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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各种议论满天飞，有人说：“全县最大的官，给任芊芊低头认罪哩，任芊芊坐着筛子打着伞，把人活圆了。”
一天下午，吕秋山来到家里，说：“任芊芊，今天，处理你大的问题哩！你不要多说话。咱一个青年人，又是知识分子，不要多说。总是老牛打你大来，就是把任澍怀押下，你跟任澍怀还是家门父子呢，就问你今后还见面吗？都在一个队里干活哩，低头不见抬头见，千万少说几句。”
会议快结束时，吕社长嚷道：“我亲自来给你处理问题，你不感激，反而说我妥协呢。你不满意你告去，我知道你是作家呢，能说会写，我就是这一弄，你还把我没有办法。”
他这么一嚷，所有的群众都沉默了，沉默就是反抗，会后，曹仁对我说：“你既然把吕社长问住了，为啥不再问了呢？”
会后，吕社长来我家里说：“任芊芊，你知道我的苦衷吗？我亲自为你这事跑了两回，你就应该说：‘公社领导不怕辛苦，下来处理我这事情，我很感激！’你不这样说，反倒问得我下不了台。不是我不给你办事，你看任澍怀咋着呢？几个人证，他概不认错。并不是我不承认打击报复，是人家公安局了解说不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给你说老实话呢，要不是我给你往县上报告，你跑上一百次也无人管。你还质问我哩，这是县上的意见。你告去，我不怕，我向县委报告是打击报复，我没有错，我不怕。”
后来，吕秋山逼迫着大同意再买十块钱的药就结束了，我不同意。他们就把任新财叫来，对老汉破口大骂，越骂越凶。大看不下去了，苦苦哀求：“别骂了，我叔父也几十岁啦！”
我看这是“苦肉计”，说：“吕社长，你是批评我爷呢，还是代替我爷讲话呢？你说他煽风点火，为什么不追究目的是什么呢？说你代替我爷讲话，我爷是没有嘴巴，还是没有舌头？何必一边大声骂他，他在一边小声否认呢！”
吕社长大发脾气：“作为一社之长的我，亲自来给你处理事，你还要咋呢？不怕群众都说是打击报复，你总拉不住打人前夕任澍怀给老牛咋说的？我今天早晨，还想把这个小集团分化瓦解，但是失败了。”
吕社长生了气，派人叫张书记去了，后来在全村群众的压力之下，才答应去西安看病，费用先由老牛负责。
吕社长对任奉明大发脾气，说：“这事还把我拿住啦！是宋岭大队不放手，还是那娃不放手？”
有一次，吕社长质问任奉明：“怎么叫老牛给三十块钱，那是做什么的钱？”
任奉明说：“虽说叫占山给诚信看病呢，但是诚信比占山出的钱多！那是大会上叫占山给诚信三十块钱医疗费！”
吕社长说：“那占山还翻沟过来说：‘他们光叫我给三十块钱哩！’我说：‘给钱做什么？’占山说：‘不知道！’我才捎话叫不给的。”
在黄荡坡地段医院，大的主治大夫是方明哲，中等个儿，身体略微发胖，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刚一见面，他对我说：“你很有才华，听说你很有文学天赋，快坐下，你不简单，有多大岁数了？”
“十八岁。”
他说：“你不能拿你老子的生命和人打官司。当然啦，你胜利了没有？你胜利了。一百二十块钱够他受啦，够他一辈子挣扎。你现在还不罢休，还不收兵，你和人家好事，你大动动就好了，你却叫他睡在床上。不对，你不能拿残害你大的生命，来跟人家好事。”
我说：“咱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是几年前我就听过你为姜银娃治病的传奇故事，所以我对你的人品没有怀疑。至于你对我的误解，我也不想说，我相信总会有改变的那一天。”
大发高烧，几天几夜不吃不喝，我拉大到地段医院抢救，反而成了跟人好事，这真是“哑巴申冤——有口难辩。”
后来，方明哲说：“牛占山打断你大三根肋骨，我以前半信半疑。我还抱着侥幸心理，想着即使被打断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应该长住了。但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大的三根肋骨，仍然没有长住。姜银娃给我讲述了打架经过，我才有了一个真实地了解。从人道主义来说，牛占山的确够残忍的。而弱势的你，奋起反抗，值得同情。”
我说：“你的医术不错呀！几年前我就听说了你闯进西京医院住院部，手到病除，使姜银生避免了一次手术的痛苦。”
“唉，说那些话干什么！反正能看病，我出身于中医世家，祖传秘方，我从十四岁就坐堂行医，我大就是中医大夫。”
“你大有名气吗？”
“有名气不有名气，反正在我那方圆，也算是最高的了。”
“听说你是自学成才的！”
“自学并不低人一等，只要肚里有东西。”
“你怎么不记载一些中医验方呢？”
“唉，我这个人就是太自卑了，总以为自己翅膀还没有硬，也有人对我说过这话，我大遗传的单方几百个哩，我做过试验，没有问题，就是觉得自己还年轻，以后再说。”
“你不是都四十二岁了吗？”
“四十二岁怎么啦？是不是现在不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不是，我总觉得四十多岁的人，正处于精力旺盛时期，应该珍惜才是。”
有一天，我对方明哲说：“你喜欢读小说吗？我替你找一本！”
他听了我的话，好像被吓了一跳似的，头往后一缩，看了我一眼。说：“不要小说，我不要小说嘛！”
他沉思了一会儿，一双眼睛顿时变得快活起来，瞅着远方，一字一句地说：“我原来就是一个小说迷，我读过几百部旧小说，读旧小说，我敢打赌，你没有我读得多。可有意思了，越读越放不下手。”
“我明天就给你带几部，叫你读个够！”
他愈加不安起来，好像这几部小说就是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红着脸争辩道：“不要带，你不要带小说嘛！尽管我爱读小说，但是我的工作是拯救生命。把一个走向黄泉路上的患者拉回来，起死人，肉白骨，悬壶济世，这是多么神圣的工作！而把一个病人救不下来，这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医生的责任高之于天，重之于山。我怎么能读小说呢？因为一读小说，纵使天大的事情，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想起自己当年年少无知，为了把一本小说读完而不惜让患者等一会儿的傻事，至今还脸上发烧呢！”
他有点儿神经质，他对小说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让我感到他是多么古怪和不可思议啊！
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严冬的太阳，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三个穿棉制服的人，走进了村子，我心里感到很温暖。他们可能是西北局派来的干部，这可是我盼望已久的大事啊！但后来，穿棉制服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刚才喜悦的心情，也随风而去。吕秋山多看了我几眼，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了，地方干部来了，叫群众怎么说话呢？地方干部好比一堵墙，有他们在场，群众就不敢讲真话。上面的干部调查过后就走人了，而地方干部才是永远的根；低头不见抬头见，稍有怠慢或者冲撞，打击报复就会不期而至。有地方干部在场，谁又能没有后顾之忧呢？
宋福怀对我说：“你把吕社长得罪了！”
其实，在西北局调查前夕，公安局就派人进村，他们软硬兼施，威胁证人，不允许暴露案件的真情实况。直至调查组进了村子，公安局的人才撤走。
下午，一行三人来到我家，我说：“你们是西北局的吗？”
穿皮大氅的同志无比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西北局的呢？”
“我把材料寄到西北局去了！”
穿皮大氅的同志笑了笑，说：“你太主观了，你把材料寄到哪儿，不一定就是哪儿来。西北局完全可以委托下面的组织来嘛！”
“那你们到底是哪里的呢？”
穿皮大氅的同志说：“我们是省委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分别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咸阳专署的。穿皮大氅的同志是西北局的，叫丁佳卓，脸色蜡黄，似乎有些病态。他说：“你的材料感动了我们的大领导，领导说：‘我们要把这作为一个典型材料，向全国通报，并建议县上提拔你参加‘社教’，以便培养。”
后来，我给丁佳卓写信，建议不能让县上和公社干部参加调查。 他打发人把我叫去，要我把理由讲出来，我讲了以后，他说：“你提意见，这很好。但是到底要谁参加，不要谁参加，应该由组织做出最后的决定。当然啦，组织上能派这个同志下来，就是信得过这个同志，我们把人家支回去不好，而且很不好。”
我说：“难道西北局就没有独立调查的能力吗？县上不断派人来，这难道也是对西北局的信任吗？他们是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曝光，才派干部下来，这难道不是为了使你们的调查失败吗？难道不是为了让你们拿不到真正的东西吗？”
丁佳卓说：“县上只是个别领导的问题，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而否定了党组织。无论哪一级组织派来的，不管是公社也好，县委也好，省委也好，我们都是一个党组织。既然是党组织派来的，为什么要让人家回去呢？任芊芊，你既然把事情交给组织了，就应该相信组织，让组织决定。你对我们过多干涉，这不好，这很不好，这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的。”
“不！这不是个别领导的问题，他们已经结盟了。在正义处于受压制的形势下，更应该让任奉明同志参加，他立场坚定，又熟悉情况，有他在场，群众才敢讲真话；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通知他去开会，这难道不是县上的调虎离山之计吗？”
“他的意见，我们已经征求过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让他谈嘛！需要时，我们还可以叫他回来嘛！”
“我们队里有两派势力，在这一天里，为什么叫去的都是那一派的。”
“这个问题，组织上有安排。先问谁好，后问谁不好？运筹帷幄，我们是有充分考虑的。你不要操心。当然，还是要发动贫下中农的，了解以后听谁的？相信谁的？当然是贫下中农的。” 丁佳卓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脑，说。“你这个头是空的，问下一大摊子，到底咋处理呢？我们考虑发动了贫下中农，人家必然有所活动，一打听出来，知道我们要了解什么？那就不好办喽！”
工作组没有让吕秋山参加调查。吕秋山给大队捎话说：“调查组不能住在干部家里，必须住到耕读小学去。”其实，调查组就没有在干部家里住，而是住在宋兴林家里。
这天晚上，《胜利在望》放映，戏台底下圪老拐角儿都是人，就连树扠上和墙头上也坐满了人。但是我怎么也看不进去，回家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回想丁佳卓的批评。为什么我就不相信县委呢？敢于揭发别人的问题，难道就可以轻视自己的错误吗？你还想着不行了再向北京反映！同志，怎么可以轻视和怀疑西北局的同志呢？我无情地批判自己，心里才轻松了，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对于丁佳卓细致的工作，我感到吃惊。放心吧，他们的调查一定会有结果的。“向北方”那是老太婆必胜的信念，坚韧不拔，敌人挖了她的眼睛，她仍然可以看见北极星——因为北极星就是胡志明伯伯啊！老太婆的感觉是超极限的。而我呢，一双眼睛白长了，别瞎操心了，应该看见三位同志是有能力的，因为他们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
但是后来呢？听了他们的调查结论，我大失所望。在工作组征求群众意见的会上，大发言话太多，我阻拦他发言，这足以表达我的失望。
第二天，省委调查人员安志礼找我谈话说：“昨天晚上，你阻止你大发言很不对！这是党支部的扩大会议啊！”
姜银娃在西北局工作组批判任澍怀和牛占山的会上发言，说了他那天的经历和看见的事实。他是那种‘人贵有志，竹贵有节’的典范，不像有些人‘人心长在背脊上’，他发言力主事实真相，说：‘这事都八成了，车在节骨眼上绊住了。明明是打人者先动的手。而任金娃却平地起骨堆，谎称是挨打者先动的手，任金娃以他贫农身份证明的实在不是事实真相。’任金娃在会场下面对王秀兰讽刺道：“你基本（注：姜银娃的外号，意思为基本群众也）是个替头子，为旁人是非之事还狰得很，还凶了！”
会议结束后，王秀兰连饭都不让丈夫吃，说：“为旁人的事把人得罪完了，你讲了真话，任澍怀和牛占山恨不得戳你一刀子！”
姜银娃为自己辩白道：“任金娃的话是人话吗？说起他，我倒想起一件事来，有一天种洋芋哩，牛占山把牛脖子勒得太紧，一时半刻，牛就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 ‘黑霜’虐畜情节，要是被魏凤英、曹福兴、曹仁、任奉明、宋兴林、宋天命、宋福怀、任诚信和我大看见，就得抬九口棺材来，少一副也不行。我当时对牛占山说：‘你把牛脖子绳松一下，快把牛勒死了！’
“牛占山瞪大了仿佛要吃人的血眼，说：‘我勒牲畜呢，又没有勒你，你吱哇啥呢！’
“我气得头发倒竖，说：‘你狗日的，真是一个坏蛋！’
“任金娃说：‘你说他是坏蛋，国家咋没把他押到监狱去呢？’
“牛占山是个半山风，那一年，他把一头骡子打得跳了沟，都是这狗日做的好事！
“那一年，牛娃出生后，母牛断奶了，咱家凑合钱买了一只奶羊，任金娃讽刺说：‘你们给牛娃买奶羊呢，咋不给老牛也买一只奶羊哩？都有你父子的思想，农业社早就好过了！’”
姜银娃一大早来家里说：“你要抓主要问题哩，昨天的会，你一直低头看书呐！把任奉明急得心如油煎。我和我大去了任奉明家里，任奉明说：‘去给任芊芊叮咛一下！’
在西北局调查会上，任金娃说大先打牛占山来，以他贫农的身份，误导了西北局的调查结论。他还在场上骂道：“为啥还有人证明说任澍怀说：‘不啦，把他往死打！’”
他在邻村宣传说：“怪任诚信！”
后来，我向中央写信的行为，被县委工作组说成是“反党”，我本人也被说成是吴晗、邓拓和廖漠沙的后人。
12月2日，因专署检察不批准逮捕我，我获释出狱。
我第二天去申请群众组织手续，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赵思超说：“你怎么没有和大家联合起来？”
我说：“人家不要我嘛，说我被拘留过，我虽然出了牢狱，却仍然背着罪名。”
赵思超“嗯”了一声，很快就给我办理了手续，说：“你一个人也好，工作还好进行一些！”
他这么痛快，出乎我的意料，我还想着他会难为我的。说：“算了吧，一个人还成立什么组织呢？” 我当时都想好了，用什么话来对付他。
在县委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说：“办袖章，刻公章，两件事情，要开两个条子呢。你只能办一件，你看你要啥呀？”
我说：“这两件事，我都要办哩！”
“能办的事，我还不办吗？你都是懂道理的人！”
我决定先办公章，办公章，要去公安局备案哩，我担心被他们卡住。公安局办公室一位个子不高、略微瘦削的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抬头惊讶地看着我，说：“你就是任芊芊吗？”
“是的！”
他笑着说：“你怎么一个人呢？过去你就是一个人，你怎么不和群众一块儿搞呢？”
我不由得脸色泛红，说：“人家不了解我嘛，不要我嘛！再说，我也不了解他们。我对他们、对环境，都是要看一看的。”
“你准备怎么搞呢？”
“我没有准备，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他似乎有些不相信，追问了几次，后来，他不问了。我说：“你说我应该怎么搞呢？”
“我也说不上来，我想听你说。”
“我能怎么说呢！听从生命召唤吧！”
他出去了一会，回来为我倒了一杯水，说：“我同意你刻！”
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拿着他开的介绍信，出了门，他又喊道：“任芊芊！”
我想他可能变卦了，要收回介绍信。不料，他好意叮咛我：“我跟你说一下，你把介绍信拿到有营业执照的地方去刻，没有执照你不要刻。”
担心是多余的，扑面而来的温暖，使我的晦气荡然无存。恰巧在门口碰见了刘云发，说：“你干啥来啦？”
“我昨天出狱的时候，你跟我谈话说：‘本来要逮捕你，要给你判刑，因为你表现好，才释放了你。回去有反抗行动，我们就要立刻逮捕你。’你瞧，只隔了一个晚上，我就把你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我来申请群众组织手续，准备造反。你要不要逮捕我？要的话，我现在就跟你走！”
刘云发未说话，赶忙转身走了。
后来，我来到西安。把我的遭遇向陕西师大的同学，诉说了一遍。一位鲜花般美丽，火一样炽热灼人的姑娘说：“你的精神像烈火般旺盛！感情像春潮般奔涌，你赶快去北京吧！我们把你送上火车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跟你村里相好的人说一下，要是遇到了阻拦，叫他们给我们报个信。”
我看见她讲话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倾耳细听，我想着她一定有很高的威望。她的话使人感到菩萨心肠。
在西北局办公厅，我见到了丁佳卓和一些老同志，他们说：“这是省委搞的鬼，你找省委吧！”
他们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丁佳卓还把办公厅印发我三万字来信，找出来让我看。他指着“已发：克林、王甫、王林、士廉、仲如、宋平、黎夫同志。” 的字样，向我详细介绍每一位领导的意见。说到一位领导是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时，我问道：“书记处书记的官有多大？”
“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那——官——职——可——大——得——很——呐——！” 丁佳卓把字音拉得很长，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为了安慰我，丁佳卓还说：“我把领导要求提拔你参加‘社教’的指示，向凤凰县领导做了传达的。”
后来，丁佳卓和一些老同志，纷纷向我赠送粮票和钱，我说：“我不要钱和粮票！把打印的信给我一份吧！”
丁佳卓说：“没法给你，打印了十本，给领导发送了七本，剩下三本存了档！”
我说：“存档一本就够了。”
给我的时候，他把“存档”的字样，用毛笔抹掉了。后来，我发现他把粮票和钱装进给我的袋子里。
省委接待站主任安志礼见到我，一开口就说：“我们把你搞错了，‘运动’初期，我们对‘运动’不理解。现在看来，关押你十天是错误的。我已经把材料报上去了，因为关押你是省委秘书长王景明点头的，得让他同意，责任要他负。咱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省委只纠正前一次关押，后一次关押你，责任在县委，由县委去搞，咱们不管。”
我说：“要是你们不关押我10天，县委就不敢关押我160天。”
事情由范良玉同志办理，我催促过他几次，他老是说：“王景明叫交通大学红卫兵拉去批斗，我找不到他。”
二十多天过去了，范良玉说：“目前看来，你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我们搞的结果，王景明认为关押你是对的。”
我非常气愤地说：“既然不是真心为我平反，为什么不早说呢？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就要过年啦，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范良玉暴跳起来，大声叫嚷道：“为了你的事，我一连向碑林分局跑了六次，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你冲着我大喊大叫，难道是我不愿意给你平反吗？”
在申诉的日子里，商业学校的几个女生，为我的控诉材料刻版印刷，忙了几天几夜。西安农民造反委员会主任田杏云同志，亲自解决我的食宿问题，她还派人去西北局督促解决我的问题。
大年三十，我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扛着一捆沉重的传单，坐车回到凤凰县。在街道碰到了董玉峰，他惊喜地喊道：“任芊芊，快跟我走，正等着你呢！你再不要跑啦，县委给你平反呢！”
董玉峰把那捆沉重的传单背在身上，令我十分感动。走进县委，他把我拉上卧室热炕上，拉开一条被子，盖住了我冻得冰凉的腿。他从食堂端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大白蒸馍和一盘炒鸡蛋。吃饭时，董玉峰说由贺书记、程县长及公安局局长王耀华等七位干部去宋岭村为我平反，征得我同意后，说：“那么，平反放在哪天呢？”
“明天吧！”
“明天是大年初一，让我们过个年，初三行不行？”
“初三就初三吧！”
县委愿意为我平反，我也接受平反。但是在运动中，这两厢情愿的事情严重受阻。县委贺书记等七位领导干部，来到我的书窑，刚坐定，我把茶水刚倒上，胡记娃，外号叫呼卢子（注：呼卢子是关中人对赌徒的俗称）的人，清鼻往眼窝里流呢，我家来客人咧，还领着几十个胳膊上戴着袖章的青年农民，呼喊着口号，往我家里冲，胡记娃大声嚷道：“你们来了，不到大队‘文革’委员会报到，藏在这里，开什么秘密会议呢？”
呼卢子不从窑门走，却从窗子爬进去了。他不容分说，一把把坐在炕上的贺书记从窗子拉出去了。当造反队把这七位干部押走的时候，我拦住去路，说：“你们原来想在我出狱的问题上出风头，没有赶上。 怎么劫持为我平反的领导干部。你们要干什么？县委给我平反，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呼卢子嚷道：“即使平反，也得由‘文革’委员会主持，任灵娃让给你传话，说即使为你平反，你也得规规矩矩站在台子上，不许乱说乱动。”
他们居心叵测。记得我刚从牢狱出来，看见县城到处贴着揭露县委和县人委的大字报，街头走过一队队呼喊着口号、戴着袖章的学生，我恍如隔世，非常惊讶。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回头看见呼卢子和任灵娃。呼卢子埋怨道：“你着什么急呢？你现在出狱，就等于给咱‘文革’委员会泼了一盆冷水！你把大家革命锐气挫伤了！”
“难道我出狱还要选择黄道吉日？我出狱不出狱，和你们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任灵娃把他背着的袋子重重地放在地上，打开说：“这一袋子袖章，都是为营救你准备的，我们把它带回去，发给农民，明天就戴在胳膊上，打着红旗到县上造反，勒令立即释放你！”
呼卢子说：“说句难听话，你还不如回到看守所去。给我们一个造反的机会。”
我感到很可笑，说：“任灵娃在公安系统干过，牢狱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吗？”
呼卢子说：“任灵娃是‘文革’委员会主任，我是他的牵马坠镫人。”
任灵娃被公安系统开除，这样有问题的人，拉帮结派，窃取了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位置。我的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仿佛压了块大磨盘似的。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想着，就悄悄地离开了他们。回到村子，与父母亲见面，我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等到心情平静下来，我也渐渐地知道了这场“运动”，也许与中央一个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都成立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群众组织，这些不同的群众组织，参加的人数不等，但都打着造反的旗号，揭竿而起，造各个地区、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领导人的反，这些群众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领导干部，就要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帽子（注：这里的帽子不是帽子，而是强加给人的罪名）要拉下马，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可以被随便加上“牛鬼蛇神”（注：牛鬼：牛头的鬼。蛇神：蛇身的神。这里泛指妖魔鬼怪。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和“地富反坏右” （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其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罪名，不翼而飞。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任何人，只要群众组织给你戴上帽子，就可以随时随地揪出来进行游行、批斗和打骂，以及残酷无情的折磨迫害。那时候到处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最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当时除了军队以外，全国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场运动人人自危，任何人都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那时候，群众不知道这场“运动”是弄啥呢？县委给我平反，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引了全县的群众。各个公社各个生产大队，各个机关单位的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戴着袖章，打着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赶到宋岭大队。
宋岭村“文革”委员会，根本不考虑县上领导是干什么来啦，他们逮住机会，耍威风，出风头，显山露水。他们开会，我拒绝参加。但是会场的动态，还是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听说把那七位干部押上大会主席台，台下黑压压一大片群众，会场乱哄哄的。主持人把自己扮演成审判官，质问贺书记：“你们干什么来了？”
贺书记说：“我们是给任芊芊同志平反来啦！”
主持人大怒，说：“日你妈的逼来啦！你狗日的到底弄啥来了？”
贺书记没有改口，仍然坚持说：“我们就是给任芊芊同志平反来啦！”
主持人气得像猴子吃了辣子，打了贺书记两记耳光，说：“你狗日记住，你是为整个宋岭大队的群众平反来啦，而不是为任芊芊一个人平反来啦！记不住，你狗日的还要挨打！”
中共凤凰县委为我平反，开了十天大会。全县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打着红旗，整队集体进入会场；还有不少群众，单独行动，跑来看热闹，他们想看看县委书记长什么样儿，看看县长什么样儿，看看公安局局长什么样儿，看看我长什么样儿。由于会场第一天爆满，第二天就不得不在撂天会地里，重新搭台子，将会场转移到村边野地里去。我没有露面，没有到大会去过一次。我家窑背上不时站满了陌生的男男女女，弄得我连院子也不敢出去。我家大门关着，谁也进不来。我和县委没有达成协议，我要求县委在会上宣读平反材料，可他们却说大会现场平反比纸上平反更柔和、更有轰动性和人性化。全县最大的官都来了。我说：“只要县委作出书面平反决定，领导到场与不到场都无所谓了。” 白天的会议结束以后，贺书记和程县长及公安局局长，晚上到家里来了。我叫母亲烙了煎饼，炒了几个菜，吃饭期间，贺书记动员我明天去参加会议，说：“给你平反呢，你不到场，怎么能行呢？”
我说：“根本问题，就不是我到场与不到场的问题。你们被劫持了，县委给我平反，与‘文革’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
贺书记说：“我们是为你平反的，你是不能缺席的。你不在场，这怎么说呢？这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我说：“我不在场就不在场，你们来了八九天了，我都不在场嘛！不是都过来了吗？我明天还要走亲戚去呢！”
王庆华是个高个子，戴个白色近视眼镜，在把我武装押回村子的斗争会上，他说：“狗咬狗，一嘴毛；鳖咬鳖，一嘴血。” 宋岭村群众组织揪住不放，认为含沙射影、辱骂宋岭村群众呢。王庆华对我说：“你走亲戚，你走到哪里，我们就撵到哪里，平反到哪里！哪里有这事哩，不平反还想走人！”
村子各种议论满天飞，有人说：“全县最大的官儿，给任芊芊低头认罪呢，任芊芊坐着筛子打着伞，把人活圆了。”
也有人说：“这一次来的都是县上最大的官，把他们得罪了，宋岭今后的公粮就要加倍缴纳哩。”
各村来的群众，万名追随者和崇拜者，因为见不到心中的偶像，急得头上冒烟，心里乱糟糟的。他们想叫我到大会亮相，把这个迫切的要求，提了一次又一次。宋岭群众组织头头，总是保证：明天就会让大家看到任芊芊。但是明日复明日，明日总落空。各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而来，悻悻而归。我的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是无可遏制的，简直是心同此心，理同此理。终于有一天，台下的群众不答应了，台上的任灵娃无法推脱，在主席台上大声喝令：“去两个民兵，把任芊芊押到会场来！”
物极必反。他们没有把我弄到会场，反而因为对我动用专政工具的鲁莽行为而受到了群众强烈的质疑。台下几十个村子的群众，愤然而起，一拥而上，冲上主席台，把任灵娃揪扯下来。围攻和辩论，一直持续到月上柳梢头。任灵娃沽名钓誉，出尽风头，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勇敢的海燕，结果却变成了一头秃鹫，比那次开除还要丢脸。
任灵娃说:“世事轮流转，任芊芊今天落到我手里。谁叫他当年小小年纪，安排我给砌墙快手任金娃当下手，忙得我浑身冒汗，上气不接下气。”
“这狗娘养的，居心不良，报私仇、泄旧愤来啦！”任灵娃的话，弄巧成拙，反而使斗争自己的火焰烧得更旺。
在这夜幕低垂、星光暗淡的晚上，我远远地观察着这有趣味的喜剧。
后来，县上有个群众组织来和我协商，说：“你签了字，就跟我们去县城，在全县大会上给你平反。”
我说：“那倒没有必要了，只要把这些人弄走，也就万幸大吉了！”
再后来，我找到了省平反监督委员会，工作人员多半是大专院校的学生，来了五六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和程县长谈了很长时间。1967年3月9日，县委印发了对我的公开检讨，该检讨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任芊芊向中共西北局写信说：‘凤凰县公安局和县委是一条黑线。’”公安局局长在他的检讨里说：“任芊芊说："陕西省委和西北局也是一条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