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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钱是任奉明在县上开会，罗英眼睛里含着泪水，把叔在县医院的遭遇动情地说了一遍，支书把话带回去，宋岭村脆弱的神经颤抖了。
第二天，我和姜银娃、曹仁、宋飞及弟弟，抡换着把大抬到了县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留下弟弟照顾大，我和姜银娃等人回到家里，天已经黄昏了。洗过手脸，大家开始吃油炸馍，任奉明来到家里，问了大的病情，曹仁抢着说：“一个白发老大夫叫我叔仰卧在病床上，他用手逐个按压着我叔的肋骨，说：‘你疼不疼？’我叔疼得直声唤，检查完大夫说：‘你断了三根肋子，住院吧！’”
任奉明对我说：“医院有你弟哩，我正式通知你，恢复耕读小学，公社聘请你为教师，通知已经下达队上了。即日起，你就不用下地了。三日之内，动员学生入学，打扫教室，三日后，正式开课。”
吕秋山社长来到村里，召开了六队的社员大会，说：“医院给法院打电话，说：‘任诚信三根肋骨断了，是被人打断的，还是跌断的？’法院要求公社调查此事。”
在会上，老队长曹福兴气愤地说：“还有王法吗？牛占山打任诚信哩，任澍怀作为队长，不拉架，不制止，反而大喊大叫：‘打！往死打！看他还胡说不胡说？’这要从队长身上挖根子哩！牛占山是打人凶手。幕前幕后，都有人策划指挥哩！”
宋天命，是个老党员，脖子上的青筋，暴得像小孩子肚子粗，说：“牛占山打诚信哩，诚信把人都说了，牛占山咋还打哩？这实在无法理解。诚信有啥劲哩，十个诚信，都打不过一个牛占山。但是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把人打得像血头羊似的。牛占山还把人拉到公社说理去了。任澍怀应名叫宋智才追人去了，其实是纵令行凶…….”
曹仁说：“我诚信叔挨打的根源，就是在‘社教’中，给任澍怀提了意见。打人时任澍怀嗥叫：‘六队人都是贼娃子！’ ”
姜天华说：“澍怀和诚信还是家门弟兄哩，有多大的仇恨，叫把人往死打哩！”
宋天命说：“把人打得摆下了，澍怀带着人，到北山植树去了。现在就不是植树的季节，这是借植树逃跑了，躲避了。”
曹仁一身正气；黑黝黝的脸上，涌起了愤怒的狂涛，鼻孔生烟，怒目切齿，说：“我诚信叔住院抢救哩，人们难受得哭天抹泪，牛占山还跟没事人似的，行走咣咣戏还唱不够！”
牛占山行凶，激起了民愤，人人满腔怒火，纷纷要求：把任澍怀和牛占山往回叫，严肃处理。
众怒难犯，贯于戳七弄八的宋智才低着头，一声不吭。
吕社长说：“这一起事件，惹起公愤。公社党委要向县委汇报。大队要连夜把滋事者往回叫，接受公社的调查和处理！”
但是正义却一闪而过，短得像兔子尾巴。
第二天，宋天命像和谁赛跑似的，跑到任奉明家里，急得头上热汗直冒。说：“天刚蒙蒙亮，占山从澍怀家里出来，我没有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背身儿。他们昨夜回来啦？”
“是的！”
“看来，他们－夜没睡？”
“有可能！”
“人家在研究对策哩！你知道不知道？我看见牛占山没有回家，直接往县城去了！”
“他是不是看诚信去了？”
“那不可能！”
“那他弄啥去了？”
“我看十有八九，到城搬救兵去了，为他们撑腰壮胆去了！”
“他找谁去了？”
“他有背景哩，他经常卖弄，说他姑父当什么副县长哩，主管什么公检法哩！”
“他还抱粗腿哩！”
“你当啥哩？赶快把他追回来吧！”
“咱们放开马儿叫他跑，看他还有上天入地的大本领！人说：‘蒸馍是实的，窝窝是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纵使他姑父当县长，岂能为一己私利，而置道义于不顾？丧失党性和原则？”
宋天命对牛占山进城急得直跳脚，他看见任奉明无动于衷，就愁眉不展地说：“公社不是正调查着哩，咱有理由追他，说调查结束了，他想上天也由他！”
任奉明说：“他姑父敢护短，我哪怕书记不当哩，也要把问题反映给县长哩！”
第二天中午，吕社长兴冲冲地来到任奉明家里，就像要报告好消息似的，眉飞色舞、信誓旦旦地说：“我把任诚信事件，汇报给县委了，副书记孔怀亮说：‘对这一起凶残的报复血案，县上要召开千人大会，严肃处理。’”
宋天命慌慌张张地跑来，看见吕社长在窑里，就给任奉明使眼色，任奉明说：“这是吕社长，有话，但说无妨！”
宋天命不想当着吕社长的面说，但是任奉明把他逼到墙角，他的脸都憋红了，说：“吕社长来了！公社还没处理哩，怎么公安局调查来啦？”
吕社长说：“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公安局来调查，公社怎么不知道呢？况且，我还拿着县委的‘圣旨’ 呢！”
任奉明说：“大队怎么也不知道呢？”
宋天命说：“为什么突然换帅？为什么让公安插手？他们背着基层党组织？究竟要干什么？听说公安局来了一个人，叫刘云发，黑脸，只问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都是和牛占山相好的。宋智化的女人在现场，但她打诚信呢，是案中人，让她证明有失公允。刘云发说：‘病人已经好了，我回去就叫他出院！’我看问谁不问谁，来人心里都有底哩，是有备而来。这次调查，和牛占山进城，脱离不了干系。曹兴福质问刘云发：‘昨天，吕社长还说：把三根肋骨打断了，你怎么今天就说好了呢？好得咋那么快来？简直就是左手上药，右手结痂。’他的话，把刘云发顶了个大跟头。谁向任诚信说话了，刘云发就吊着脸，一声不吭，谁向牛占山说话了，刘云发就笑脸相迎，说：‘一个说话，两个相投；都向墙角靠，事情就好办了！’”
吕社长低着头，不知道想什么，后来，就悻悻地回去了。
宋天命对我说：“给你扎扎实实说个话，给牛占山搂后腰哩，你要小心哩。”
由于事态突变，我匆匆赶到了县医院，病房里几个病友说：“你大几次发高烧，昏迷不醒，把我们吓得像大祸临头那样惶恐不安，跑去找大夫抢救哩。”
“不知道为什么，大夫总是不管，只给两片止痛片！”
大消瘦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微微颤动着，说：“我的肋骨断了，入院时，大夫就说我三根肋骨断了。我走路疼，翻身疼，出气疼，胸腔就像撑着一块铁板。疼痛难忍，转不过身。”
停了一会儿，弟弟说：“前天，罗英来看大，提了一大袋水果和副食。”
我找到了那个瘦高个儿，叫高建军的主治大夫，说：“你怎么不给病人吃药呢？”
高大夫脸上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大的病已经好转了，你来了，正好我们动员他出院呢！”
我吃惊地说：“你怎么就动员他出院呢？”
“你大的病是陈病，是胃病！”
“陈病也好，新病也罢，你都给他看！”
“你大不是能吃一点儿了吗？”
“我大不吃不喝，不时发糊涂、夜里失眠、肋骨疼痛难忍，这也叫能吃一点儿了吗？”
“哎呀，我不是说了嘛！那是陈病，是胃上的病，人家打的是外伤，内病也花人家的钱吗？”
旁边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把嘴一撇，说“谁能打到你大肚子里去？肚子里的病也叫人家花钱吗？”
“什么叫花人家的钱？难道住院费不是我交的吗？你就事论事，不要提起蒲篮斗动弹。凶手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能扛起二百多斤的粮食袋子，力气可大得很呐！我大的肋骨就是被凶手的铁拳打断的。入院的时候，王大夫就说我大的肋骨断了。”
高大夫和那个女护士同时嚷起来：“打人不打人，咱这儿不管！”
“你给法院说去，咱这儿只管看病。”
我气愤地说：“你这儿比法院还法院呢，什么只看新病，不看陈病呀！连谁出钱，都操心着哩。如果你是医院的话，除了救死扶伤，什么都别管啦！住院费是我交的，根本就不存在花别人钱的问题。”
说完话，我就回到了病房，弟弟没有说话，跟在我身后，跑来跑去。大满头大汗，在病床上呻吟。
公安局张长宽是一个满脸横肉、矮矮胖胖的人，突然走进病房，说：“诚信，我们调查的材料，和你说的有出入！”
我说：“你调查的人只问了五六个人，而且还有人不在事发现场。”
张长宽叫嚷起来：“哪有调查的人负责哩，我不管！诚信，大夫说你没病，你就没病！你现在就出院！”
“这十多天，我肋骨疼得要命，给我拍个片子，看看到底断了没有？” 大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咳嗽着。
张长宽说：“那我不管，我们的根据，是医院的诊断。人家的诊断是科学的！”
高大夫眯缝着的小眼睛，闪烁着一道蔑视的寒光。说：“我检查你好着呢，化验好着呢，透视也好着呢。你还不相信？老实说，你的肋骨没有断，断了你就不是那样子。肋骨断了，人根本就受不了。”
大说：“我住院的时候，门诊大夫就说我大的肋骨断了，他都用手摸出来了！”
张长宽问道：“是谁收他住院的？”
高大夫说：“是王澍怀收的，入院时就好着呢！”
张长宽怒形于色，说：“把好人收进来，占住床位，叫病人没地方住，这个右派大夫缺德啊！”
大用手压着疼痛的胸膛，脸上现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哀求道：“给我拍个片子，我就放心了！”
高大夫说：“你不需要拍，无须多此一举。”
张长宽嚷起来：“大夫说你没断，你就没断；大夫说你出院，你就出院。大夫都不如你啦！诚信，你出院，没说的！”
我说：“出院就出院！我们上泾阳县医院去！”
张长宽说：“我哪怕你上北京、上天去呢，反正你出院！”
大还在苦苦哀求，张长宽说：“这里是医院，不是你家，你还赖着不走了！”
我说：“那里没有医院，住在这里又不给药吃！八天只给吃了一块四毛钱的止疼片。”
本来，就要出院的大，跟大夫就没有瓜葛了。可是这天夜里，高大夫突然硬要大拍片子。这是“阎王奶奶绣荷包——鬼花招。” 打消大去外县投医的念头。高大夫只是个被牵线的人，他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势在指挥着他。至于器械怎么灵性已通、与高大夫抱团造假，我就不得而知。
我们坐着敞篷汽车去泾阳县，汽车在关中大峡谷穿越。时而像一头老牛吭哧吭哧地爬上半山坡，时而又像一匹飞驰的骏马俯身冲下谷底。大就像簸箕里的豆子翻来滚去，东倒西歪，晕头转向，呕吐的黄水带着血丝。我和弟弟小心搀扶着，但又不敢看大那龇牙咧嘴的样子。
好不容易到了泾阳。拍片显示三根肋骨断了，消瘦而清秀的女大夫带着疑虑的口气，询问了大的治疗经过。
女大夫说：“那你住院吧，我倒要看看谁敢把你撵出去？”
大要带上片子，回凤凰县医院说事。
女大夫叹了口气，说：“你的病是要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建议你住下吧！”
我同意，弟弟也同意。但大去意已决，非带片子回去不可。
公安局孙局长，五十多岁年纪，身躯不高，略微有点胖，天庭饱满，说：“两个医院，一个说断了，一个说没断；你叫我们听谁的呢？你们去西安重新检查吧！”
去西安的时候，孙局长叫我把片子留下，我说：“我们花钱拍的片子，为什么要留下呢？有人说泾阳的片子是假的，我感到无比愤怒。”
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牛占山拿着公安局的一封信，到处找医院总办公室。我心里想：“凤凰县公安局控制了县医院也就罢了，怎么连省城医院也想控制。” 我虽然觉得其中有弊，但我还是好意将骨科办公室指给了他，他核桃大的字，没有认得一巴掌。却摇了摇头说：“我要找总办公室哩！”
没有找到总办公室，他就将信交给了‘骨科办’，公安局在信中说了些什么？这只有天知道。大夫叫大进去以后，牛占山就扑了进去，他打断了大夫的问话，说：“这是他和我打架了，他是贫苦农民，我也是贫苦农民！”
大夫没有抬头，漫不经心地说：“贫苦农民还打架呢？”
牛占山叹了口气，说：“唉，全是一时的火气，过去了倒很后悔！”
大夫仍然没有抬头，心不在焉地说：“你这个青年人，火气还大得很！”
我没有进去，是害怕影响大夫的诊断，在无可奈何之下，我走进诊断室，说：“大夫同志，请你抬头看看，这个打人者真的是个年轻人吗？”
大夫好像刚睡醒似的，抬起头来，疑惑地打量着这个四十多岁的“年轻人”。
牛占山把我的肩膀拍了一下，说：“看，这是病人的娃！”
大夫被牛占山的话，说得心里乱糟糟的，病也没看成，我又挂了中医科，牛占山对中医大夫说：“这娃不服气西医大夫，又看中医来了！”
我说：“你再胡言乱语，破坏捣蛋；我还要挂号！”
后来，牛占山从西安偷偷地跑回去了，在村里碰见任奉明，任奉明吃惊地说：“你怎么回来了？”
“是诚信叫我回来的。”
“是诚信叫你回来的，还是你偷跑回来的？”
“这时候人不要紧啦！十几天就长好了，肋骨断了一点点，没事了，诚信叫我回来的。”
任奉明摆了摆手，说：“你不要说了！上一次你回来，你说诚信叫你回来的，任芊芊跑回来说你跑了，追你呢。这一回你又说诚信叫你回来的，你钱多了，你就来回地跑！”
任奉明对我说：“为你这事，我得罪了多少人。要不是我，指望你父子把人家能撞动？有一天，牛占山背着一袋麦子去磨面，把我急得什么似的，说：‘占山，诚信一天打了几次电报，叫你下来呢，你还没事人似的，你心里咋想着呢？’占山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快回去收拾一下，就去！’占山说：‘那就不敢磨面去了！’我说：‘就是不敢磨面去了！’”
凤凰县离西安山高水远，折腾一次容易吗？但是面对西安三家大医院的诊断证明，高大夫又叫大照片子，结果出来后，高大夫说：“又没有照出来，我们认为你根本就没有骨折。骨折了，你人就不是那样子。泾阳县的片子是假的，西安市医院的诊断证明是从泾阳县片子上看出来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的意见是给你开些接骨的药，你带回去吃；如果真正骨折了，几天就长住了！”
买了高大夫开的“跌打丸”，我说：“原来你心里早就知道我大的肋骨断了，只是不愿意公开承认罢了。”
高大夫说：“你讲话得有证据。”
“对症下药，是大夫治病的基本原则。你再糊涂，也不会让骨头没断的人吃‘跌打丸’吧！”
“我就叫吃啦，你什么意思呀？”
“你口头上否认了泾阳县的片子，你根本就不承认骨折，而实际上你却给他吃‘跌打丸’，这难道不足以证明：你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人吗？”
孙局长对大说：“我说你把片子放下，你娃硬要拿哩，你拿下片子啦，还给你照啥呀？你有片子呢，人家思想上就有那么一个框框，自然就不照了。你不拿片子，大夫问你拍片子没有，你说没有，那就必然照了。我的话你不听，看你拿上片子，没有照，一下子就回来了。那个医院说断了，这个医院说没断，我到底听谁的呀？这次去西安拍片，谁出钱呢？”
折腾一次，还嫌不够；还要折腾第二次。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拍片大夫和大有以下对话：
“你骨折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拍片呢？”
大把看病经过说了一遍，大夫说：“你既然是凤凰山人，远天远地的，你来呀坐的啥车？”
“汽车！”
大夫惊叫起来：“哎呀，火车都不敢坐，还敢坐汽车！你不懂，难道县医院都不懂吗？肋骨断了还敢坐汽车，怪不得你的肋骨刚长住又分离开来了。”
大夫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说：“刚断了的骨头茬茬是涩的，容易长。再次断了，骨头茬茬就成了光的，碰到一块儿就像上了油，很滑溜，很不容易长，特别像你这么年纪大的人！”
我们冒着鹅毛大雪，从西安带回两家医院的拍片诊断证明，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大，急需住院治疗。一个肥胖的大夫接待了我，我拿出资料，说：“我大的肋骨到底是断了，还是没有断？”
大夫翻看着西安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狡黠地一笑，语气婉转地说：“你都把结论下了，还叫我们说什么呢？”
“那就叫病人住院吧！”
“要住院，当然可以。你把钱拿来，没钱咋住院呢？”
“钱有呢！你开住院手续，我交费去！” 我很自信地说。那些大夫知道几次西安折腾，我们手头一定是“天花板上挂棋盘——一个子儿也没有。”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今天搀扶着大刚走出汽车站，姜银娃就将五百元送来了。他说任奉明在县上开会，罗英眼睛里含着泪水，把叔在县医院的遭遇，动情地说了一遍，支书把话带回去，宋岭村脆弱的神经颤抖了。他说：“叔的血案牵动着全村人的心。老队长曹福兴一家一家地凑份子，有八十元的，有十元的，也有两元的。曹福兴因为集资医疗费，而被任澍怀一伙人揶揄为地下队长。老队长凑合的钱根本就没有动，我大叫我妈锁在柜里，说等你回来，给大家一一退回去。这些钱，是我大用起义部队长官送给他的银子兑换的。为了凑合钱，宋天命连他心爱的羊皮袄都卖了，他说：‘为了生产队，任诚信连身体都搭进去了，我一件羊皮袄，又算得了什么呢？’后来，还是我大把他的皮袄赎回来了。”
高大夫打断了我的回忆，说：“不是钱的问题！”
“那又是什么问题呢？”
高大夫说：“你大这病，已经四五十天啦！骨折没有啥，你带些药回去！”
我没有作声。
高大夫说：“没问题，说你回去，就是没有问题！”
我说：“没问题，这话你说过多少遍了？当你们驱赶病人出院的时候，当病人喊叫疼痛的时候，你说没有问题；当病人带回泾阳县医院拍片证明骨折的时候，你喊叫没有问题，没有骨折；当病人第一次带回西安三个大医院骨折诊断证明的时候，你依然喊叫没有问题，没有骨折；当病人现在带回西安两家医院的拍片证明骨折，你虽然不得不承认骨折，但是你依然说没有问题。围绕着断与未断，你们成精捣怪，揣着明白倒糊涂。”
高大夫说：“他不需要住院，就是这话，不需要住院！”
我气愤地喊道：“他肋骨断了，不需要住院，却需要不停地颠跑！难道你的权力就是残害人的生命吗？”
高大夫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挖苦人的苦笑，说：“你再说，医院还是住不上。这是我的权利，你管不上！”
“我只问你一句话，这是人民医院，还是你家私人诊所？你只不过是一个医生而已，怎么把人民医院占为己有呢？怎么把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视为儿戏呢？你是不是犯了渎职罪？”
一个戴眼镜的大夫说：“你有啥不满，到别的地方说去。咱这儿是看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好一个不讲理的地方！既然是看病的地方，那我大骨折为啥不看？为啥逼迫病人三番五次地颠跑呢？”
戴眼镜的大夫说：“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你大没有骨折！”
我把跌打丸摔到桌子上，大声喊道：“既然没有骨折，你为什么要给病人开跌打丸呢？”
“我们现在承认骨折！” 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骨折，但依然拒绝父亲住院，任凭我们苦苦哀求，好话说尽. 也办不了入院手续。
这一天，我发现“黑霜”诡异地尾随着我们。晚上回到旅社，我又看见“黑霜”的身影一闪而过。
呼啦一声，门被人用力推开，吹进来一股凛冽的寒风，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张长宽像一个凶神恶煞的魔鬼似的，冲着屋里嚷道：“诚信，你咋赖在这里不走呢？诚信，你走！”
大睡在热炕上，一听到张长宽的叫嚷声，就不声不响地挣扎着爬下热炕，他的脸色那么苍白，连一点血色都没有。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有气无力地拿起药包，凄凉地说：“你真狠！走，芊芊！咱……走啊！”
我看见大说话的时候，流出了眼泪。
张长宽怒吼着：“走，诚信！快走，这里不能住！”
当我看见在门外偷眼观看的“黑霜”，就明白了这是他县长姑父幕后作俑的结果。我就再也按捺不住了，我热血沸腾，从床上跳起来像疯了一样，我要呼，我要喊！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绝不能让这熏天的权势得逞。我不畏强暴！我要给这狂徒当头棒喝，说：“你把话说清楚，是谁派你来的？我大住不上医院了，连旅馆也住不上啦？”
张长宽说：“我不跟你说，我跟诚信说呢。诚信，你走，你快走！”
“你不跟我说，我偏要跟你说！我问你：天黑了，下着大雪，你安心让我们住在雪地里不成？”
“你问谁呢？你下来把我吃了！”
“你有枪哪，你把我毙了吧！”
“我认得任诚信，认不得你是老几？扑着喝恶水去呀？”
“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是你逼我大出院，又是你把我们赶出旅社，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走不走，与你什么相干？你像狼一样凶狠，你是谁派来的？走！咱们到县委去，你必须交代是谁派你来的！”
“我不和你说，我和诚信说呢，我压根儿就认不清你这个坏蛋呢！”
“我是坏蛋，那么，你是什么？你是好蛋？咱们到县委评理去，看看我这个坏蛋有多么坏，你这个好蛋有多么好！”
“诚信，那你走！”张长宽说完话，就慌忙溜走了。
我们被赶出了旅馆，寒风凛冽，一场鸡娃子雪好大。到处都是冰一样的凉意。冒着刺骨的风雪，我们离开了县城，凤凰河的流水，结成了半尺厚的冰层，人都可以放心地在冰上行走了，而路上的雪和水，冻结成冰。踩上去，雪窝埋住了鞋面；踩不稳，就要摔跤。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挦绵扯絮随风洒，仿佛是坟墓前一群拼命哭泣的白衣孝子。路上的雪与水，结成一层冰。三十里风雪路，上高坡下深沟，摸爬滚打，拼死挣扎。父子三人回到家里，天已经大亮了。大就此躺下，断骨发炎，七天七夜，几乎没有吃，也没有喝，口干舌燥，胆虚神怯，恶寒身倦，要不是地段医院抢救，早就一命呜呼。大住院期间，吕社长还给任奉明捎话说：“今后，诚信看病要公社批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