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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那么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寻找什么似的。我不由得两颊发烧，羞怯地低下了头。明邦声那一夜之间凹下去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在消瘦的血淋淋的脸的衬托下，多么严厉，多么可怕！我惶恐极了，我是多么恨我自己呀，我不该扔掉那一抱草，即使那些草压碎我的骨头，也比他鄙夷我的目光好受些。
朱家坪大队是全省先进单位。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和当地干部讲好每月十天劳动，二十天写作。我把户口迁移过去，在那里体验生活呢。大队书记杨志成是个黑瘦的老汉，五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走路挺快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露出过人的精明和威严。我刚到那里，住处还没有收拾好，杨书记要我暂时住到饲养室。
饲养员姜逃荒，六十多岁，中等个儿，身体略微有点儿胖。慈眉善目，说话和气。睡下以后，他说：“我是湖北人，家乡遭了旱灾，我的父母饿死了。八九岁的我，跟着叔父出来逃荒，在凤凰山开挖了一百多亩荒地，日子慢慢地好起来啦。后来，小叔父来了，过了几年，叔父死了，家里人对待我很凶恶，就像对待长工一样，小叔父老是骂我：‘咋不死去哩！’我实在受不了，就叫家里人给我一点儿路费，说：‘你们骂我咋不死去哩！我记得狐死正丘首的故事，就是死我也要死到湖北老家去！’ 但是他们一分钱也不给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里，我偷偷地逃跑了。在一个地主那儿拉了二十多年长工，小叔父来叫了几次，我都没有回去。”
第二天，姜逃荒叫老宋背草去，这里人把苞谷秆叫草，这真是“十里乡俗不一般。”老宋背了一捆苞谷秆放在半路上，又背第二捆去了。姜逃荒大喊大叫着上塬去了，他对老宋喊道：“你背一捆草，半天都背不回来，叫牛吃啥呀？”
周金有个子不高，瘦骨伶仃，人很利落。担任大队副书记，他经常参加劳动。在劳动中，他爱讲农业社以外的事情，就像女人不好意思在人面前讲述自己的丈夫一样。他从来不议论社内的事情，也许他认为这些事情太严肃了，只有在会议上才可以说。他弓着腰干活，怕伤着麦根，不时用手把麦根边的草拔掉。
他不时检查梁义发锄的地，看遗漏了草没有？梁义发顶撞道：“吃馍也要掉馍渣渣哩。”
在朱家坪，有几个老汉引起了我的注意。姜逃荒耿直、热情、话多，比起健壮的龙建成来，显得更爱发脾气，尽管他的脾气并不使人难堪。略显瘦削的明邦声，一天到晚，少言寡语。但是他赋性刚强，性子直，脾气焦躁。而胖得像鼓一样的李彦荣，像个温柔的女人，一天到晚笑逐颜开，无论对谁说话，口不歇气，话就像抽不完的蚕丝，越抽越多。他爱和梁义发一块儿锄地，他说自己爱热闹，爱人堆里丢祥儿。但是他也有沉默的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除非他不开口，一开口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不喜欢明邦声，说明邦声惹他生气。尽管明邦声不大和他顶嘴。有一天，刚从陕南迁移来的周代山，找明邦声借锄，明邦声说：“你来为啥不带上呢？我哪里有多余的锄借给你呢？”
“我没带！”
“你不是叫代山嘛！你连山都带来了，还带不来一把锄？自己不下大年初一借案板，大家都用。谁又有多余的借给你呢？”
李彦荣笑吟吟地说：“你带来多少东西呢？我看你来的时候还不如他呢！咱们都是穷人嘛！穷人帮穷人嘛！客人来了！还能不借？”
李彦荣说话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
然而，明邦声蹲在地上，一直没有吭声。总是这样的，只要李彦荣贬损他，他就哑巴了，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了。换了别人，他早就暴跳如雷，双目喷火。我不知道为什么粗暴不堪的人反而害怕性格温柔的人呢？
李彦荣常常把穷人吊在嘴上，开口闭口爱说穷人如何，他说：“我把几千斤麦子都少欠南山来的穷人了！穷人帮穷人嘛！”
有一天晚上，我在大队办公室读杂志。杨志成从山花回来，在椅子上坐下，说：“天黑了，周书记怎么还没有来呢？”
我向他打听李彦荣老汉，他说：“那人说起话来土都扬不进去，一天到晚嘴不停手也不停，队里活干完了，回家还歇不下。水呀、柴呀，大碎事都要他管，活得真累。你只要打听一下他的作风，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
我想起了姜逃荒，他说：“有一天，我沿着河湾小路，从城里往回走，看见李彦荣喝得醉醺醺的，背着两大坛酒，身体就像摇耧一样摇荡着，酒瓶发出噼噼啪啪的碰撞声。我说：‘李彦荣，你喝醉了。’他说：‘我没醉，你来喝酒！’说着他就拿起酒瓶，打开瓶盖，举起酒瓶朝眼睛里直灌。到后来，他就醉成了一摊烂泥。 ”
“那么，姜逃荒呢？”
“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一句话能重复几遍，他瞌睡重，叫他喂牛，我实在不放心！”
他可能发现我有些失望，笑了笑，说：“你不要问我喽，我的要求严格得很呐！我只看上龙建成一个人，那人的确好得很。我说：‘建成，你给咱做这去！’他说：‘对嘛！’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从来没有反驳过。又有一天，我说：‘建成，你给咱做哪去！’他说：‘对嘛！’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从来没有反驳过。再困难的事情，只要交给他，就非完成不可。可惜，他的智慧就像小拇指那么大。派人干活，要是谁不愿意去了，他就老虎吃天，没处下抓，只好自己去干。”
我说：“龙建成在队里脾气咋那么好？在家里脾气咋那么坏？”
“你看建成的家属，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黑黑瘦瘦、病病歪歪、噓噓喘气的女人，害着严重的哮喘病，走一步路，就要喘一口气。她住在我家对门，老是警告我说：“你要小心门户哩！”
我说：“龙建成的家属，病魔缠身、咳嗽撕心裂肺，是个可怜巴巴的女人啊！”
杨志成哈哈大笑，说：“那女人连建成的一个脚指头都不如，给建成争不上气。她从来不下地干活，家里乱得像猪窝。有一天晚上，我从山花回来，走到家门口，闻到一股油香，我有些奇怪，顺着油香寻找，原来是从建成家里飘出来的。我喊道：‘建成！建成！’
“我是个吱喽（注：吱喽是土语，普通话为：蝉），常常人没到，声先到啦！我推开门，屋里点着灯，原来这女人杀了一只鸡，炸了油饼，炕上坐着两个男人。这女人背着建成，给这两个男人做好吃的。好叫这两个男人到山花村宣传，说建成没资格当队长，经常家庭暴力，打女人哩。我想了一下，说：‘我刚一进门，你就杀鸡招待我。好好好，你做熟了，我吃饱剩下的，都是你的！还有油馍呢，我这人还吃得特别多。’
“说完话，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杨志成是鸡镇人。有一天他要回老家去，叫我替他牵马。我只好放下未写完的小说，和他一块儿走了。他叫我牵着马，和他出了村子。有个社员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上街去！”当地群众，把县城叫“街”。
他这样一说，那个社员就叫他捎东西。我拉着骡子向前走，杨志成的大儿媳妇梁秀云拉着骡子站在路上，见那骡子不走，我打了那骡子一鞭子，骡子依然不走。
梁秀云说：“你头里走，它就跟上来了！”
我拉着骡子前头走，那骡子果然跟上来了。走了一段路，我害怕把杨书记撂远了，就拉住骡子不走了，梁秀云叫我走，我想她一定知道这条路杨书记是不骑的。下了坡，过了河，梁秀云就拉着骡子回去了，她叫我等在那里。我等了半天，才看见杨书记和周书记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地走下山来。
后来，两个人终于分开了。我后来才想明白了：原来梁秀云拉着骡子陪着我走完这一段路，是为我当向导哩。后来，杨书记骑上骡子走了，县城是必经之地，但是他让我拉着骡子，从县城南边的酸枣堡上塬，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绕道走，大概是为了避开县城当官的耳目吧！路上，经过村子的时候，他都要从骡子身上下来，步行走过去，老汉说：“这是一个礼节问题，骑着骡子大摇大摆从人群中走过去，成何体统？”
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往往能够启发人思考，从这个细节来说，我感到杨书记的内心世界深沉得很。
明邦声五十多岁，瘦高个儿，黑瘦窄长的脸上，一双炯炯逼人的眼神，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我和他放过羊，当过一个月的羊倌。他一天到晚，沉默寡言。但是他说过的话，刻骨铭心，我怎么也忘不了。明邦声性子急，但是却有些异乎寻常的本领，庄稼活样样精通。放羊，他认得头羊；知道那道山坡里的草茂盛，先到那里，然后又转移到那里，他心里早就筹划好了。他指挥头羊率领羊群，沿着他的路线图走。要是草吃得差不多了，头羊走了，大群羊也跟着头羊走了，但是总有几只贪吃的羊，赖着不肯走。他就地捡起石子打它们。一块石子，就打上来了。离得远一点的羊，打不着，他就就像山羊一样敏捷，跳着跑着撵去了。
他能吃苦，每次放羊回来，都要背牛腰粗的一捆草。他把草放到草库里，就和我一块儿走进羊舍，开始给羊羔喂奶。他能认得每一只羔子的“母亲”是谁，他让我把羊羔抱过来，他就很敏捷地从羊群中，把这只羊羔的“母亲”揪出来。要是那只母羊活蹦乱跳，不肯给羔子吃奶，他就气得暴跳如雷，吹胡子瞪眼睛，恶狠狠地骂道：“你不给它吃！你就不生它吗！”
有一天，天气突变。放羊回来，明邦声又要上山背草，我知道他的脾气像山羊一样倔，再困难也不会退缩。这时候，四山全阴严了，天黑得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我要去，他用手电照着我的胶鞋说：“就要下雨了，你那鞋下得了山吗？”
我知道明邦声脾气犟，但待在羊舍又耐不住寂寞，就悄悄地跟着他，向大山攀登。
周围的悬崖绝壁，都被黑暗吞噬了。果然不出他所料，一时大雨滂沱。风怒吼着，咆哮着，万山草木，发出一片千奇百怪的呜咽声。
刚犁过的山地，在暴雨中成了泥浆。明邦声突然发现了我，我以为他要撵我下山，但是他除了强行和我换鞋，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他大概觉得这时候即使我空人下山也不安全啊！但是我捆了一捆子苞谷秆，却怎么也背不起来。
明邦声背着牛腰粗的一捆苞谷秆，呼哧呼哧地走过来，他那沉重的脚，在泥浆中，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
我竭力背起草捆，却被风吹倒了，我解开绳，狠狠地扔掉了一抱草。真糟糕，这抱草不远不近，正好扔在明邦声的脚面前，在白晃晃的闪电中，我看见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风，更大了；雨，也更猛了。
人一挪脚，就是一个稀泥窝。我早已汗流浃背，浑身酸疼，我都不敢相信我能把这捆草背回去。可是当我一想到明邦声的草比我的重得多，我的心都碎了：“明叔啊，你的腰疼吗？”
雨天，下坡路滑得很。我穿着明邦声的布鞋，稳当多啦。而背负着多少重压的明邦声，却穿着我的胶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心禁不住紧张起来了。
明邦声走在前边，我打着手电，盯着他。刚下坡，他滑脱了几次，都硬撑住了。后来哧溜一声，他摔倒了。我定睛看时，天哪！明邦声竟然滚下山去了。
山风在峭壁上凄厉地吼叫，洪水在深谷里悲怆地哭泣。我热血沸腾，泪水成河。我后悔极了，觉得是我的胶鞋害了他！他硬要和我换鞋，我怎么就依了他呢？我难道就不知道他上了年纪？可现在一切都晚了，都来不及了！
我撕心裂肺地呼叫着，下山寻救他，路过羊圈，那捆草也不知道怎么扔进草库里去的。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他。在闪电的亮光中，我看见他扶着棍子跛着腿，仿佛喝醉了酒似的，走路晃晃荡荡。但是那比摩天岭还重的草捆，依旧压在他那佝偻得像老枣树的脊背上，真是个咬铁嚼钢的汉子。
我惊喜交加，泪如泉涌。说来也奇怪，我感到压在他肩上的草捆愈来愈沉重起来了，仿佛那捆草是压在我的身上似的。我想接过草捆，他沙哑着嗓子说：“就到了，背，你哪里背得动！”
他不胜感慨地说：“他妈的！我滚了！我竟然滚了！背背着草捆滚到沟底，跌得我糊儿八塌，失去意识。”
借着手电光，我看见他的衣服破烂不堪，一条袖子撕掉了，赤臂上沾满了血污，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也全是血淋淋的伤痕，我不由得一阵心酸。我一再要求接过草捆，他说什么也不肯，我拦住他，强求换他。不料，他却大发脾气，说：“看你大惊小怪的！我咋了？我难道躺下就爬不起来了吗？”
明邦声拼命的样子，好像和谁赌气似的。
走进窑里，他放下草捆，在窑洞口把一小堆干树枝点着了。一堆红彤彤的火光，把窑洞照亮了。明邦声大概困极了，正想坐在篝火旁边歇一会儿，不料却突然发现了我那捆少得可怜的草。他转过身来，艰难地挺直了他那高高的躯体，他的头稍微后仰着，轻蔑地逼视着我。好大一会儿，他就那么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寻找什么似的。我不由两颊发烧，羞怯地低下了头。明邦声那一夜之间凹下去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在消瘦的血淋淋的脸的衬托下，多么严厉，多么可怕！我惶恐极了，我是多么恨我自己呀，我不该扔掉那抱草，即使它压碎我的骨头，也比他鄙夷我的目光好受些。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突然气急败坏地说：“捆好了，你为什么要扔掉呢？”
我惴惴不安地说：“够羊吃了，就算了！”
他暴跳如雷，怒目圆睁，气势汹汹地吼道：“笑话，哪能够吃？”
我忍不住哭了，我为自己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和明邦声有那么大的距离而哭泣。
“哼！还说够吃！你知道那是多少嘴？” 明邦声正在气头上，说话的时候，由于用力，脸上凝结的血糊糊的伤痕，又渗出了一道道的鲜血。
我哭得更伤心了，忽然间，我的眼前浮现出饥饿的羊群，潮水般向他涌去的情景，心想：“天哪！多少嘴要吃哩，我难道能怪他狠心吗？”
明邦声是我人生哲学课的老师，如今，我的老师早已不在人世间了，但是“你知道那是多少嘴？”让我记了一辈子。每逢我做错了事情，我就觉得他那一双直勾勾火辣辣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
后来，我把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撰写成了我的处女作《明邦声》。送到省农民报社，一位瘦高挑个儿的副刊编辑看后，觉得我把《明邦声》写得太凄惨了，要求我修改一下，我坚持不改。他说：“只改几个字，行吗？” 我说：“不行！”
那位编辑对我的固执非常吃惊，说：“一般作者，只关心作品能不能发表？没有人计较编辑改动不改动！”
我再也没有说什么，转身就带着稿子要走，那位编辑说：“你恐怕只有十五六吧？”
“是的！”
“你要到哪里去？”
“到作家协会去！”
后来，我走到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传达室的人对我说：“你就是刚才去农民报社的作者吧！”
“是的！”
“恭喜你呀！你写了个什么作品，编辑强求硬讨都不给。农民报社打电话找你呢，让你去他那儿，说不让改动也可以，让你赶快过去！”
我没有去农民报社，索性连作家协会也不去了。我那时候写东西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练练小说这门手艺，或者只是积累素材而已。我年轻时，对发表作品不热心。但是人至老境，觉得一个有传奇小说般的真实经历而创造不出一部小说，就对不起陪伴我一生的万卷书籍。思想的成熟是艰难而漫长的，我以自己坎坷经历为线索，以断续59年以及7的时间，精心结撰这部小说，我着迷到不知今昔为何昔的状态。更让我痴迷的:是现在的我无法事先预见现在的人们，或者多年以后人们对它的态度。它虽然丑陋，但是它撕心裂肺，高潮迭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