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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成凤一直认定那场火灾是岳母不保佑我们家所致，心里对此怨念颇深。直到后来牛国松悔婚，她心里才稍稍平衡了些。
牛国松寒假回家，正月初一去大姨姐家拜年时，拒绝接受表姐给他扎的鞋垫。开学不久，他便给大姨夫写了封信，信中提到“婚姻法”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禁止结婚，他和表姐恰好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仅国家不允许他们结婚，而且婚后生育的子女很可能会出现智障或残疾问题。
大姨夫收到信后，委托媒人将信转交给牛姨夫，脸色阴沉地对媒人说：“这是国松自己要毁婚的哈。”
二姨姐听闻信中的内容，气得大骂：“送这狗日的读书，都读到牛屁眼里去了，知道什么‘婚姻法’了！”她揉着胸口，气冲冲地进屋躺下，连晚饭都没吃。
成凤听说此事后，似乎忘了自家房子刚被烧毁的糟心事，竟有些幸灾乐祸地说：“我就说独鸡不叫，独子不孝，哼，你看如何？这不是应验了？翅膀还没长硬呢，就不听爹妈话了。二姐这下可心疼坏了，损失了递书子、装香那些衣服、肉食是一方面，她亲上加亲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碎了，这才是最让她难受的。”
因为这悔婚一事，姨夫两家一度形同陌路，直到牛国松工作后主动上门拜望，两家人才重新往来。
老三传来牛国松在校获得全省大学生征文一等奖的消息，这又让成凤心里泛起一阵不快，忍不住唠叨自家几个儿子读书不争气。可当她得知获奖文章题目是《我的两个母亲》时，又撇了撇嘴，略带高兴地说：“家丑不可外扬，他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抱子儿’。国松这书，读倒转去了。”
我对牛国松的这些事倒不太在意，自从房子被烧后，我心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没有一天不在琢磨着怎么把房子重新建起来。
盛夏时节，我们三家都有了建新房的打算。
我们计划买下枫林坝的集体粮仓，整体搬迁过来，像以前那样，与偏厦连接，建成三通间的正房。
老大也和本生产队商量好了，准备购买队里的粮仓，改造后居住。
老二媳妇的娘家能支援一些木料，他们打算在寨子后面的半山腰，挖出一块地基建房。
购买枫林坝粮仓这个主意是牛姨夫出的，他赶虎坪场时，偶然从枫林坝队长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可等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些波折。
原本已经和队长谈好了价格，包括房架、木板、瓦片在内，一共一千三百八十元，这价格也是生产队召开群众会议定下来的。
第二天，队长却带信来说，有人愿意出一千四百八十元，生产队的群众已不同意之前的价格。这价格比原来要多卖将近一千斤大米。
我们得知后，回信表示愿意出一千五百八十元。
虽说这事儿让人心里不太痛快，但成凤却觉得，比起重新去买木料、砍木料、把木料抬回家，再请木匠重新建房，这价钱其实差不多。但新木料不好买，也没法在一个地方集中砍伐，还得耗费大量人工去搬运。就算多数抬工可以请人帮忙，可吃人三餐还人一席，得用做石工的去还人情，那就太吃亏了。就算不考虑这些，砍木料的时候还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新木料湿气重，以后也容易开裂变形。
对方听到我们还价后，竟把价格抬高到了一千六百八十元。牛姨夫对我说：“算了，别买了，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过这房子本身的价值。何况搬迁这仓库也得花大量人工，不如买木料新建划算。”
他分析说，对方这么做，可能是当年承包做虎坪场中学窗门的时候，他出价低，抢了那人的生意，现在是在报复我们。那人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建有四列三通间的木房，根本不缺房子住，他买去也是闲置，除了浪费钱，没别的用处。再说，那人家里也没那么多闲钱，估计还得借，甚至借利息钱。
队长接到我们的回信后，去催那人交钱，可那人却推脱说暂时拿不出定金。队长限定他半个月内交一百元定金，否则就把房子另卖他人。
半个月过去了，生产队四处联系买家，最终都没有人出价超过一千三百元。这时，队长又带信来，说愿意按那人第一次出的一千四百八十元卖给我们家。牛姨夫却说：“对于柱头多数是松木的仓库来说，一千三百八十元才是正价。既然别人不愿意出这个价，我们不妨赌一把，少出一百元，超过一千二百八十元就不要了。”
他给我们打气说：“有钱人家不缺房，缺房要建的，肯定会选比这个仓库柱头更粗壮的，材质不是柏木就是杉树，木板也是。没钱的人家，哪有那么多粮食来买房子？去年田土下放到户，虽说大家有点余粮，但谁敢冒险违背‘饱存饥粮’的古训？万一政策又变回集体，怕又要为吃饭发愁了。”
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等了一个月，队长终于带信来说，寨上的人同意按一千二百八十元把仓库卖给我们。
我自己有五百多元，在亲友处借了两百元，又在信用社贷了五百元，这才凑齐钱前往枫林坝签订协议。协议写完，按了手印，大家喝完酒、吃完饭，队长这才说实话：“大家都想多分点钱，巴不得有人把价格往上抬。可没人出价的时候，又怕房子没人管，日晒雨淋烂了，最后只能当柴分。大家骂着那个抬价的人，还赌气说不再卖给你们家。可问了之前想买房子的人，最高也就出到一千二百八十元，还得赊欠四五百块。大家怕房子拆走后，欠款难追，都说赊三不如现二，只好同意卖给你们家。”
牛姨夫仔细地把柱头、木板的位置标注好，以便日后复原。
在古家寨的亲戚和石家寨族人的帮助下，前两天，大家从房顶到楼梯到地面，连成一串，先退下房顶的瓦片，接着拆除挂瓦条，卸下檩条。第三、四天，拆除房中楼板、板壁。最后两天，用绳子把檩条斜撑着捆在每列柱头的上部，卸下房内连接排列间的楼梁，先后放倒四扇排列并拆散。
早饭和晌午饭，由孩子舅妈和两个姨妈借用枫林坝队长家的锅碗瓢盆来做，晚饭则由成凤和两个伯妈在家准备。帮忙的人，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女的背着瓦片，男的扛着挂瓦条、木板，或者抬着檩条、柱头，回石家寨吃晚饭。
柱头、楼梁、檩条全部抬回家了，原地基上还剩下部分木板和瓦片。木板主要由我和三个大点的儿子来扛，瓦片主要由我和三儿石同义来挑运。
不管是扛还是挑，每次往回走，汗水都会把衣服湿透。路程虽说只有十三里，但从枫林坝出来后，上坡下坎特别多。尤其是五里路后，要下坡到羊落坨，然后再上坡。下坡有四五百步，路特别难走，俗话说“上坡脚杆软，下坡脚杆闪”。上到虎跳崖那一千多步，更是让人累得咬紧牙关，汗流浃背，中途都得歇一回，趴在岩缝前喝两口水。
全部搬运结束后，按照牛姨夫的指挥，师傅们根据住房的尺寸对木料进行了调整。在亲友们的帮忙下，房子终于立了起来。众人接力往房顶传送瓦片的时候，将瓦片堆放在堂屋中间房顶的老三，脚下的挂瓦条突然断开，从上面重重地坠落下来，摔在地上，半天都没出声，过了一会儿才呻吟起来，接着捂住腰部，哎哟妈呀地喊痛。我和老二赶紧把他抬到偏厦的床上，喊来土医生查看。土医生说，勒骨断了三根。医生去山上采来草药，锤细后用破布给他包上。老三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下地行走，半年后才能干重活。
房子完工了，堂屋和两边的正房都已全部装修好。南边依然有两通间，只是最边上那通间，除了房顶盖了瓦，下面空荡荡的，四面通风。待以后有钱了，再装上天楼、地楼、晒壁、隔壁和后壁。
老二石同仁的建房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可老大石同忠的住房却出了变故。
老大把购买的生产队粮仓放倒，换下个别腐朽的柱头和板枋，准备改建为住房。牛姨夫带着众人完成了所有工序，我们这些干辅助活的，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可就在准备竖起排列的时候，邻居老太太突然跳出来，说这房子必须往里面移动四尺，理由是建仓库之前，这里的道路有一丈宽，建仓库占了四尺，那时候是集体，现在土地已经划归各家，这路占的是她家老屋的地基。
事实上，要移动四尺根本不可能。要是那样的话，最北边一头的板壁就会抵到墙坎，房檐也会伸进坎上人家的屋檐下。这不仅会阻挡人家在屋檐下行走，下雨时屋檐水还会冲刷人家的板壁，对方肯定不会答应。
女婿得知后，跑到青龙公社主任那里，告了邻居老太太一状。主任说：“这事儿简单，仓库原来怎么占的，现在就怎么占嘛。”可第三天，主任通过文书转告我们说，“寨子上的人大多要从这条路上进出，路窄了怎么走？特别是打谷子的时候，大家都要扛着挞斗进出，不方便。”听说邻居家在青龙街上请主任喝了摊子酒。
女婿带着我，花三元钱买了一瓶乌江酒厂生产的“回春”窖酒，提着酒去敲开了公社主任的卧室门。主任看了一眼我们放在桌子上的酒，一边洗脸一边问：“你们还是为房子的事儿来的？”
我搓着手，嘿嘿笑着，不知该怎么开口。女婿站在主任侧面，回答说：“我岳父家房子失火后，多亏主任您心善，听我一说，就给各家解决了一百斤大米，两床被子，两件棉衣。我那大舅子石同忠没有房子住，借钱买了生产队的仓库，不放倒改建的话，既不安全也不好住……”
“这个我都听说了。”主任打断了女婿的话。
女婿接着说：“感谢主任关心。仓库北边与人家相邻，只隔一墙，根本没有余地。这边的路有六尺宽，虽说房檐伸出来有三尺，但占天不占地，不影响扛挞斗或者抬东西进出。实际上，南边隔得近的这家，除了这条进出寨子的路，房子边还有一条路，两条路中间，还隔着一堵不到三尺高的石墙。”
主任把洗脸帕搭在洗脸架上，插话说：“这里我之前下队去过几次，知道。”
女婿继续说：“要是按他们的要求，这边还要退进去四尺的话，房子根本就立不起来了。不说欠了一屁股债，时间一长，这些木料都要被淋坏。”
“能不能把开间缩小些？”主任问道。
女婿回答：“主任，那样的话，就得按比例缩小开间，也就是说，全部椽子、檩条和大梁、部分地脚枋都得重新锯掉，这样工程量就大多了，花费也会增加。再说，这五柱四瓜的仓库，进深本来就短，开间本来就窄，再缩小的话，开间就更窄了。另外，建成的时间也会变长，我们已经借别人房子住了两个冬天，不说住得拥挤，人家也不愿意，这家开年正月间要接孙媳妇，得腾房。”
主任又看了一眼“回春”酒，从条桌上扯开烟盒，给青龙坝大队长写了张便条：石同忠改建的房子，只得使用原仓库所占地基，不得占用之外的路面。
主任把纸条交给我后，疑惑地问：“据我所知，你们两家往日无冤，昔日无仇，他们怎么就为难你们呢？”
我嘿嘿笑着，不好意思回答。女婿说：“从某种方面说，这事儿有点家丑外扬了。”女婿把我父亲的婚事简略讲了一遍，“我岳祖父之前接的那门亲，是这家女人的亲堂妹，还是她做的媒。岳祖父和我岳祖母私奔后，她可能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我们把便条交给大队长后，大队长到现场，对着众人大声宣读了纸条上的内容。从他进场到离开，那家女人一直站在房内窗前，竖着耳朵听。
第二天一早，开始竖房子排列的时候，那家女人就站在路边等着。中间两排先竖起来，用横梁、檩条、板枋连接好，接着竖起北面那列，连接好檩条、板枋后，准备竖南面路边这列时，那女人和她丈夫站在排列的中柱和肩柱上，骂骂咧咧地不准竖。他们声称，这地基，包括走道，都是他们家的祖业。
二伯爹气愤地说：“祖业？你家种的好几丘田土都是我家的，你要不要还回来？”
大伯爹接着说：“这是生产队的粮仓，你家的祖业，找共产党要去！”说完，对众人喊了一声：“起！”
古家寨和老大媳妇娘家来的女子和男子，分别过去四五人，一边劝说那女人和男人，一边推搡着他们离开，二人也顺势回了家。
次年夏天，老二家的房子也建成了。不过他家房子在寨后一百多米高的山上，路面崎岖不平，弯道又急又陡，雨后特别难走，稍不注意就会跌倒，滚得一身泥。房前没有院坝，只有石砌的阶檐坎，离下面的路最高处有一丈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