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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国松与父母商议，打算卖掉那栋摇摇欲坠的老木房。
这木房建于民国初年，最初由牛姨夫的父亲和伯父两家合住。后来两家儿子成家，人口增多，兄弟俩便商量着共建了一栋新房。新房落成后，伯父一家搬了进去，老屋就归了牛姨夫的父亲。牛姨夫抱养国松后，陆续买来木料，对原本用木板和竹块围拦的房屋进行了装修。
房子历经沧桑，如今晒壁那面的柱头上布满了虫蛀的小孔，常有蜂子和蚂蚁进进出出。特别是柱脚部分，腐朽严重，阶檐坎那排柱脚，有三根都锯掉了两尺来高的半边，再用新木料补上。
牛国松劝父母卖房，给出了诸多理由。他说，两个妹妹都已出嫁，祖父祖母也已离世，老屋如今就只供父母居住。可房子朽坏之处越来越多，整体框架向右倾斜，堂屋的中柱都得用一根木棒斜着支撑，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若要拆除老屋改建砖房，没有七八万下不来。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他们百年后给谁住。自从打工潮兴起，半山不少村寨的木屋在风雨中飘摇，因无人居住，一些已经坍塌在荒草丛中。人们都在快速向城镇聚集，交通不便的地方，空壳村已开始出现。牛家寨的下一代，大多不会再在这里居住了。现在不卖，以后更难找到买家。
拆除老屋建新屋实在没必要。他在城里建的三楼一底的砖房，父母可以去住一层。父母的生活费，粮食可以自己种，他每个月再给五百元，加上父母存款的利息，生活肯定够用。
最后这个理由，让父母有些心动。牛国松说，自己在县城工作，父母老了若有个病痛，他不方便照看，以后去世了葬在老家，也不便祭祀，孙辈更不会愿意跑这么远来烧纸。要是在县城边的山上买块墓地，父母百年之后安葬在那里，孙辈还能顺便烧几张纸。
最终，牛国松以一万三千元的价格，把老屋卖给了伯父的两个孙子。他和他们商定，在对方还没拆除老屋之前，让父母在城里和乡下两边住着，慢慢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牛国松请岳父去县城翻上云岩关的山头，在荒草丛中寻得一块墓地，花了两千元买下。他把卖房剩下的一万一千元，连同父母卖猪、卖烤烟、卖粮食存在他那儿的三万多元，一起借给别人做生意，月息一分或两分，比银行利息高不少。
我们见证牛国松签订房屋出售协议不久，又应堂侄石同安之邀，去他家作为证人，参与他两个儿子调换土地一事。分家时，我们也是证人。
前年，堂侄的小儿子石富强，结婚没多久就提出分家。石富强的两个姐姐，比大哥石富贵出生得早，都已远嫁他乡，比石富贵小两岁的妹妹石富萍也已成家。
堂哥把房产和田土分成三份，他和妻子一份，两个儿子各一份。
田土并非按实际面积划分，而是依据常年产量来换算田土面积。所谓常年产量，指的是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下，田中能收获多少挑谷子，土中能掰多少挑苞谷。通常的标准是，田以水稻五挑（干谷子约五百斤）为一亩，土以苞谷三挑（约合三百斤）为一亩。田土贫瘠或水源条件差的，粮食单产低，实际面积就多些；反之，实际面积就少些。解放初土改时是这么算的，改革开放初土地承包到户时，也是按这个标准承包的，大家都觉得这样才公平合理。
青龙坝的田土，总体而言，西边白虎山那边的耕种条件要好些。也就是说，同样产量的田土，在对门东边青龙山这边的实际面积就要多些。石同安夫妻俩的田土，大多分在西山脚下的寨子前，原因是他们年纪大了，日后耕种起来方便。分给小儿子的田土，在西山这边也稍多一些，理由是等老了要挨着小儿子住。
分家时议定，堂侄由小儿子负责生养死葬，堂侄媳则由大儿子石富贵照料，因为母亲比父亲年长五岁，可能先离世。实际上，堂哥还是想多帮衬下小儿子，毕竟父亲下地干活比母亲更得力。
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分家后，堂哥夫妻对刚成家的小儿子格外关照，不仅帮忙干农活，还帮着照看双胞胎孙女。
妯娌之间却常常闹矛盾，时不时指桑骂槐。为避免矛盾激化，大儿子石富贵打算到对门山脚公路边建房。他请我岳父端罗盘，寻觅吉宅，最后选中了弟弟石富强在青龙山脚下的自留地。石富贵提出用寨子边自己的自留地与石富强调换，石富强同意了。
石富贵准备用自己打工和养牛羊攒下的钱，在公路边修建一层砖房。堂哥提议把大儿子现住的木房价折给小儿子，石富贵也同意了，最终建成了一楼一底、每层三通间的砖房。
为了耕种方便，石同安和小儿子把青龙山脚的多数田土，与大儿子进行了调换。弟弟担心哥哥日后反悔，便请了包括我在内的族亲和村干部，写下了调换协议。
四年前，组长堂弟找到在乌江县政府办当主任的石家寨人，提议把公路从青龙山这边，接到石家寨。他说这样大家拉煤、买肥料就不用再肩挑背驮，石主任以后坐车回家，也能直接开到家门口，不用担心车子停在对门公路边被人划伤或扎破轮胎。
石主任担心田土涉及各家各户，调整起来困难，公路修到人家地头，人家不同意就麻烦。
堂弟拍着胸脯保证，本组的人没问题，其他组的路段沿着青龙沟走，占田不多，也就两亩多土。要么用本组的地换，要么出钱买。用土换田的，公余粮由本组分担，这些都基本达成意向了。
对于石主任担心的劳力问题，堂弟说，在家的人投工投劳，自己装卸材料，石料就用打砂场剩下的废料，只需给师傅们些油钱就行。
石主任联系了帮扶青龙坝村的单位，运来了搭桥所需的钢材和水泥。运来的水泥较多，石主任传话说，除了砌坎用的，剩下的可以卖掉，用来支付运废石料的油钱。
为防材料被盗，堂弟叫上我和老三等人，把钢材扛回他家存放。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会，颇为得意地讲述了找石主任帮忙的经过，要求大家出劳力。按人头算，除了出嫁的，不论男女老少，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外打工，每人先按十个工日计算。可以由在家的人多做抵工日，也可按本地小工的工资标准，折价出钱请人做。
有人站起来反对：“修桥筑路本是国家的事，应该让帮扶单位找交通局出钱来修。”
有人附和，觉得这话在理。
这人刚坐下，又有人站起来质疑：“找水泥钢材的人，恐怕不止得这些哟，多出来的卖后放进私人腰包了也不一定。”
有人接话道：“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呢，又没发票又没证人，哪个知道他得了多少？”
还有人说：“把我们当傻子呢。修这路到底谁享福？还不是那些有小车开回来的人。有本事，他自己包出去修！”
这场群众会不欢而散。没想到，十天后的一个夜晚，一场狂风骤雨把盖在公路边水泥上的塑料布吹到了田角，所有水泥都被湿透了。
石主任听说后，恼怒地说：“我一年能回去几次？父母在的时候去得多些，他们都六七十岁了，谁知道哪天就没了。父母不在了，我最多过年、清明去趟坟山。这些年我回去，车停在对门公路边，也没被人划伤过、扎过轮胎，就算有，也是单位修，又不花我的钱！”
被淋湿的水泥，凝固成一大堆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物块。钢材被组长放在房侧屋檐下，三年过去，早已锈迹斑斑。
堂弟年前再次召开群众会，商议修建进寨公路的事。他说：“我问过乡里，这三年也托人到交通局打听了，人家的主要任务是修县到乡的公路。那些从乡到村原本没公路的，也都是像我们这样，靠群众投工投劳。
“我去找已经升任副县长的石主任，他说现在财政部门有个民办公助的项目，材料和设备由国家负责，劳动力由群众出，技术力量由乡政府组织，最后修成水泥硬化路。”
堂弟接着说：“我儿子问过寨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家里没劳力的，都愿意出钱请人干，不然买了摩托都骑不进屋。”
秋收后，按照石副县长的建议，我们调整好土地，把进寨公路的雏形拉了出来。随后，上面施工的机器和技术人员进场。不到三个月，这条将近两公里长的公路，就从对面山脚延伸过来，穿越寨前，一直修到了我家门前那丘田的田埂边。
没想到，最先享受到这条进寨公路便利的，竟是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