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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靠撕布请裁缝来家做，每人每年国家供应布票仅仅只能做一套单衣服，要想做一套棉衣那是根本就不够的。以至于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样一句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好在那时候每家每户子女都多，小孩子的衣服一般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实在穿得不能再穿了，就让它转岗，能做小孩子尿布的做尿布，不能做尿布的就用来做抹布，反正是不会让它浪费的。
小时候我和弟妹们最喜欢过年，因为不到过年出门串亲戚，很少有机会能穿新衣服。即便出门穿了新衣服，一回家也会被扒下来，美其名曰“怕弄脏喽”。只有过年，我们才可以穿上奶奶纺的棉布做成的衣服，到处显摆好多日子。那个高兴劲不亚于今天的人买彩票中了五百万。
正因为这样，种棉花、纺棉花（其实是纺棉线）织布就应运而生，农民们就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上棉花。姑娘出嫁、儿子结婚的人家更是如此，几乎都种些棉花，用自己家的棉花给儿女做结婚的棉被放心。
相对于其它农事而言，种棉花很费事很劳累。阳春三月就得耕地，施加底肥，耙平。播种时得在热辣辣地太阳下，一个坑儿一个坑儿地点种，站着凿洞、弯腰放籽、蹲下填土。每种一粒，就得重复一次这样的动作。一天下来，腰酸背疼。出了苗后，啥时间苗，啥时掐尖儿，啥时打杈儿，讲究儿可多了。种一季棉花，所有的棉花棵子不知要倒腾多少遍：先给棉花“脱裤子”，将棉花棵下边冒出的乱芽子扒拉干净；然后“抠耳朵眼儿”，把枝杈间新冒出的小芽抠掉；再就是掰掉“疯杈”,这种“疯杈”跟结桃的枝子模样差不太多，可就是光长棵子不结棉桃，却耗费大量的水分、养分。不过，“疯杈”不大好分辨,万一掰错了，这棵棉花就长成高高大大的疯秧子，只能当柴火烧，不到秋天就得拔掉……可以说每一朵漂亮的棉花里，都蕴含着滴滴汗水。
只有采摘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这种辛苦的回报。一个个棉桃绽放开来，吐出美丽的白絮，采摘的人便像是坐在白云朵里似的。
我现在还常常想起这样的场景：清澈的天空里，白云飘飘，广阔的田野上，一朵云飘落下来。我妈站在棉花地里，被这朵云包围着。
采摘晾干后，得请弹棉花的师傅把棉花棉籽轧出来，把棉花弹好。
那时候的弹棉花工匠走街串巷，生意应接不暇，在外行人的眼里，弹棉花是个很有趣的事情，而这些工具也挺有特色。
一把专门弹棉花用的弓，根据个人的习惯可长可短，用榔头敲击弓弦，来沾取棉花，把棉花拼成方形。人们听到的弹棉花的标志性声响就是它发出来的。
弹棉花的时候，师傅背起弹弓，微微躬着身子，膝盖稍微弯曲，左手扶住弹弓，右手握住弓锤，拨动着牛筋弦，发出“铮嗡”地声响，随着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最后把一堆棉花压成一条整整齐齐地被褥。
絮棉被时，我妈坐在苇席上，棉花摊在身边。然后，把棉花铺平，一层层絮下来，满席都是白白的棉花了。她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都沾上了棉花毛，变成了圣诞老人。
我小时候睡觉很不老实，用奶奶的话，那是“连跟头带把式”，被里常被蹬踹得支离破碎的。
为了延长被子的使用年限，出太阳的时候，妈妈把被面拆开来，洗干净后用面浆（类似糨子，但稀很多）“浆”一下。
相对于价格不菲的被里、被面来说，用来调制面浆的面粉还是不成问题的。上浆前要做好清洗和预缩水，刷浆用具倒没什么讲究，只要能把面浆均匀地涂抹到布料上，用得顺手就行。
大多的时候，妈妈是用高粱苗儿（去掉壳的高粱穗儿）粘着面浆从当中开始均匀地往外涂抹上浆。这样处理，布料不容易起皱，即使有起皱的地方，也能顺手拉平，容易整理。
整个布料全部涂抹好后，按照经纬线的方向均匀地刷几道，直到整张布料被面浆完全浸透后，才挂在晾衣绳（通常是两端固定好的一根铁丝）上晒干。
布料晒干后，妈妈端着清水，用嘴喷湿后，把布料折叠成方形，放在平平整整的锤布石上，用棒槌反复捶砸敲打，多余的面浆被砸落下来，硬挺的布料变得柔软。经过浆洗和捶打的布料不仅结实，而且铺盖起来也很舒服。
被子缝好后，睡在被窝里，可以闻到淡淡的麦香，还有暖烘烘地太阳味道。被阳光包围着，睡觉总是特别香甜。
几天后，被窝就又硬又凉，每次都得打着哆嗦钻进去，好长时间才能暖和过来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