什么都以任务来衡量，领导干部有没有政绩，有没有管理能力，就看你能不能完成上面的各项任务。说白了，是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从老百姓的嘴里把钱抠出来、榨出来。
那些会想办法完成各项任务的基层领导干部经受住了任务考验，所以提拔了，做了县领导、市领导。他们同样又用这种方法去管理下级。
到底有没有哪位领导把百姓的负担、百姓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多数领导即使了解百姓，也是假装糊涂。难道上面的领导就不知道这些吗？明明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而且是一些非常重大和致命的问题和缺陷，每次总结大会上，也要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可以解决的，但这些问题何时解决了，缺陷何时弥补了？
胡乡长显得很激动。水若山很少插话，他有同感，他不想打断他。这位在基层摸爬滚打二十年的领导，他深知他的子民。在对该乡一周的审计过程中，胡乡长总是积极配合，把他想说的，知道的全都如实告诉了审计组，他似乎全不忌讳这样的审计结果报告，对他的政治前途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六点半了，天静静暗淡下来，乡办公室的秘书给胡乡长打了个电话，说晚饭准备好了，审计组的其他几位同志在等他们回去吃饭呢。
胡乡长这才站起身，拉着水若山的手说，“水所长，不说这些了，今晚是审计组在这吃的最后一顿晚饭，我特意跟食堂打了招呼，加了几个菜，这几天你们都说有制度，从没沾过酒，今晚就破个例，我们就喝个痛快，如何？”
水若山望着他被月光映照湖面反射到那张充满正气但很憔悴的脸，突然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凛然，他觉得没有理由去拒绝他的诚挚的邀请。
此时他沉寂许久的内心，也因胡乡长的一番话而像这晚风下的湖水一样，激起了层层波浪。是呀，他也很想再热烈地大醉一次，就当作是给自己下的一次政治任务吧，一定要完成它。
第二天一早，审计组一行五人离开了新元乡，临上车时，胡乡长请水若山到一旁说话，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个信封，非常小心地呈交给水若山，说，“这一封信里装的是我按这次审计要求写的我任职六年的述职报告，请审计组收下。”水若山接了，放到公文包里。
“这一封呢，”胡乡长停了停，思索了片刻，像是鼓足了勇气，“这一封是我呈交给县委组织部的辞职信，请您替我转交给组织上，好吗？”
水若山不解地望着他，不知如何去说服他收回时，胡乡长已自己将信放进了水若山的公文包里，弄得水若山一脸的愕然。
回来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等水若山将对该乡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情况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请审计组的小王和小江送交胡乡长征求意见时，那封信还在水若山的包里。水若山想，胡乡长看了实际结果的审计报告，应该像别的乡镇一样，会提出要求作较大的有利于自身的修改意见。
但是胡乡长没有，相反，再次强调了，上面下达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是真正加重农民负担，严重遏制地方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区域经济彻底崩溃的结局。
这是一份完全自责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的反馈函。胡乡长并打电话告诉水若山，说他已写了另一份辞职信，直接邮寄给了县委组织部，上次交给你的那份，如果可以的话，就一并放进对我任职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档案吧，作为一乡之长，我感觉好累，而面对我的百姓，我觉得自己极不称职，我只是做了几年的官，是纯粹意义上的官，不是为百姓谋利益、谋福祉的公务员。
在电话里，水若山没有说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干部选举、人事任命管理体制并不完善的环境里，审计报告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前途。
但从事审计这么多年，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时，都只有针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而为单位或被审计责任人自己作辩解的，甚至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找人说情的。从来就没有过承认审计报告中提出的所有较为严重的问题，并引咎自责的，更没有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档案甚至所有的审计档案里，还有一份被审计责任人辞职的书面材料，他甚至找不到任何审计规范性的文件，给这份辞职材料放到档案里那一个位置的依据。
总之，胡乡长辞职了，虽然组织部没有正式下文。
胡乡长，不，应该叫胡水清同志真的辞职了，他在审计组走后的几天里，将手头上的工作全部向常务副乡长作了安排，然后便不上班了。
总是一个人带着一支鱼杆和一瓶白酒到扬澜湖边垂钓，他应该知道这样的季节，是钓不到什么鱼的，也可能他根本不是想来湖边垂钓，他只是想一个人面对奔流不息的湖水，倾吐几十年来闷积在心中的忧郁。
因为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或者下雪，他都会来到湖边，坐到那块大石上，放好鱼蒌，抽出鱼杆，安置鱼线，然后一甩出去，用一只脚踩住杆的末端，便掏出怀里的酒瓶，取下瓶塞，慢慢地咕着。咕着时，眼睛却注视湖阳上空自由地飞翔的候鸟，脑子里想着，鸟儿何时才能将总在湖阳的漩涡里打转的湖水引向浩瀚的长江，引向辽阔的大海？
当脑子里真的幻想到有那么一天时，他咕咚一下，竟不知道那一口下去了多少酒。
2002年新年的第一天，单位上的人都在庆祝元旦，庆祝过去的一年又完成了上面下达的各项任务，新的一年又依然是在酒杯中开始的时候，胡水清却一个人在老地方，他也在庆祝，他自劝自饮。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总之是醉了，明明是风吹动了鱼漂，他以为是鱼上钩了，而且看起来是条很大的鱼，他激动得用力一拉，鱼钩上什么也没有，却晃晃悠悠的钩住了他脑后方的高压线。
他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下鱼钩，是用力拉断鱼线，还是放弃，现在就回家，总之是谁也不知道他当时想了什么时，那根不绝缘的鱼杆将380V的高压电以30万分之一秒的速度穿透他的全身，瞬间结束了他42岁的生命！
元月五日，水若山以一个既不是他的亲戚、邻居，也不是他的单位同事或要好的朋友，就作为新元老乡的身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在他的灵柩前的香桌上上了三柱香。
死者的家人递上一叠折叠好的冥纸给水若山，示意水若山就在旁边烧了，但水若山没有这么做，而是从怀里取出那封包装如初的辞职信，蹲下对着火盆的火种点着，看着它全部化为灰烬，才如释重负般地站起来。心里想，这封辞职信总算退回给了他……
一连好几天，水若山都在一种不可名状的忧郁中生活着，一天他独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路边摊上的一位看相算命的先生拦住他。
“这位老板，看你神情恍惚，印堂发黑，两颊泛青，近日内必有灾祸，看看相吧，说准了随你给，说不准分文不取，看看吧，为你消灾祈福。”水若山却像没听见他说什么似的，只顾自己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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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政府审计队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他在去广东招商前的那个冬日，齐县约他在扬澜湖上见面，给他交办了任务。他虽然当时有些犹豫没有明确答复，但那个任务一起在心里沉着，从没有放下。
齐县是外地来的，在本县搞了几年，已明白在经济落后的湖阳县，法制很不健全，尤其是有那么一股邪恶势力，体制内传闻的本县“四大金刚”的说法，齐县长早有耳闻，试探碰过几次，的确势力很庞大，碰不得。
只有安排水若山利用政府审计、中介审计和招商引资三重身份的便利，暗中调查取证，找出他们的犯罪证据，这一安排连审计局的丰局长也并不知情。
水若山也明白，仅通过正当的审计程序去搜集“四大金刚”，以及“四大金刚”所维护的那个至今也不知道是谁的神秘幕后大人物的犯罪证据，是不可能的。
首先，审计没有强制措施，他不能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可以传换、隔离审查有关当事人，尤其是部门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其次，审计有一个致命的程序弱点是，审计进驻必须提前三天通知被审计单位，这样被审计单位有足够的时间和手段摆平账内和账外的事。如果还来不及，可以借故比如会计出差了，财务负责人这几天没空等要求审计延期进驻。审计对此无能为力。
其三，审计由地方政府代管，不同县、市，甚至同一县、市，不同的条管、块管单位之间，审计的管理权限受到限制，如涉及到条管单位的调查取证，阻力会很大，要申请上级审计机关的授权，即已错过时机，甚至走漏风声，使审计毫无效果。
这些是审计取证难的根本原因。
水若山在游离政府审计、中介审计的边界时，开始构思“黑色审计”的概念，不按常规程序走，自由如风般，渗透经济社会的每个角落，只要有必要的。
要想做“黑色审计”，就必须逐步充实自己的力量，这是审计取证必不可少的要素，审计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就必须要有代价，这是特色市场经济，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人家提供给你有价值的信息，当然要付出代价。
另外，有了一定的经济势力，形成一种势力网，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提供一种保障，社会知名人士，人大代表，企业家，慈善家等都是一种势力保护，不会有人轻易去动你的，而这些保护装置，只要有钱，一般都可以办到。
而且这种模式的审计，既没有财政预算安排，也没有售后保障。
基于这种理念，水若山在齐县的暗中支持下，凭着他的职业敏感与媒体记者对此事作了明查暗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但记者不敢发稿，因为他是县委中心报道组的，无论是在本县，还是外地省、市发表新闻性作品，都要通过宣传部审稿，这不比无关紧要的，仅供娱乐的花边新闻，或正面歌功颂德的稿件，这涉及到公安队伍内部违反财经法纪和腐败问题。
水若山理解记者，同时非常感谢记者的配合。他现在只想等待时机，将这些暗中得到的证据变为合法有力的审计证据，并公之于众。
这个时机来了，2002年3月。
按照省里的政策精神，审计事务所必须完全与审计机关脱钩改制，改制后的审计事务所改为会计师事务所，设置两年过渡期。两年后，事务所工作人员全部没有编制，自主创业，成为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
水若山没有选择留在事务所，而是回到了局里，担任经责审计股长。
中旬，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全面展开。以前跟着水若山的小陈负责对地税局的征收管理及机关经费收支情况的审计，水若山负责对县公、检、法三家的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
这次审计，水若山毫不隐瞒他的观点，一进点，将审计通告张贴在被审计单位的大门上，上面留了他的电话，他要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举报。还是他的老搭档小江、小王跟着他。
看这架势，他们在一旁揶揄地对水若山说，“水组长，外面有人说你。”
水若山问，“说我什么？”
他们说，“胡汉三回来了。”
水若山笑笑，他们只能这么想，只要严肃认真，依法审计，审计一定是找碴子来了，而与被审计单位的法人如果之前有过节，那么这种找碴子的说法，一定更有理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便是现实，这便是我们的生活。更何况，他们认为是来报复，正好说明他们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
在小陈他们进驻地税局前，水若山已暗中掌握了有关地税局应副局长与县建筑总公司的黄总相互勾结的确凿证据。
他们以误收公司税款的名义，办理“误收退税”，利用税制改革后，财政和金库审批的漏洞，从九八年起办理虚假退税120余起，金额达500余万元（包括一部分莲阳镇的建筑安装工程税款），退库的税款一部分由其二人贪污私分，另一部分暂不明去向。
考虑到县地税局虽然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但人事权却归上面，地税局长由市局任命，报省局备案，加上这种案子可能涉及到相关单位的领导，给下面办结果是不了了之，且有可能因此自己又重蹈上次的覆辙。
所以县审计局取得秦书记的支持后，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将此案已确定的证据和疑点线索，移送市纪委进一步查处。希望市纪委查明真相，追回被贪污的税款，挽回国家损失。
移送处理书上同时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国地税分家前，应副局长就与税务局计会股的女会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大量的照片证明两人仍维持这种关系。这名女会计是军嫂，她老公以前在广州某团服役，香港回归后在驻港部队。
市纪委接到举报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双规”应小平和黄奎。因为举报材料提供的证据非常明确而且容易质证。不到一星期，市纪委将此案移送市检察院。市检察院不久即对两人逮捕收押，听候处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四大金刚的另两位根本没有想到的，失去了两位得力帮手，他们已经惊慌失措起来，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应对。
而水若山借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实施了另一个“黑色审计”计划——制造县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失窃案。
那是2002年3月最后一个周日中午，水若山派出去跟踪公安局吴局长的人得到情报，说当天吴局长与长风房地产公司的刘总见过面，在吃饭时刘总塞给了吴局长一个报纸包着的看起来很厚的东西。
吴局长接了包后，即悄悄地离开了，直接去了办公室。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又匆匆地出了办公室，接着跟踪的线人回报，是去了局长情妇，也就是县建黄总的老婆、人称红姐的住处。
这是吴局长专门为红姐租的套房，便于他们幽会。水若山的手下已在此布点很久，但一直没有什么收获。
水若山他们分析，刘总给他的报纸包着的东西很可能就是贿赂款。经过精心部署，水若山决定由小毛和小黄实施这起“盗窃案”。
040
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深夜三点，公安局只有一楼值班室的灯还亮着，其他的办公室是一片漆黑。
小毛和小黄两个人从办公大楼后面的下水道管攀援而上，一直到四楼，取出背上的工具，打开了一扇玻璃窗进去了，然后转道到吴局长办公室门前。
局长办公室的门也是那种牛头锁的，插入身份证只稍微用力，就把门打开了，这个房间他们没事找事进来过多次，房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这是个套间，内外两间，外间是接待来访客人的地方，只有几套仿红木沙发和茶几之类，不会有什么东西藏这。
里间是真正的办公地方，办公桌前同样是一套仿红木的沙发，桌左边的墙壁上是壁橱，隔着一层玻璃，只看到里面三层摆着的全是各种类型的书，书籍涉及的范围比汪军检察长单纯的法律书更多一些，更广泛一些。
橱窗里没有什么，只剩下那张老板桌了。桌上有一本书，旁边是一台电脑，办公桌的几个抽屉都没有上锁，很容易打开，但没有什么，只有一格抽屉是锁着的，小黄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即把锁打开，拉开抽屉。
首先看到的是白天跟踪时看到的报纸包着的东西，拿出来放进背后的包里，再随便翻翻，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有一个牛皮信封里，好像有个圆形的薄薄的硬物，像是CD或VCD光盘。
小毛说，管它是什么，一道带走吧。于是将所有翻过的地方恢复原样，出办公室沿原路下了楼，返回水若山的家，全部过程不到20分钟。
公安局楼下值班的四个人正在玩斗地主，对楼上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
第二天，吴局长上班后，打开抽屉，才发现那报纸包不见了。
报纸包下面的牛皮信封也不见了，他倒没在意。
那是两年半前，他手下的人在打捞扬澜湖失事船只上的物品时交给他的，但没有用，就一直放抽屉里，早忘了信封里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
他纳闷，怎么回事，东西去哪啦，昨天中饭后，明明直接到了办公室将报纸包放进抽屉里，后来接了红姐的电话后才赶去的，没有把报纸包一道带去。
中午也只是在红姐那儿休息了两个小时，便听红姐唠叨的，去了一趟北城市，找熟人想办法把被关押的红姐的老公、自己的拜把兄弟黄奎弄出来。这也是他自己的事，时间长了，把黄奎关急了，很有可能把自己供出来，那时可就麻烦了。
到里面见了黄奎，才得知他已把一切都招了，就是没有涉及到他局长和汪检察长。昔日风光无限的黄总一拍胸脯说，你放心，我不会这么不讲义气的。
吴局这才松了一口气，托人带一些钱到市看守所，叫看守的人好好关照他，就连夜带着红姐赶回了家。
谁这么大胆，竟偷到公安局长的头上？他找来当晚值班的人，问有没有发现晚上值班时有什么异样，值班的四个人不明白领导想问什么，连忙说，没什么发现，他们每隔半小时就楼上楼下，院子前后转一圈。他们总不能让领导知道自己整夜在斗地主吧。
吴局当时想着的还只是报纸里的东西，却没对信封里的东西在意，充其量是个打不开的，没有用的电脑光盘，量那些毛贼也不能对光盘玩出什么花样来。
而那张光盘却成了水若山的兴趣所在。
报纸里的是三万块现金，他们知道这是受贿的脏款，但光凭这些现金还不能说明什么，即使是专案组的人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当面搜出来，也只能说这笔大额现金来历不明，行贿的刘总现在还不会指证他。
如果不能从刘总的账上直接找到此款的出处，同样不能说明问题。这要等待时机，水若山想。
但光盘呢，究竟里面是什么？
光盘的表面什么文字也没有，只是粘贴在盘上的小方块横条纸上，画了一朵花，这朵花水若山不知叫什么名，黄秋芸也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那是朵用水彩笔画的，线条并不完整且不连贯，隐隐约约的，似乎并不想让别人看得那么真真切切。
这是什么花呢？
“昙花！”艳子忽然想起来，这叫昙花。
“昙花？”水若山不敢相信，以为自己听错了。
艳子再说了一遍，“这个花就是昙花，你看这白色的花瓣、花丝和黄色的花药。”
“昙花。”水若山似乎想起了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往这方面想。
“昙花？昙小姐？难道这是她的东西？”水若山想起来了，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她在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上，说已将真相‘存盘’，打算第二天送过来，但没想到会遇到沉船事件，从此真的如昙花一现，芳香难寻。
真的是她留下的吗，如果真是，也早就被吴局长删除了里面的内容，不会有什么用了。但既然删除了，为何还用信封包好，放在那里呢，一把火烧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先不管这些，打开来看看再说，”艳子说。
于是他们带着希翼和好奇打开电脑，插入光盘，但桌面显示的是：该盘受密码保护，请输入密码。
水若山没在意，很少有人对光盘用密码的，可能跟开机密码一样，点击“取消”也照样能进去，他于是点击“取消”，桌面恢复页面菜单，除此什么也不显示。
不会吧，再次打开软盘，点击“确定”，仍然是回复到页面菜单。怎么回事？水若山重新进入，随便输了六个“0”进去，点击确定，有显示了，但显示的是，系统提示：您今日已经连续三次输入错误的密码，5秒钟后系统将自动关闭该光盘。
这个真的是受密码保护的光盘，如果是昙小姐设置的，那密码是什么呢？是她的生日，她的手机号？还是她发邮件给水若山的日期？还是别的什么数字？他无法猜测出来。
艳子说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更是面面相噓。
只要有空，水若山就每隔一天，试着打开那张盘，什么数字组合都试试，但没一个对的。昙小姐干什么，既然告诉他答案，为何要设置密码，她是想送来后亲自打开，不想让任何人自行打开吗，难道她早就预感自己不一定能亲自送到，怕别人打开后得知内幕而销毁证据吗？
“不要猜了，”艳子说，“如果是帮我们的，而那些家伙又罪有应得，一定会找到破解的方法，即使打不开也会有其他办法获取证据的。”
“我就不信，这张光盘漂流了两年多，结果还是到了我们手里，不会的，老天一定长了眼晴，是真的来帮我们的。再想想，总有办法打开的。”水若山说，他恨不得这是保险柜里的东西，可以砸开来看。
吴局长没有报案，他是公安局长，他要报案失窃，准会叫下属们笑掉大牙，何况这是受贿的脏款，报了案，人家一定会问，多少钱，那么多怎么放在办公室，不存起来呢。他老婆又不知道有这笔钱，到时说不定弄巧成拙。
吃个哑巴亏吧，当做没要这笔钱，当作自己廉洁了一回。
水若山他们却没有放弃，他安排人手，将盯防的重点转向了红姐，而不仅是盯防吴局长来过夜或临时休息才在周围埋伏。
他相信，那位红姐一定可以提供什么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他们在红姐的住室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拍下他们苟合时的场景，一有机会就向她示意，她只能配合，没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