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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冷，古成凤前往青龙沟边割猪草。不慎脚下一滑，跌进水沟边，打湿了半身衣服。她想多割些猪草，又坚持着直至背篼装满才匆匆往家赶。
回到家，成凤赶忙换了衣服鞋袜，可到晚上，老毛病还是犯了。一整夜，咳喘声未曾停歇。第二天，她去村医那里拿了些药片，吃了两天，病情毫无好转。无奈之下，喊村医上门打了两天针，依旧不见缓解。后来又输液两天，她却愈发虚弱，蜷缩在床上，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说话时，也只能喘上几口气，才能勉强说出一句，仿佛刚爬完漫长的山坡，或是跑了很远的路。
我焦急地搓着双手，问老三石同义：“你妈妈这病情，到底该咋办呢？”
老三皱着眉头，神色凝重地说：“妈妈这病情严重得很，赶紧打电话叫老六石同信回来吧，让他们见上一面。”
我和老三匆匆赶到堂弟家打电话。老六在电话那头听说后，急切地说：“马上把妈妈送到县医院医治，我立刻请假回来！”
老三犹豫了一下，劝道：“妈妈这病拖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去医院也不一定能治好，别到最后人财两空啊……”
两个小时后，120急救车稳稳地停在了房前的田坎边。从车上下来的，除了医护人员，还有女儿石同孝。石同孝解释：“是老六打电话给我，让我叫120，还让我带路，说我方便些，能一起到医院帮忙照顾。”
抵达医院，成凤被安排住进了呼吸内科。医生看了看病情，略带责备地说：“你们这些家属啊，病人都病成这样了才送来！”一番检查后，成凤的鼻孔戴上了氧气管，护士也迅速绑贴上了监测仪器。
护士催促着去交钱，成凤艰难地用右手指了指内衣口袋，声音微弱地说：“里面有五百……”
女儿从成凤身上掏出那五百元钱，护士却告知：“最少得交一千。”
女儿赶忙摸出自己身上的钱，将百元、五十元的钞票数了数说：“我这里有六百。”
护士接着提醒：“你们恐怕还得再凑几千块钱。这一千块钱，马上要做检查，一趟CT、B超、化验下来，再加上输液，估计剩不了多少。”
老三说：“我有国松的电话，我到外面店里打电话，让他先借两千，再通知老六把钱汇到姐姐的卡上，到时候取出来还国松。”
我无奈之下，默许了老三的提议。半小时后，国松匆匆赶到病房。他询问了成凤的病情，面露难色地说：“家里实在没有现钱，明天上班后我到单位去借两千块来。”
我心里暗自思忖，他家现金没有两千元，存折上难道也没有吗？他估计是怕媳妇不同意借钱，亲戚之间也不好开口去借。他说借公款，无非是想让我们早点还，不得不还。
国松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递到我手里，关切地说：“拿去给三姑买点吃的。”
我推辞着说不用，可他还是坚持把钱放进我口袋，转身出了门。
液体输得很慢，每天都要持续十二小时以上。我和女儿轮流坐在成凤床前照料。运气还算不错，门口边病床上的病人家在城里，病情较轻，上午来输液，下午三四点输完就回家了。晚上，我和女儿困了，便流睡在那张床上睡上几个小时。老三在走廊空出的病床上睡。
第三天上午，老三说：“我在这里也帮不上忙，家里的猪和牛，媳妇一个人忙不过来。”
晚上，老五和老六赶到医院。老六一到，便急忙拿出三千元现金，交到了医院收费室。
第四天，女儿说家里也需要她照顾，这里有老五、老六帮忙，她便先回去了。
成凤的病情愈发严重。刚入院时，还能取下仪器扶她去上厕所，可从入院第三天开始，她一下床就滑倒在地。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更换被尿液打湿的裤子和床单，随后买来成人尿不湿给她穿上。
第六天，医生神情严肃地告知：“病人患这病的时间太长了，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建议转到重症监护室。”
老六赶忙询问费用，医生回答：“每天大概一千左右。”
老五接着问：“有把握治好吗？”
医生无奈地摇头：“她年纪大了，患病多年，除了肺气肿，还有支气管炎、扩张型心肌病。在普通病房，随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或急性心力衰竭。即便转到重症监护室，甚至去遵义、重庆那些大医院，也没人敢打包票，只能尽力而为。”
老五石同礼说：“那我们商量一下。”
说是商量，其实主要是老五和老六在讨论，他们的话似乎也是说给我听的，但最终也拿不定主意。成凤清醒过来虚弱地说：“我要回去……”
我也叹了口气，说：“算了吧，都七十多岁的人了，生死有命。这样拖下去，还怕死在外面。”
次日，我们决定停药。老六去办理出院结账手续，回来时，他抖了抖手中的票据和现金说：“交进去七千元，用了六千九百二十三元。还好，今年刚开始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交的那十块钱没白交，报销后退回了三千三百五十四元。”
老五疑惑地问：“不是说在县医院报销百分之六十，中医院报销百分之六十五，乡卫生所报销百分之七十吗？”
老六解释：“我刚才问了，有很多药不在报销范围内。”
老五有些气愤：“不能报销他们还开？”
我叹了口气说：“之前医生就说了，有些药治病必须用，但不在报销目录里。”
老六打了好几个熟人的电话，大家都怕成凤死在车上，不愿意帮忙运送。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花钱找急救车，将成凤和我们送回石家寨。
老六提议：“这医药费，五弟兄每家摊六百五。在医院期间买尿不湿、洗脸帕、脸盆、卫生纸、吃饭这些钱，谁花的谁负责，就不摊了。”
老六去老大石同忠家沟通，回来时一脸怒气，愤愤地说：“我去喊大哥，大哥问我来干啥。我还没把妈妈住院的事说完，大哥就鼓着眼睛质问：‘是谁把她弄去住院的？我还要找他说清楚呢。人说长兄如父，不说经不经过当大哥的同意，起码也要告知一声吧！住这么多天的院，有谁吱一声？既然眼里没我这个大哥，就别来找我谈与她有关的事！’”
老六等大哥发完牢骚，硬着头皮说起这次医治的账目，以及五兄弟每家应摊的数额。大嫂一听，立刻接过话茬：“弄去医院没问过我们，分房子也没我们份，该我们的都被卡下了。”她指着大哥说，“他不是她儿子，他没爹也没有妈，谁是她的心肝宝贝，谁就负责她的生养死葬！”
女儿来探望成凤，听说医药费分摊出现矛盾后，大方地说：“我垫的那六百元不用还了。”
成凤的病情持续恶化，临近年关时，离开了我们。
失去了女主人的家，年夜饭由老三家提供。大家围坐在停放成凤遗体的堂屋大方桌前，过了一个沉闷寡言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