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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前，浩然对我说：“你的未来充满变数，你可能还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艰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生活中的事，有时候像万花筒似的，变化无穷。多少考验，多少诱惑，将接踵而至。这场‘运动’，谁也摸不着深浅。还要发生多少事情？演绎出多少故事？你的前途、命运以及你怎样走进‘文革’，又怎样走出‘文革’？甚至‘文革’以后，这个世界还有没有你？这一连串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只能骑着毛驴看戏本——走着瞧。”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我拜访老舍未果，却与浩然邂逅。
第二年五月，北京的天气渐趋燥热。一天清晨，我前去拜访浩然。这是一年前我与他萍水相逢的延续。浩然高屋建瓴，慧心点化，使我茅塞顿开，成功地拜谒了金敬迈。
一年前，我匆匆来到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值班室坐着几个人。一位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潇洒英俊，三十出头的人迎上前来，说：“你找谁呀？”
“我找老舍！”
“你找老舍干什么？”那个人兴致勃勃地问道，我不想解释，但是他那双晶莹明亮的大眼睛，一直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想反映个人问题！”
那人说：“你这个时候求见我们的主席，恐怕不太容易！”
“我是从几千里外赶来的。”
“怎么说呢？他现在就是想见你，也是身不由己啊！”
“我想见他，简直迫不及待！来之前，我给他写过信。”
“啊！你还要找他？” 那人有些惊讶，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他现在即使想帮助你，也是不能够了啊！”
“能不能约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他被集中到哪里去了，实在不能让你如愿以偿。”
“啊！批判‘三家村’，怎么会祸及老舍呢？” 我心里有些犯愁。
这时候，值班室一位同志站起身来，说：“老实告诉你，他就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作者浩然同志！”
蜚声文坛的大作家浩然，突然从天而降，我一下子惊呆了。我无比激动地说：“浩然同志，那么我就找你！请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
浩然说：“看在你找老舍的份上，我们谈谈！”
浩然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心情沉重地说：“鬼都不相信，北京市批判吴晗、邓拓和廖漠沙，怎么就批判到我的头上啦？陕西省凤凰县委的工作组，来到我的村子。 批判我说：‘你是吴晗、邓拓和廖漠沙的后代，写信向党进攻呢。’”
身负沉冤的我，为什么要找文化界的名流呢？主要是因为我的事情，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我是一个小说迷，一直沉浸在书海里，可是忽然间，这些在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却身临其境、奇迹般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它和我读过的小说是多么相似啊！你说奇怪不奇怪？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作家杜撰的，都是虚构的，而在我身上发生的和演绎的酷似小说里的人和事，却是真实的。一个小说迷又适逢小说降临其身，怎么能不拜访作家呢？当然啦，拜访作家是我对作家的崇拜，我想借助作家的影响力推动父亲问题的解决。但是那时候的作家面临覆盆之冤，自顾不暇——而我却抱残守缺，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听了我的口述，浩然说：“县上对你父亲的治疗费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说：“我父亲连看病的权利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治疗费的解决呢？严格说来，我质疑的只是一个公民的医疗权是怎样被剥夺的？”
浩然说：“我晚上给刘澜涛同志写信，反映你的问题。你明天来拿信吧！”
第二天，我来到北京市“文联”，浩然没有出来。他在电话里说：“对不起，我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住了，你找别人吧！”
这天，我再次来到北京市“文联”。一年不见，浩然华发早生，失去了当年的风采，白皙的双颊有点儿苍白，有点儿焦愁。那一双充满智慧、热情而明亮的大眼睛，显得严谨而深沉。
浩然凝神地望着我，说：“我们无法预测‘运动’中自己的命运，连老舍这样的大作家，都舍命而去。老舍走了，这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人们说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是我利用群众组织头头的身份，保护作家，这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都检讨过好多次了，可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我。《艳阳天》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了，一直压在库房里。由于库房漏雨，有些书都淋坏了。唉，现在的作家连性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创作呢？”
浩然的办公室不小，但是几个大书架子空荡荡的，只放了一本《青春之歌》和《艳阳天》第二卷。看见一个大作家的荒凉景象，我心里很难过。过了一会儿，浩然问起我的事情来。
我说：“一年前，我从北京回到西安。凤凰县委董玉峰，公安局刘云发，以及公社社长吕秋山，一块儿来到省委接待站，要和我谈心。我拒绝与他们谈心，抗命到吃饭的时候，他们竟然派了吕秋山对我盯梢。据吕秋山后来说：省委接待站安志礼命令他说：‘叫不回来，就拉回来！’
“吃过饭，我想去西北局求援。趁着吕秋山不备，我跳上了公共汽车。可大高个儿吕秋山一个箭步，拦住了去路，大声喊道：‘我是省委的，这人跑了，要你车上的人负责哩！’
“车上几个妇女说：‘我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呐！’
“吕秋山上车来拉我，几个妇女还帮着推我。我含着泪水，讲了我的悲痛遭遇，得到了乘客们的同情，才去了西北局。因为岗哨认得我，放我进去了。被挡在门外的吕秋山说：‘不要放他一个人跑了！’
“后来，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入监狱，关押了我10天，我仿佛活在噩梦中似的。被武装押解回村子批斗。事后，我又去北京告状，凤凰县派人追到北京，将我拘捕，押解到县看守所。县委给我戴上了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后来专署检察院未批准逮捕我，下令立即释放。我的传奇经历使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而我的牢狱之灾，变成了一道神圣的光环。人们误以为我领先于潮流，有先见之明，是‘文革’闯将，两大派群众组织竭尽全力争取我。为了‘任芊芊是我们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县城街道扎成势不两立的两个堆儿，通宵达旦，辩论不休。在两派组织看来，我的站队关系到他们组织的荣辱兴衰，而县委给我的平反，更把我推上了神坛。
“我站队以前，来到北京市，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心情郁闷想来看看。中央联合接待站的董万华同志，是个军官，说：‘你非常虚弱，看起来你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摧残。我们介绍你回陕西省委，责令省委给你治病。病治不好，你就不要走。治好病，再给你彻底平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看来你的脑子不太好！’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董万华说：‘我们破例把你的事，呈报到周总理那里去了，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叫你在北京等候。’但是等了几个月，没有消息，我说：‘我要回去，时间太久了，我等不起！’ 董万华说：‘你走了，要是总理要接见你，我们上哪儿去找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拜托您把我的材料转给周总理！”
浩然站起身来，讲了一席热血沸腾的话，说：“你要我把你的材料转给总理，可是总理知道我，还是不知道我呢？像我们这些人太多了。我能做到，我还不做？你一辈子又能求我几次呢！你要找作家的话，作家里面有一个最有权威的人，这个人就是金敬迈。如果你能找到他，你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浩然告诉我：金敬迈主持文艺口的工作，在中宣部后面那座红楼办公。他把《艳阳天》第二卷送给了我，我翻了一下，发现书里有他校正的错别字，不忍心拿走，他苦笑了一下，说：“带走吧！除了这本书，我就没有什么送你的啦！”
中宣部大门自由出入。后边那座红楼，是红旗杂志社。大楼门口有岗哨。一楼有个窗口，是收发室，我给金敬迈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惠予接见，信交给收发室，很快就有了回应。大楼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叫着我的名字，她和蔼地说：“我是金敬迈的秘书，叫李佩华，你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先对我说？”
我递给了她一封信，说：“我要说的话都在这封信里，你交给他就行了！”
李佩华把联系电话告诉了我，她要我来了给她打电话。
后来，我又去了中宣部，我在传达室拨通了电话，李佩华说：“金敬迈把你的材料也看啦，他说解决你的问题，他帮不了多少忙。不过，他说你要他接见你，他有时间的话，他就接见你。”
那几天，我天天坐车往沙滩跑。去了以后，拨通电话，李佩华说没有时间，我就走了。有一天我没有去，接待站一个当兵的跑来找我，说：“中央打电话找你。”
李佩华在电话里说：“金敬迈今天要接见你啦！只能谈那么一刻钟。”
到了中宣部，我在传达室打过电话，就朝红楼走去。一个精干的军人，很快就从红楼里走出来。高声喊道：“哪一位是陕西来的？”
当金敬迈向我急步走来的时候，我所听到的只有自己突突的心跳声，他把手伸给了我，说：“我是金敬迈！”
在接待室里，金敬迈招呼我坐下。他一直站在桌子对面，我看见时年三十七岁的他，中等个儿，一袭军装，风华正茂，脸庞方正，炯炯有神的目光，透露出无限的热情。因为《欧阳海之歌》一书的巨大影响，而成为一代人梦中的偶像。他说：“你找我，你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使我心里感到很不安。这几天，你一连找了我几次，我都没有时间接见你。有一次，我听说你又来了。当时，我心里过意不去，打发秘书下去找你，结果，你又走了。我建议你给总理写封信，我本来想让秘书代写，但是她对你的事情不太熟悉，还是你自己来写吧。这个材料最多不能超过三页，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你只说一句话，我不是反革命。你在材料的最后写上：因为总理工作很忙，请总理委托陕西省军区作出调查。这个材料，你最好在三天之内交给我。”
金敬迈对一个底层平民百姓的怜悯之心，溢于言表。
我完全相信他有能力把我的材料呈送到周总理面前，但是我又感觉到事情到了金敬迈那里，就到头了，应该止步。我没有把材料给金敬迈送去。我觉得利用金敬迈的影响向前走，就是对金敬迈的亵渎和不尊重。当然，我没有与金敬迈进一步联系，主要原因还是凤凰县一位比我还要重要的人出事了。
听到金敬迈接见我的消息，董万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你受到金敬迈的接见，真的不虚此行啊！我为你的宠遇高兴。中央办公厅向陕西省军区打了三次长途电话，陕西省军区听了，肺都气炸了，觉得凤凰县委做事太可憎了。我们研究过了，也尊重你的意见，介绍你回陕西省去。军区反馈过来的信息，说你在当地很有名气，我特别叮咛你：‘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了名，注意的人就多了。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切不可鲁莽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这段经历是你走向革命鼎盛时期的前奏。也许什么都不是。后面还要发生多少事情，谁也无法预测啊！”
我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你一眼就看见了和尚的辫子，一句话具有颠覆性，洗白了我有口难辩的冤枉。真不愧是大作家啊！”
贺敬之是闻名天下的大作家，在这次接见中，我向他汇报了主要经典作品，应该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阅读。从阅读中提高认识世界的水平，掌握创作技巧，达到无师自通的目的。除了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读《史记》，进入了司马迁的文学世界；读《红楼梦》，进入了曹雪芹的文学世界；读《聊斋志异》，进入了蒲松龄的文学世界；读三言二拍，进入了冯梦龙和凌濛初的文学世界；读《呐喊》和《彷徨》，进入了鲁迅的文学世界；读《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进入了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话道出了琢玉修身的真谛。从小读经典，一辈子都不会走极端。人在早期孜孜不倦地阅读，对养性怡情以及第二天性的造就，息息相关，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书中那些正面人物为真理而奋斗而献身的精神，以及柔肠寸断的情节及故事，滋润和柔软了我的心肠，培养和丰富了我的感情。也许是我的汇报感动了大作家，他表示愿意与我保持联系。
第二天，我又去了《人民日报》社，传达室一位中年男子，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还要找谁呀？贺敬之不是都跟你谈了嘛！恐怕再没有比他更高的人了！”
“我要找李希凡！”
他说：“哦，你要找大的！”
李希凡身体魁梧，脸庞黝黑，他仔细翻阅了我的材料，给我讲了一些提起名字就让人心潮澎湃的大作家在‘运动’中的遭遇和传闻。
在京期间，我还去过全国妇联，递交了给许广平同志写的信。我第二次去了，值班室一位女同志说：“许广平同志看了你的材料，说等她身体好点儿的时候，想跟你谈谈。”
但是有人从凤凰县打来长途电话，说罗英出事了，这真是千里路上报喜不报忧，这个电话，打断了我在京行程；晋见许广平之事，只好搁浅。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凤凰县去，尽管我劝慰她的电报和信函，会比我早到一步。
离京前夕，浩然对我说：“你的未来充满变数，你可能还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生活中的事，有时候像万花筒似的，变化无穷。多少考验，多少诱惑，将接踵而至。这场‘运动’，谁也摸不着深浅。还要发生多少事情？演绎出多少故事？你的前途、命运以及你怎样走进‘文革’，又怎样走出‘文革’？甚至‘文革’以后，这个世界还有没有你？这一连串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只能骑着毛驴看戏本——走着瞧。”
我一路沉思着，重返凤凰县，走进了“文革”围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后来的经历简直就是唐僧西天取经，步步惊心。
顺便交代一下，我再也没有见过浩然，但是“我能做到，我还不做？你一辈子又能求我几次呢！”这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在浩然遭遇文艺界围攻的时候，我撰写了《为浩然辩护》一文，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浩然将我的文章转给了张陵先生，《文艺报》在两千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登时，标题改为《保护浩然》。可念作家金敬迈直至离世，我都无以回报，好惭愧也。
赴京期间，我也留下了愧疚。在驰往北京的列车上，有一位重庆的年轻教师和我同席而坐，当年的列车行速很慢，去北京要走几天几夜呢。那个教师买不到米饭，肚子饿得咕咕叫，车在石家庄停留时间长，他和我在车站食堂没有找到米饭，买了两大碗红烧肉，他要给我一碗，我不肯接受，他吃完这两碗红烧肉，说：“这一下子，我可以奈何到北京啦！” 在分配住宿的时候，他因为分配的住址太远，要求把他的名字添加在我的介绍信上，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是我没有胆量帮助他。
还有一天，我在北京一家饭店买了一碗米饭吃。一位少妇看见我吃白饭，大为惊讶地说：“我是从毛主席家乡来的，你怎么没有买菜呢？”她好心给我买了一盘炒肉，端过来要我就着吃。可是我竟然没有接受她的馈赠。一想起来，我就为自己伤害了一位少妇的善心而懊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