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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已经隐约消失在了夏天的蝉声里，很多人都说三岁记老死，而我三四岁的记忆却很模糊。
农村的月亮又大又圆，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就已经升到天边，常会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夜空总是挂满耀眼的繁星。偶尔会有一股流星划过寂静的夜空，打破这纯粹的天籁。
那几天，母亲回了娘家，有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让外祖母陪着连夜赶回婆家。
虽然外祖母家不是很远，不到五里地，但让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走这么长一段山路还是很费劲，紧走慢赶，她们走到家门口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这边祖父他们都已经睡熟了。祖父母一共有七个儿女，大姑社花是老二，二姑秋花是老三，二叔根平是老四，三姑荞花是老五，三叔国平是老六，小姑葡萄是老七。父亲是长子，也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
父亲十二岁才开始上学，在这之前一直给家里干活，祖父不太愿意他去上学，如果走了，家里很多活就没人干了，何况家里也没有供他上学的物质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急切地想读书认字，看着同龄人一个个都去学堂，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边在山上放牛，一边痛苦地思索着，后来他找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又乐于助人的长辈，让他帮忙去和祖父说情，祖父这才勉强同意让他去上学。
父亲是在甘沟上的中学，上中学要住校，父亲一个礼拜回一次家，一方面是回家拿点口粮，但主要还是回来帮家里干农活。在那种半农半学的状态下，能坚持读完高中很不容易，最痛苦的是上学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家里没有存粮，只能挨饿。
父亲一星期的口粮是七块高粱面饼子，一斤玉米面，几个土豆和一坛子浆水。饼子只有手掌那么大，薄薄的一层。每次去学校，祖母都往书包里装七个干饼子，书包是祖母用浆洗的十分干净的蓝色硬布长衫缝制的，上面打了几朵梨花形状的补丁。
学校离家近二十里河川路，在去学校的路上，两三个饼子就下肚了，在去学校之前，父亲经常都不在家吃饭。
父亲的同桌是个瘸腿女生，她家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要比其他人好很多，父母都是基层干部，她来学校带的都是小麦白面和白面馒头。她的学习不怎么样，老师布置的作业通常都完不成，需要借鉴一下父亲的作业，交换条件就是她偷偷塞一块饼子或半个馒头到父亲的桌框里面。
父亲的高考成绩离大学最低分数线差了三分，上不了大学，很遗憾地告别了学生时代，只能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
高中毕业后，父亲想去参军，每一个好男儿都有一个军人梦，都怀着满腔热血，立志精忠报国。祖父却坚决反对，父亲最后偷偷地走了，结果还是被祖父发现，父亲走到梁上的时候，被祖父追上骂回家去了。
祖父认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姑娘结婚成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毕竟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很多农村人的思想都是根深蒂固的古板迂腐，他们认为传宗接代才是头等大事，古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普通的农村家庭都要拼命地生男孩，生的越多越好，男孩多了既能多干活，又不会受别人的欺负。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安稳本分的农民。
如果父亲当时真的去参了军或者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农村的十万大山，可能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这大概是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那时候二叔三叔他们还没有分家，大姑二姑都已经出嫁，只有三姑和小姑年龄较小，还没有出阁。
大姑和二姑比父亲结婚早几年，大姑家的大表哥大我八岁，二姑家的表哥大我六岁。农村普遍就是这种情况，女儿老早就嫁出去了，上门提亲的媒人能把门槛踩烂。而儿子娶媳妇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家境贫寒、老实本分的人家。当时祖父一家人算下来也有十几口子，算是大家庭，而且还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这个时候，母亲不忍心敲门去吵醒一大家子人，就挺着大肚子轻手轻脚走到麦场的草垛旁边去休息，打算天亮了再到家里去。结果一会儿我就出生了，天还是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破晓的征兆，天空只有几颗稀稀落落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
我的出生似乎有点任性，有点滑稽，在这种艰苦岁月里，一个小孩的出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每家都有那么三四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那个年代的孩子并不是稀罕物。
那时候，农村的女人都在自己家里生孩子，从不知道去医院，当然也没有条件去医院，最多找一个村里有经验的接生婆。
有些女人在厨房烧火做饭的功夫孩子就出生了，有些女人在地里割麦或者锄草的时候孩子就出生了，甚至有些女人纳一双鞋垫的功夫就把孩子生下了。那时她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农活和家务，一直到孩子出生的前几天还在地里干活，坐月子的时间也不过三五天。
深秋的凌晨凉嗖嗖的，草垛外面已经落了一层薄霜，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厚被子，很多人家也都开始烧火炕了。
祖父是村里的会计，算盘打得又快又精。那时的会计不需要懂多少金融学和统计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只要认识几个字，会打算盘、会算账就可以。祖父没有上过学，但他也认识不少字，都是自己平时一个一个积累下的。和他一起的同龄人基本上都没有上过学，一个村里也就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
祖父家里十几口人，吃饭的人多，种的地自然也多，母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
在我一岁的时候，小姑还没出嫁，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把我交给小姑照看。到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分家了，二叔三叔他们也都成了家，那个老院子里面的几间老土坯房已经挤不下这么多人了。所以，祖父只能给三个儿子分家，准确的说是把父亲和二叔分出去，祖父祖母他们留在了三叔跟前，跟着三叔过日子。
我们家分了两袋子玉米面粉，几根白杨木椽条，一棵还在野外生长的大柳树，还有十几亩薄田。
当时庄子下面的小沟里面长着四棵大柳树，那是祖父年轻的时候栽种的，已经长了十多年，做椽子绰绰有余，但当檩子还有点单薄。我们和二叔家各分了一棵，剩下的两棵分给了三叔。
祖父说等他百年以后，那棵柳树给他做棺木用。那时候，很多老人的棺材都是叫村里的木匠来家里现做，大多数材料都是柳木或者白杨木，村里最多的就是柳树和白杨。一个十几口的大家庭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分了，那棵大柳树祖父最终还是没用上，祖父的棺木是上好的松木打造的。那几棵大柳树现在还在那个小沟里迎风招展。
农村就是这样，兄弟多了，各自成家以后都要分家。老人一般都会留在最小的儿子跟前，我的祖父母也一样，在我三叔跟前，他们还是住在老院子，虽然显得宽敞了许多，可依旧还是那么贫穷。
过了几年，三叔他们也搬了新家，搬到了我们庄子旁边，以前那个老院子在村子北面最低处的悬崖边上，光线阴暗，道路也很窄小。新庄挪在了我们村南头最高处，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可以登高远眺，一览全村。我们的庄院坐落在全村最高处，刚开始只有我们一家人，过了两年，又来了两户人家，做了我们的邻居。又过了两年，三叔搬来了，三叔家算是我们这里的第四家人。
在父亲分家三年以后，曾祖母去世了，曾祖母八十四岁的高龄，绝对能算老寿星。她是在曾祖父去世二十年以后离开人世的，曾祖母离世的时候，我已经五岁，还给她披麻戴孝，摔盆挂幡。
那一年，我们家特别不顺，先是我感冒了高烧不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高效感冒药。村里只有一个年龄很大的跛脚医生，只有一些最普通、最寻常的中药成分很大的感冒药。但我们基本上不会去他那里买药或者看病，因为家里穷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感冒以后我们基本上都是硬扛着，靠自身的免疫力痊愈。到实在高烧不退或者咳嗽严重而扛不住的时候，母亲才会去跛脚医生那里取一点药，大多数时候都是赊点药。
这年的后半年，母亲因为一点土地纠纷，和我们族里的一个堂叔吵架，甚至还大打出手，女人和男人打架本来就处于弱势，母亲自然不敌，吃了大亏。
这次打架事件过去不久，一个下雨的黑夜，我们家麦场里的大草垛无缘无故起火了，火势冲天，高过院墙时家里人才发现。幸亏邻居们及时帮忙，加上是下雨天，火势蔓延得不是很快，最后终于把火扑灭，但还是损失惨重，大半个草垛都被烧成灰烬。
祖父是姊妹五人里面的长子，曾祖母的一切后事都由他主持操办，当然所有的花销是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平摊的。祖父兄弟三人分家的时候，曾祖母分给了三祖父，她是跟着三祖父三祖母一起生活的，去世的时候也在三祖父家。
曾祖母去世之前，她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大女儿早在四年前已经病逝。可怜的曾祖母至死都还惦记着她的女儿，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姑祖母病逝的时候年仅五十七岁，那个时候我刚满一岁。
时光无情地流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只有在梦里才能追忆当年的黄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