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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母亲突然双手紧捂右下腹，脸上满是痛苦之色，艰难地开口说：“我肚子痛得厉害，你去烧几个红苕，和妹妹一起吃吧。”从这天起，她的腹痛便开始间歇性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频繁，往茅厕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不断缩短，饭更是吃得越来越少。
有一回，母亲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整整折腾了一个上午。好不容易等疼痛稍有缓解，她便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拄着一根木棍，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一歇，脚步蹒跚地来到寨上。她拉住一位乡亲，眼中满是哀求，声音带着哭腔道：“我怕是好不了啦，这两个孩子，实在没处托付。麻烦你去青龙坝石家寨，跟他伯爹们说一声，让他们来把孩子接走吧。”那人实在不忍心拒绝母亲这满眼泪水的苦苦哀求，第二天便前往石家寨。而此时的母亲，腹痛愈发剧烈，整个人虚弱得连床都起不了。我赶忙用葫芦瓢舀了水，小心翼翼地端到她床前，轻声呼唤：“妈妈，喝水。”可母亲只能在枕头上微微摇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第三天傍晚，母亲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我和妹妹拉到身边，泪水止不住地流，一声声唤着“幺儿”，满心悲叹。紧接着，她的声音渐渐微弱，随后便没了声息，安静地躺在床上，再也不动弹了。
大伯爹在晚上赶到时，看到母亲的模样，沉重地说出一句：“你妈妈已经死了。”
天空中飘起了冷雨，寒风呼啸，如刀子般割着人的肌肤，寒意彻骨。
寨上的乡亲们陆续赶来，大家找来几块石头，又拆下几块木板，匆忙搭成一张简易的床，将母亲轻轻抬了上去。妹妹还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以为母亲睡着了，天真走到母亲身上，伸手把母亲补丁缝着补丁的衣服一件件掀开，拉过母亲的乳头，想要吮吸奶水。大伯爹见此情景，眼眶泛红，走过去把妹妹抱了过来。妹妹顿时手乱舞脚乱蹬放声哭喊起来：“我要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众人纷纷背过身去，偷偷抹起了眼泪。我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手指不自觉地抠着指甲，满心茫然，完全不知所措。
清晨醒来，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山上，枯黄的树叶与翠绿的松柏，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若隐若现，交织成一幅朦胧灰暗的景象；山下那些错落的房顶，也都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积雪，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山头的树林，积雪在枝叶间堆积，宛如一朵朵绽放的棉花。
第三天，要安葬母亲了。大伯爹看着年幼的我和妹妹，神色凝重地说：“山上冷，路又滑，你就在家照顾妹妹吧。”我就这样，没能去送母亲最后一程，甚至都不知道母亲具体被安葬在了哪里，只模糊知道也是被抬到了安葬父亲的后山。以至于五十年后，我带着孩子们来祭祀、立碑时，竟闹了严重的错误。
母亲去世后，我家的田土、房屋、用具都被财主收了回去。财主对着旁人，满脸嫌弃地抱怨：“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这些东西根本抵不了多少欠账。”
在我和妹妹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大伯爹和寨上的人商量着说：“我家已经有三个姑娘了，负担实在太重，只能把石德坊抱回去，这大妹，实在是没能力抚养了。”
有人提议，其他伯爹叔爹或许可以收养大妹。
大伯爹无奈地摊开双手，解释道：“这次就我一个人来，就知道结果了。老房子被烧后，我们现在住的，是在老屋地基上搭起来的三列五柱四瓜木房，房顶盖的是茅草，地面是泥土，除了神龛那面装了板壁，四周都是用杉树皮、斑竹片围起来的。他二伯爹家，在媳妇娘家的帮衬下，在塆里的一块地上盖了一栋四列七柱五瓜的木房，房间倒是比我家宽敞些，可人家已经有两男两女，负担也不轻。他四叔去易家寨做上门女婿了，也有了一男一女，女方家肯定不会同意收养。他五叔，自从那次房子被烧，还遭人捆绑后，就变得疯疯癫癫的，一直住在搭的茅杈棚里，亲事也没说成，去年去钻青龙洞，不小心跌进暗河，淹死了。”
有人动员父母之前投奔的那家女主人收养大妹，劝道：“她招了个男人上门，两三年了都没孩子，就养着之前那个男孩，负担轻。”可女主人一开始不同意，嫌弃地说：“养个姑娘有啥用，就是个赔钱货，以后嫁出去，我还得多少给她准备些嫁妆。成了家，除了生日、节日来串串门，平常连人影都看不见。”
那人又把她拉到一旁，继续劝道：“姑娘长到五六岁，就能帮忙干活了，一直干到十七八岁成家，这不就相当于请了个不要工钱的劳力吗。再说了，这姑娘像她妈妈，长得好看，以后说不定还能当你家媳妇呢，这不又省了一笔娶媳妇的钱？”
经过一番劝说，妹妹最终被那家女主人抱走，而我，则跟着大伯爹回石家寨。
清早起来，这两天原本有些融化的积雪，又重新冻住了，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放眼望去，白茫茫的山头，树梢仿佛与天空连成了一片。寒风凛冽，我被冻得直打哆嗦，站在一旁的人，冷得直呵手、跺脚，纷纷劝大伯爹：“大雪过后说不定就天晴了，要不明天等雪化了再走？”
大伯爹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摇摇头回答：“这雨雪一下，地上的凝夹雪只会更厚。俗话说，凝夹雪，半个月，越等越麻烦。”说着，他便蹲下身子，开始搓起稻草绳。把双脚那双已经分不清颜色的布鞋用草绳紧紧捆好后，大伯爹把我放进背篼，背在背上，撑起油纸伞，迎着寒风，踏上了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开始爬坡。
大伯爹尽量往路边的杂草上踩，每一脚踩下去，都发出“喳喳”的声响。实在没有杂草的地方，他就先伸出一只脚，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踩稳，确认安全后，才慢慢迈出另一只脚。上到山坳时，放眼望去，这边不见一个行人，下山的路上也看不到人影。多年之后，我从儿子们口中听到两句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瞬间就想起了这一幕，简直一模一样。
不管是转到下山的弯道，还是又翻过一个山坳，道路两旁的积雪都厚得吓人，山上坡脚，可谓是无草不凝冻，有山皆是雪。冰条断裂时发出的“咔嚓”声，掉进草丛里的“沙沙”声，不时传进耳朵里，听着就像有野兽在活动，让人心里直发怵。高处，齐腰折断的松树，被冰雪掩埋在山头路边；低处，慈竹被压弯折断，杂木、金竹也被压得头触地，弯成了弓形。
我身上穿着父亲留下的两件旧衣服，脖子使劲往衣领里缩，倒也感觉不太冷，只是双脚被冻得有些麻木。又爬上一座山坳时，大伯爹把棉衣解开，抬手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一层细汗。快到寨子边时，大伯爹脚下突然一滑，他想停住，可根本控制不住身体，只能顺着山坡往下跑。好在路边有一棵被压弯的金竹斜靠着，大伯爹赶紧扔掉纸伞，双手死死抓住竹枝，这才稳住了身子，而我也差一点就从背篼里摔了出去。
这时，一位割菜回来的妇女，刚走到阶檐坎，脚下也猛地一滑，整个人向后仰倒，直接跌下了院坝，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嘴里大声喊着：“哎哟妈呀，痛死我了！”这时，从房侧转过来一个男人，看着这场景，忍不住嬉笑着说：“不要紧，这种天，摔倒了也不脏衣服。”
妇女一听，止住了喊痛，伸手抓起一棵白菜，朝着那男人扔过去，嘴里骂道：“你个烂舅子，挨刀砍的！”男人见状，笑着跑开了。不远处，几个小孩正坐在陡坡处的木板上滑冰，看着这一幕，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的笑声在雪地里回荡。
下午，太阳才羞答答地从云层里露了一下脸。我们到达双龙场，进入“二十四道脚不干”时，路面的积雪已经变得稀薄。待上到易家寨，雪凝又似乎恢复到了之前的厚度。大伯爹拐进四叔家，尽管四娘脸色不太好看，可还是给我们煮了洋芋麦疙瘩，吃完后，我们又继续赶路。
天色擦黑的时候，我们终于走进了石家寨。
之后的几天深夜，雪粒不停地敲打着树叶，发出“嗒嗒”的声响。白天，地上覆盖着一层像油漆般透明的薄冰，怎么都不化。大伯爹家煮饭、喂猪用水，都得他穿着拴了草绳的鞋，到水井里去挑。大伯妈无奈地说：“菜地里的白菜叶，轻轻一拌就断了。”家里没米下锅了，但怕跌倒受伤还把粮食撒了，他们都不敢挑去碾坊，只能用碓舂。寨上的小孩们，在寨前扔雪团、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我远远地站在屋檐下，心里也想玩，可又怕被他们拒绝，只能眼巴巴地望着。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大伯爹之所以只收养我，是因为我是男孩。他已经有了三个女儿，收养我当作养子，是想给他养老。比起抱养其他有爹有妈的人家的儿子，从血缘关系，以及长大后可能面临的生父生母或其他亲人挑拨离间这些方面考虑，收养我要可靠稳当得多。
第二年开春，那家女主人让人带信来说，妹妹出烧麻子没出好，死了。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出烧麻子，就是医生说的天花。大伯爹家两岁的四女儿，也是因为出天花死的。
记得当时，生病的这个妹妹，身上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下身光着，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蜷缩在屋角的床上。说是床，其实就是用木棒支起的几块木板，上面铺着稻草垫子，垫子上是一条深蓝色的土布床单，上面还堆着一条浅蓝色的破毯子。她每隔一会儿就有气无力地喊着：“我要喝水！”大伯妈、我，或者其他三个姐姐，听到喊声，就赶紧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水给她喝。
那天，大伯妈打猪草回来，忙着砍猪草、煮猪食，准备一家人的饭菜。这时，妹妹在床上挣扎着撑起身，又喊道：“哥哥，我要喝水。”
我赶忙用葫芦瓢从瓷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小心翼翼地给她端过去。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她的鼻孔在流血。妹妹刚喝了两口，手一松，水瓢“啪”的一声掉在床上，毯子瞬间被打湿了，而她也一头栽倒在床上。我吓得惊慌失措，赶紧大声喊大伯妈。大伯妈听到喊声，急忙从厨房跑出来，一看妹妹的样子，伸手一摸，顿时“幺啊儿”地大哭起来。
大伯妈含着泪，给妹妹穿上一件新染的花衣。大伯爹则找来一张破席子，把妹妹裹好、捆紧，提着出了门，丢进了山脚的天坑。
此后有生之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个妹妹死亡的过程，想象成远在辛家寨的妹妹当时死去的场景。
大伯妈总说我心硬，说我父亲死的时候没哭，母亲死的时候也没哭，这个妹妹死的时候，我同样没掉一滴眼泪。
自我有记忆起，小孩子夭折是常有的事，在辛家寨是这样，来到石家寨这两年，也是如此。时常能听到某家的妇女在放声大哭，说孩子又“丢了”。从大人们平常的言谈中也能知道，没有谁家没经历过孩子夭折的事。在当时，小孩子夭折就跟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擦破点皮一样，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大伯爹家的大女儿，因为出烧麻子，脸上长满了麻子；二伯爹家的三儿子，同样是因为出烧麻子丢了性命。
二十年后，天花已经不算什么大病，只要打过预防针，就很少会发病。就算发病了，打针吃药也花不了多少钱，几乎不会再有人因为这个病死亡。
其实那时候，天花也是可以通过吃药治好的，至少不会导致那么多孩子死亡。但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没钱。只能用椿树皮熬水喂之类的土办法，指望能把病“发”出来。要是“发”不出来，孩子不幸夭折了，大家也只能无奈地归结为一家老小命该如此。
我到大伯爹家后，主要就是跟着三个姐姐一起去打猪草，或者去地里帮忙扯杂草，把拣到的红苕、洋芋装进背篼或箩筐。
祖父祖母留下了二十来挑田地，原本是由五弟兄分的，后来就只剩大伯爹和二伯爹两人，二一添作五平分了。我稍微懂事点的时候，旁人就对我说：“你爸爸那份应该归你，你得去要回来。”可我了解父亲当初离开这里的前因后果后，觉得父亲的行为，应该是自愿放弃了那份田地。
大伯爹和二伯爹大概也听到了类似的话。有一次，他们当着众人的面，故意提起财产的问题。大伯爹说：“要是老三石祖犁没干出那没伦理的事，我们家的老房子就不会被人烧，两个老人也不会被活活气死。要是他还活着，按道理还得找他赔呢。两个老人他一天都没养，安葬的时候也没出一分力、花一文钱。”
我对他们这些话假装没听见，旁人在我旁边说起这事时，我也只是嘿嘿一笑，不做回应。我心里想着，很明显，大伯爹以后的这些家产，不都是我的吗？
大伯爹会一门石工手艺，平时给人打磨子、掘猪槽、安石阶檐，积攒了一些工钱。在他第五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家里又加了一列房子，变成了一栋五柱四瓜四列三通间的木瓦房，紧接着，又借了些钱，隔出了两间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