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二蛋子并不小气,说起来我们还是“尿尿和泥儿、放屁崩坑”的发小儿。
70年,我俩同一年出生在一条街上,他长我几个月,大部分童年时光是我大多是我们一起度过的:一起爬树上房、拍四角、粘蚂蛉、斗蛐蛐......
按奶奶的说法,我们俩家是父一辈子一辈地交情,我小时候经常在他家吃好吃的,全然不顾他们一家啃稖子面饼子喝玉米渣粥。他从小就让着我,使我彻底成为他的跟屁虫。
由于家庭都不富裕,我们这些孩子的口袋里几乎没有过零花钱,即使在过年的时候,能得到几块压岁钱,也都会被父母以各种名义收缴回去,到达口兜比脸干净的境地。能有块儿糖吃也是一种奢求,也往往得到逢年过节才能实现。
二蛋子的块儿糖总是留给我吃,但后来却由于我的“软弱”宣布终结了,他不想再理我了。
这还得从看电影说起。尽管影片很少,内容也很单一,大多是“三战两队”,《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几部来回放。
乡里四邻、茅屋相依、鸡犬相闻,哪个村子放电影,我们都能知道,继而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黑边白底儿的银幕刚挂上,人们便寻迹赶来,近处的带着凳子坐在前排,远处的人站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干脆爬到树上、墙头上,观看向往已久的节目。
那时的孩子有个通病——欺生。经常欺负外村来看电影的孩子,好像来看电影的外村孩子是仇敌一般,而孩子们大多是成群结队的,人家不吃这一套,电影场外发生一场全武行,来一场“戏外戏”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也不会耽误看电影。
电影对我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地影响,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形象让我们无限崇拜,至今仍能娓娓道来。那时我们总期盼着自己也能成为战争中的英雄。
所以,我们的游戏也跟打仗有关,经常利用树木、房屋、墙做掩护,还原电影里“伏击战”,“阻击战”等战斗场面,用石头瓦块对砸,进行战争对抗。战场上土坷垃小石子乱飞,即使被开瓢儿也毫不退却。但由于我们年龄小,一磕碰爱哭,所以那些大孩子无一例外,都不愿意带我们玩。
不带就不带,我们也不甘寂寞,变模仿电影里的情节,自寻乐趣。
学校门口有两棵大榆树,其中有一棵是歪脖树。从这棵树上,可以隐藏到墙上。
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和二蛋子在学校进行伏击战,正愁没有靶子四处寻找着。
“有情况,听我命令,准备战斗。”
他一提示,我才看见几个人一边聊着天,一边从远处走来。随着众人越来越近,我发现来人是校长和教务主任等几个老师,应该是来学校办事的。
没等我提醒他,他便发动了攻势:“打。”
随着他一声大喝,一个包着土的纸包急速而下,“嘭”一下落到中间那个人的头上。
可怜这伙衣着鲜亮的人们,在尘土弥漫中,顷刻间就变成了土人儿。
趁乱之际,他纵身跳下墙去,一溜烟跑了。而手里同样举着炸药包的我,一下傻在了墙头上。
“这是谁家的孩子?”镇定下来的人们开始搜寻“袭击”他们的敌人。其实,人家电影里打伏击时候,参与者分开隐蔽,这样可以互相掩护,不容易被发现。
可我们却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两个人藏在了一起。结果他成功跳墙逃脱。而已吓傻的我,却被发现并一举擒获,成了“俘虏”。
被尘土染成土黄色的教务主任,一把揪住我的脖领子:“刚才那个土包是不是你扔的?”
“不是我,是二蛋子扔的。扔完他就跳墙跑了。”我早被他们的阵势吓坏了,没等皮鞭子沾凉水和老虎凳伺候,就赶紧坦白,供出了“战友”。说完,趁他们不注意,我一下挣脱出来,掉头就跑。
这场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打得很成功,可接下来的一幕也毫无悬念,我虽没说出大名,但小名在村中更易于查找,敌人们按照我的供述,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奔袭二蛋子家拿人。
二蛋子被俘后,一个人扛下全部后果。随之而来的,是他爸的大巴掌与他屁股合奏了很长一段带有“啊啊”配音的优美‘旋律’。
你说,二蛋子还会愿意理我这个禁不住“革命考验”的“大叛徒”吗?