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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岁那年，大伯妈迎来了第六个孩子，是个男孩。按说这本该是阖家欢庆的大喜事，可大伯爹的脸上，却时常笼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阴霾。我满心欢喜地跑去逗这个刚出生的弟弟玩，却发现大伯妈的神情也变得格外冷淡，往日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像是被乌云笼罩着，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一天深夜，我突然感觉腹中一阵翻搅，腹痛难忍，从楼上下来上茅厕。往回走路过卧房时，里面传来大伯妈的声音，虽刻意压低，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以前没儿子，那没办法。可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亲儿子了，你要是不把他送走，以后这家业，岂不是要被外人分走？”
大伯爹无奈地叹了口气，声音中满是纠结：“他年纪还那么小，能把他往哪里送呢？”
“让他去老二家呀！他家牲口多，田土也不少，正缺人手帮忙呢。”
“他在我们这里也能帮衬着干活，不也一样吗？”
“这能一样吗？你当初可是把他当亲儿子收养的，又不是雇的小工，这事儿在家族里谁不清楚？他要是一直留在这里，等长大了，跟我们亲生儿子争起家产来，你能有胜算吗？我怕到时候，就算找甲长、保长，甚至乡长来评理，我们都得输！”
大伯爹沉默片刻，低声道：“改天我找他二伯爹商量商量吧。”
“商量得成就商量，要是谈不拢，就让他去别家。老二家也好办，他要是干得好，就留下；干不好，直接让他走人。”
听到这番对话，我的心猛地一沉，这一夜，辗转反侧，睁眼到天明。
没过多久，我便来到了二伯爹家，住进了牛马圈旁边的那间小屋里。屋内简陋至极，稻草编成的垫子上，铺着一张破旧不堪的竹席，还有一床满是补丁、颜色都已难以分辨的被子。旁边的几间牛马圈里，养着五匹个头不一的马和两头膘肥体壮的牛。牛主要用来犁田耕地，马呢，有的养肥了拉去卖钱，有的则租给别人驮运货物，挣些脚力钱。二伯妈冷冷地告诉我，让我睡在这里，是为了防止有人偷牛马，也免得牛马撞坏圈栏，跑出去糟蹋庄稼。
到了二伯爹家后，吃饭也没了在大伯爹家时自在。我不能像其他家人一样上桌吃饭，每到饭点，都是由二伯妈，或者堂姐，又或者农忙时来帮厨的女工，把饭菜端到马厩旁的小屋给我。等我吃完，她们再过来收拾碗筷。只有逢年过节，或者两位老人生日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到另一张桌子，和大家一起吃饭。穿的方面，基本上是堂哥石德乾穿得没法再补、实在不能穿了，才轮到我。
我的活路可不少，平日里要守着马厩，防止牛马出意外；还要负责放马、放牛，随着季节更替，各种力所能及的农活也都得干。像下地种洋芋、挖红苕、点苞谷、割谷子，上山割草、砍柴，都是我的分内之事。可毕竟年纪小，做事难免出错，为此，不知道挨了多少打骂。
有一回，比我小三岁的二毛（堂弟）准备去上学，手里提着一个竹篾编成的坛子形烘笼。当时，烘笼下部瓷钵里的炭火不太旺，他便用嘴吹。我看他那费劲的样子，就教他：“把系烘笼的绳子捏在手里，用力从右向左抡圆，风一吹，炭火就燃起来了。”说着，我还亲自给他做了示范。
二毛照着我的方法尝试，可当他抡到顶部，烘笼口向下时，由于用力不够，绳子有点软，炭火瞬间从烘笼口飞了出来，裹挟着里面的灰尘，落在他右臂到手掌间的棉衣上，还迷住了他的双眼。二毛吓得“哎哟妈呀”地大声叫嚷，惊慌失措地丢下烘笼，跑到一旁蹲下来，呜呜地哭了起来。
只见二毛满脸黑灰，花里胡哨的，棉衣上也被炭火烧出了好几个小孔，烘笼里的瓷钵摔得粉碎，灰炭撒了一地。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瑟瑟发抖，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二伯爹听到吵闹声，匆匆赶来。他一把抓过二毛，在他屁股上狠狠打了两巴掌。二毛边哭边指着我，抽抽噎噎地说：“是他喊我抡烘笼的。”我刚想开口解释，二伯爹猛地转身，嘴里骂骂咧咧地，两步就跨到我面前，抬手狠狠给了我一耳光。这一巴掌打得我脑袋“嗡嗡”作响，整个人原地转了一圈，鼻血瞬间流了出来。
我和二毛被二伯妈罚不准吃午饭。后来上山砍柴的时候，堂哥石德乾偷偷包了几节红苕给我，小声说：“这是你二伯爹让我拿给你的。”
没过多久，我去放牛，二毛也闹着要跟着。他看到我站在水牛前面，喊一声“低头”，然后一脚踩上牛头，抓住牛角，顺着牛脖子就爬上了牛背，稳稳地骑在上面。
二毛眼睛亮晶晶的，满是羡慕，对我说：“哥，我也想骑。”
我故意吓唬他：“骑牛可不像骑马，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到时候疼得你哭鼻子。”
可二毛根本不听，身子扭来扭去，嘟囔着：“你骗我，我看跟骑马没有两样。”
拗不过他，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上牛背。我挥着手中的竹枝，轻轻拍在牛背上，让牛慢慢从山脚往家里走。此时，二伯爹家的瓦房上，炊烟袅袅升起，正悠悠地飘向空中。
转过山弯，这牛突然看到别家的一头公牛气势汹汹地朝它奔来。它立刻昂起头，“哞”地发出一声长叫，也撒开蹄子朝着那头牛飞奔过去。二毛在牛背上被颠得上下弹跳，在飞过一道沟坎时，没坐稳，被重重地掀下牛背，摔在了河沟里的石头上。他顿时“妈呀老天地”哭喊起来。
我顾不上危险，急忙朝着正在打架的两头牛跑去，用手中的棍子使劲击打对方牛的脚杆。那头牛吃痛，撅着屁股跑开了。我这才赶紧把二伯爹家的牛牵住，往回走。
来到沟边，只见二毛痛得满头大汗，眼泪止不住地流，双手紧紧护着右脚杆，大声哭喊着：“我的脚动不得啦！”
我赶忙放下牵牛绳去扶他。可我的手刚碰到他的脚杆，他就杀猪般地尖叫起来，把我的手用力推开，带着哭腔说：“快去喊我爸来！”
我只好牵着牛，一路小跑回去喊二伯爹。二伯爹一听，立刻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到底是牛重要还是人重要？出了事，为什么不先赶紧来报信，还跑去牵牛？”边骂边朝着河沟方向狂奔。
我小声解释：“当时以为他只是摔痛了。”可二伯爹根本没听我说话，早已跑出了龙门。我把牛关进圈里后，也急忙跟了过去。
二伯爹把二毛抱回家，放在堂屋倒扣着的挞斗上，焦急地问是怎么摔伤的。我一五一十地把二毛要骑牛的经过讲了一遍。二伯爹听后，气得扬起手，眼看就要打二毛耳光，二毛却突然指着我，哭着说：“是他喊我去骑牛的，还说和骑马一样稳当。”
二伯爹顿时气得满脸通红，喘着粗气，大骂道：“你妈逼的，乱教些！老子今天非打死你这个狗日的！”说着，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这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原地转了一圈，两个鼻孔鲜血直流。我正抬手擦拭鼻血，他又猛地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把我踢倒在香盒（神龛）前的方桌下，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你给老子滚！”接着，他一把拽住我，把我拖到院坝边的龙门外，然后骂骂咧咧地跑去请土医生来给二毛包扎。
二伯爹走后，我缓缓站起身，茫然地向外走去。可我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沿着山脚，失魂落魄地走向寨外，不知不觉走进了石家寨专门用来埋人的坟山。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阴沉的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我裹了裹身上那件破得像开了“花”的棉衣，望着眼前这些大大小小的坟茔，听人说这里面有人是上吊死的。
看着那些歪歪斜斜的树木，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上吊多简单啊，只要爬上树，把绳子系在树杈上，再把脖子伸进活套里，往下一跳，估计没多会儿，就什么痛苦都感觉不到了。
可我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绳子。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二伯爹家房前稻田边的稻草垛。借着微弱的星光，我从稻草垛里掏出一些稻草，在里面掏了个洞，钻了进去。我开始搓稻草绳，想着搓出一根能上吊的绳子。可才搓出三尺来长，就困得眼皮直打架，实在睁不开眼了。我迷迷糊糊地想着：算了，明天再接着做吧。于是，把之前掏出的稻草堆在身前，当作遮挡，很快便沉沉睡去。
半夜时分，我突然感觉有人用力拽我，从草窝里把我拉了出来。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是二伯爹。此时，他身后的田野、房屋，早已被白雪覆盖，变得白晃晃的，雪花还在密密麻麻地飘落。二伯爹看着我说：“吼你两句，你就不回家了？走，跟我回去！”
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往回走。二伯爹一边走，一边说：“毛弟比你小，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你得有个分寸，不能由着他瞎闹。”
我依旧沉默不语，但我心里清楚，他或许已经从二毛那儿问出了事情的真相。
就这样，我又在二伯爹家继续住了下来。
十二岁那年，二伯爹开始教我铧土。他耐心地示范着：先把枷担稳稳地套在牛肩头，自己双手紧紧握住铧口，再拿起一根竹枝，轻轻挥舞，吆喝着让牛往前走。到了地头，先把牛拉转方向，然后扛起铧口，走到边沿，调整好方向，准备下一轮开犁。
铧土可不是随便乱铧的，其中大有讲究。像那种中间低、两边高的地，就得从中间开始起铧，开出第一条垄沟。犁地的时候，要让犁头微微向中间倾斜，这样泥土就会往中间翻。要是碰到两边低、中间高的地，那就得从两边起铧，巧妙地转动犁铧，让土往两边翻。只有这样，等整块地犁完，泥土才会平平整整的。当然，最后犁不到边的地方，就得用锄头去挖。挖完后，还得用锄头把那些硬邦邦的土疙瘩一个一个敲碎，这样才便于播种麦子、栽种油菜，或者种植洋芋。
铧土的时候，其实并不孤单。随着大片泥土被翻起，常常会有喜鹊、乌鸦、麻雀等鸟儿飞来。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欢快地落在新翻的泥土上，争抢着土里露出的肉虫，给这单调的劳作增添了几分生机。
十三岁时，二伯爹又手把手地教我铧田。他认真地叮嘱我：“铧田得一铧挨着一铧地铧，多铧几遍，把底部蹚平，不能有‘门槛’，这样田才不会漏水。”说着，他亲自做示范，边做边说，“要想田能蓄住水，还得把往年田坎上的旧泥铲下来，再用钉耙把铧好的泥浆钩起来，底宽上窄地覆盖在田坎沿，最后用钉耙把泥浆蹚匀称。”
至于铧田是否合格，二伯爹也有标准：“从上面的田回头看，如果明晃晃的田里，没有泥块露出水面，就算偶尔有，也是又小又少，那就算过关了。这样，秧苗插进去才不容易倒伏。”
不得不说，我在做农活方面似乎有点天赋。我的身高和年长我四岁的堂哥石德乾相差无几，力气也和他不相上下。每次二伯爹教授新的农活技巧，我总是比堂哥先学会。
十四岁时，我已经熟练掌握了不少农活。比如，知道该怎么把谷子倒进缸里泡谷种，泡好后又如何均匀地撒进细碎平整的秧田里育苗；学会了沿着根部小心翼翼地扯秧苗，再从腰背抽出事先准备好的稻草，熟练地捆扎秧苗；懂得把一捆捆秧苗挑到田边，然后像放飞绿色飞鸟一样，精准地把秧苗抛进田中插秧人的身后不远处。插秧的时候，一开始我手法生疏，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从中分出两根，捏着根部，在身后的方木小船里，敷裹上混合了尿液的草木灰，再直直地插进水下的泥浆中。
二伯爹看我插秧速度慢，便亲自示范：“右手插秧的时候，左手指同时分出两根秧苗，这样就少了盯着右手，再去左手分秧苗的环节，时间一下子就节约出来了，速度自然就要快得多。”
到了薅秧的季节，我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一眼认出混杂在水稻中的稗草。至于割谷子、挞谷子，早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干得有模有样了。
田中干活，要说最让人难受的，其实不是干活本身的劳累。虽说一天从早干到晚，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没有一丝力气，可只要晚上早早睡下，第二天清晨一睁眼，又感觉全身清爽，活力满满。也不是害怕那两头吸血的蚂蟥，发现后，用手轻轻拈起来，往田埂外一丢，也就没事儿了。更不是担心稻叶割破手，稻叶划下的血痕，没过两天就会自动消失。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在田里干活时，最怕的就是那讨厌的“水结子”。人在水里的时候，它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一旦上了田坎，就会感觉脚杆手杆又痒又痛，那痒的感觉，像是在皮肤表面，又好像深入到了皮肤内里。越挠越痒，越挠越痛，挠得皮肤上都起了疙瘩，甚至挠出了血，都还是止不住痒。没办法，只能拿来蒜瓣，掐破后，在痛痒的地方使劲搽擦，往往要折腾到半夜，才能勉强入睡，可第二天，又不得不继续下田干活。
十五岁时，我的体力和耐力已经和一个壮劳力没什么两样。不管是扛着挞斗下田，还是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的谷子进屋，又或是挑着一大挑粪水上山，我都能轻松应对。此时的我，身高已然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